万俊人：政治认同的厚与薄——序余露《认同的政治哲学透视》 | 天涯·作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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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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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按

学者万俊人借为余露《认同的政治哲学透视》作序之机，展开一场关乎认同的深度思辨。文章区分“薄的政治认同”与“厚的政治认同”：前者建基于公共理性、基本制度与重叠共识，是多元社会维系秩序的底线；后者植根绵延的文化传统、集体记忆与文明底蕴，承载共同体最深沉的精神联结。二者相辅相成，构成理解现代政治生活的重要维度。

今日，我们推送万俊人《政治认同的厚与薄》全文，期待与读者一同思索，在差异无可避免的多元世界，该如何寻找彼此能够共享的根基。

政治认同的厚与薄

——序余露《认同的政治哲学透视》

万俊人

只要稍加留意最近发生的时事日常，便不难发现一种值得认真关注的现象：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不仅发生了诸多重大意外事件，而且几乎面对其中任何一件大事，甚或日常小事，人们的感受、倾向、认知、判断和立场常常会呈现巨大的差异和争议，直接引发相互见异的判断、见解、情态、心态，乃至行动冲突。“大”者如时事新闻和互联网信息，“小”者如私人手机微信和“朋友圈”。事件意外，由意外事件所引发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争执冲撞也让人意外。在此，我所谓的“意外”，意思近似于“不合常规”“超乎预期”，甚或“不可理喻”之类。这种“意外”现象以前似乎并不多见，仅从常识性直觉来看，也显得有些超乎预料的严重。诸如，“非典”“COVID-19”一类未可预期的全球性大灾难；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日凌晨发起的“阿克萨洪水”袭击及其所引发的具有毁灭性特征的又一次以巴战争；今年2月28日正式爆发且仍未终结的美以伊战争；还有，特朗普两次竞选美国总统及其所带来的美国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系列重大畸变，特朗普总统亲自发动的全球贸易关税大战及其所带来的激烈且不断反复的国内国际反应，美国通过特别军事行动绑架（进而以国内司法来审判）委内瑞拉在任总统而实施的对委内瑞拉的强行打压乃至资源抢夺；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盟友暨北约盟友，尤其是针对加拿大、丹麦格陵兰岛公然打出“收服性”（征服性）口号的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的系统性霸凌；即便是曾经的美国“MAGA”（政治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英文缩写）派，面对特朗普发动的美、以对伊朗的“重大军事行动”也产生了内部分歧和对立；一如美国最高法院对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全球贸易关税大战的“非法”之定性裁决；如此等等。这些见解、情感倾向、态度，乃至立场的差异和对峙不仅涉及国际，也牵动国内；不只存在于不同政治派别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同一政治派别内部的不同群体甚至是不同个体之间；不单限于大到全球小到某个特殊社群的公共性团体间的差异与争执，也导致诸如“微信群”“朋友圈”甚至家庭和夫妻、兄弟、姐妹、老朋友之间等各种各样的非公共性群体或伙伴关系的日常紧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显然，在我们这个信息传播异常发达、信息交流异常“充分”“广博”的信息社会，人们对于某一事件或者某个人——更不用说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的感觉、情态、认知、判断和行动倾向都会不尽相同，有时还会相互对立和冲突，即便是持有相似甚或相同的感觉、情态、认知、判断和行动倾向，也可能是基于不尽相同的理由、意图或目的而产生差异和抵牾。由此引出的一个现代公共性问题是：在文化多元性和信息传播/交流充分化的现代社会里，人们能否就某事或某人形成某种程度的共识或者认同？若能，又该如何达成这种共识或者认同？其所可能达成的共识或认同又是在怎样的程度上达成的？其所达成的又是怎样的共识或认同？若否，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人们难以达成共识或认同？能否消除那些妨碍人们达成共识或认同的障碍？如何消除之？凡此种种，无疑都是耐人寻味并值得追问的，谁让我们是一种会思考、爱思考且有情感和意愿的灵性生物呢！

首先必须申明，我是在一种日常话语的意义上使用“共识”（consensus）和“认同”（identity/identification）的。从哲学层面上看，“共识”与“认同”并非两个完全相同的概念，前者一般是指人们对某一事物或人事所持有的相同或近似的见识或者观念，具有认知结果或结论的归结属性；而后者则指人们对某一事物或人事所持有的历经特定时空而始终未改的认知立场和价值判断，不仅具有认知结论的同一性属性，还蕴含价值判断和价值承诺行为趋同的实践（行动）同一性属性，或者说，后者在多数语境中更偏向于长期保持的价值趋同之实践承诺。用帕菲特的话来说，就是人们能够持续保持的同一价值承诺，比如说，某人在历经多年的生活风雨之后仍然能够确信自己“还是那个曾经的我”。有鉴于此，我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将主要采用“认同”这一概念，只在某些特殊语境中使用诸如“共识”或“同意”一类的术语。

顺便说明一下，西方哲学话语中的“认同”有时也被翻译成“同一性”，比如，人们所熟知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哲学命题。还比如，在大多数分析哲学家和元伦理学家的理论分析表述中，也大多如此。但如上所述，“认同”的概念属性更多地偏于价值判断和实践（行动/行为）取向，蕴含特定行动主体（agent/agency）的始终如一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而“同一性”概念显然更偏于认知或认识论属性，更多地指向两种或诸种事物或问题之间的概念同一性。所以我个人更偏向于将英语中的“identity”翻译成“认同”。认同不仅有诸多类型，也有诸多层级，而且即使同一层级或同一类型的认同中，也有诸多向度或理解/解释方式。很少有人怀疑，在人类诸多认同类型和层级中，政治认同大概是最为复杂且严肃的。也许正是基于这一考量，余露博士选择以罗尔斯、查尔斯·泰勒等人的政治哲学为案例，确定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透视”认同问题，表现出应有的学术谨慎和选题机智。

显然，政治认同虽不及文化认同那般“深厚”和复杂，也不及价值认同那般“纯粹”和“内在”，却有着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所没有的“严肃性”和“现实感”。文化认同涵括从日常风俗礼仪到宗教信仰诸多层次，是一种文化中人对特定文化传统的坚定信念和志愿承诺，且天然具有其长远的历史语境或历史背景，需要经过长期在特定文化传统中自我涵养或文化教养（教化，拉丁文为“paidien”）方可逐渐养成，且一俟定型便终生罕有改变。价值（观）认同隶属于广义的文化认同，但特指社会文化个体对某一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尤其是其“核心价值观念系统”的选择、服膺和持久忠诚，更具个体精神内在或品性内化的特质，因而也较为“纯粹”和执着，近乎文化认同中的信仰认同。政治认同虽然也具有包括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在内的几乎所有类型的认同之一般特征，但同其他类型或层级的认同相比，政治认同具有其独特的“严肃性”和“现实感”。所谓政治认同，是指作为公民个体对国家根本政治理念、基本政治制度（罗尔斯有时也谓之“社会基本结构”，包括国家“宪法根本”、国家之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政府治理之政策系统的政治认可、服膺和承诺。政治认同关乎公民个体的公民资格、基本权利和义务（罗尔斯有时也将之统称为公民的“基本善”），所以具有其政治严肃性。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公民资格或国民资格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缺失公民资格或国民资格，任何个体都无法在现实生活中生存，“野人”或“山野之人”只能算作例外情形；“放逐”或“剥夺政治权利”则是公民资格之政治严肃性的明证。更何况公民资格是确保公民个体基本人权的政治前提，没有公民资格或国民资格便无法获取并确保公民个体的基本权利。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公民的政治认同具有直接的社会现实性和政治严肃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全体国民的政治认同是完全相同的，公民个体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也有其层次或程度的差异。他们对国家政治的基本理念和诸如宪法层面的根本政治制度的政治认同是相似或相同的，但不同的公民个体对于具体的政府及其治理方式，某些基本政策和行政操作，甚至是对特定的政府领导或领导集团的政治认可却可能出现诸多差异，以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情况。比如，欧美国家的总统（首相/总理）选举、国会选举中所呈现的党派争议和选票差异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这也是现代民主社会一般都保留公民“非暴力违抗”［civil （nonviolent） disobedience］之基本政治权利的重要理由或依据。事实上，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代议制本身也是为了适应这一政治现实要求而设计的。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是，政治认同本身也由于诸种原因而出现相互见异的分歧局面，这也清楚地提醒我们，政治认同也有厚薄之分。以时下较为普遍、较具接受性的温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观——即由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和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性”或“商谈式理性主义”观点来看，基于民主社会之普遍规则和基本制度体系所达成的政治共识属于“薄的”（thin）政治认同范畴；而基于民主社会之政治文化和民族-国家之历史暨政治文化传统所达成的政治共识则属于“厚的”（thick）政治认同。按照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思路解释，“薄的”政治认同仅限于自由民主国家的基本制度及其建构所基于的基本政治原则（规则），是社会“公共理性”的产物和结晶。罗尔斯曾经明确指出，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到现代政治哲学的根本宗旨，都是寻求人类社会的政治正义，而在他的“政治自由主义”建构中，政治正义不是一种政治的“真理”，毋宁说是一种基于“理性多元论”前提考量下的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和基本正义制度的实践建构。因为现代政治哲学所面临的基本事实前提是，面对一种文化多样性和理性多元论的政治现实，也就是多种完备性宗教学说、政治学说和哲学学说的“理性多元论”现实，寻求一种能够为此一政治现实所能见纳并具有普遍实践可能的基础性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体系，俾使现代民主社会能够实现基本秩序稳定并能长治久安之根本政治目标。在罗尔斯看来，文化多样性和理性多元论并非现代民主政治的灾难或不幸，恰恰相反，它们是“持久的自由制度下人类理性活动的自然结果”，甚至是自由民主得以持久维持和繁荣的内在动因或积极元素。（参见《政治自由主义》一书，特别是其“导论”部分，下同。）然则，也正因为如此，任何合乎理性的政治哲学都不应该贪求更多超越基本政治原则或规则和基本政治制度体系之外的更深厚的政治认同理想。以我个人的理解来看，政治认同最好止于一般原则或规则的现实可能，搁置或放弃政治文化和历史的终极理想。前者可以通过多元政治理性（理由）之间的“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而寻求可普遍化的，甚至是可通过实践操作来达成的“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后者却因诸种完备性宗教学说或非宗教学说的终极真理执着而必定导致无法达成任何普遍有效且持久稳定的政治共识，更遑论达成任何意义上的政治认同了。

余露显然深谙政治认同的“厚”“薄”之分，故而从一开始便将认同问题置于系统而周全的思考框架之内，再用她所选取的政治哲学显微镜去做多向度多层级的仔细“透视”。让我感到些微意外的是，她选择从“多元现代性”而非比如说罗尔斯的“理性多元论”或者人们通常习惯的“文化多元论”入手，首先省察了现代人经历“自我”的“现代大脱嵌”后寻求“自我认同”的本体论与价值学意味：人们常常将现代个人的大“脱嵌”（disengagement）——即现代个体从各种形式的（尤其是宗教的和封建政治的）共同体中解脱出来并获得独立、自由、平等的“自我身份”（self-hood or status as a self）——视之为现代性最伟大的革命性成果之一，但余露同时接受了诸如查尔斯·泰勒等现代性反思派的批判性观点，认为这一“成果”同时也构成了任何现代性哲学——尤其是现代性政治哲学和伦理学——需要重新建构现代个人自我认同的理论负担。因此，她从“自我认同”进至“政治认同”，再至“政治正义认同”，最后通过分疏“政治认同”的“对象维度”与“身份维度”，揭示并阐释罗尔斯意义上的“作为自由而平等”之现代公民的“自由文化认同”与“集体能动性认同”，最后确立其“二维四相”——即：以“对象维度”解答“认同什么”，以“身份认同”解答“谁的认同”之“二维”；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之为“对象维度”上的“显性制度共识”和“隐性价值共识”，同个体政治“身份认同”维度上的“平等的公民身份”和“多元文化身份”共同构成的政治认同之“四相”——的政治认同理论框架。以我对政治认同之“厚”“薄”两分的初步理解，余露本人其实已然充分意识到了政治认同的“厚”“薄”两面：上述“四相”中的“隐性价值共识”和“多元文化身份”表征其“厚”，而“显性制度共识”和“平等的公民身份”则表征其“薄”。从“政治认同”到“政治正义认同”所遵循的显然是罗尔斯谨守原则认同和制度认同的底线思路，因为罗尔斯确信，基于“重叠共识”而寻求“公共理性”之“政治正义认同”不仅可能，而且也是“现实主义的”（realistic，一译“实在论的”）而非“形而上学的”（metaphysical）；而“自由文化认同”和“集体能动性认同”则让人联想到查尔斯·泰勒等人的“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一译“社群主义”）之思维理路。值得关注和肯定的是，余露对“政治认同”之“厚”“薄”的分疏并不是简单地依附于泰勒与罗尔斯两者之间的区分，而是敏锐地认识到二者虽各有偏重，其实是相互“重叠”甚至可以相辅相成。此外，虽然余露对政治认同的探究侧重于政治哲学的视野，却大胆地延伸到整个现代性语境，这不仅为政治认同的讨论打开了历史哲学的镜面，使其能够料理诸如文化多元和历史多维之类的复杂议题，而且也为这一讨论留下或者毋宁更积极地说是开拓了国际政治哲学的广阔论域。这确乎是很难得、很值得关注的。

明辨政治认同的“厚”与“薄”当然十分重要，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分辨所必然衍生或蕴含的政治认同本身的实践意味：倘若确如现代绝大多数自由派政治哲学所期待的那样，在现代自由民主社会所面临的文化多元论或理性多元论条件下，旨在普遍原则和公共秩序之制度建构的“薄的”政治认同是一种更容易达成的政治认同，那么，缺乏历史、文化和人性“厚度”的政治认同，是否同时也是一种更容易诉诸社会政治实践并行之有效且持久有效的政治认同呢？易言之，一种“薄的”政治认同如何可能实现罗尔斯所期待的“持久有效”，从而确保自由民主社会基于“普遍公平正义”的政治秩序（或曰“稳定性”）能够“长治久安”呢？其实，这一问题正是作为《正义论》（1971年）作者的罗尔斯念兹在兹的，所以该书的第三部分聚焦于个人的道德心理学论证，以求为正义的基本原则建立一个内在、坚实而深厚的道德主体性“基座”。似乎是为了回应诺齐克、哈特、德沃金等人的“道德形而上学”指控，作为《政治自由主义》（1993年）作者的罗尔斯却似乎真的“退却了”：他十分不舍却又相当果敢地根除了一切“形而上学”的牵涉和怀疑，将正义的两个原则定义为纯粹“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并且相信仅仅凭借改铸后的新社会契约理论和公共理性论证，便足以证成并确保自由民主社会对政治原则的普遍认同和实践承诺，无需考虑其他历史文化条件，哪怕是历史上广泛而长期流行的“完备性的”哲学学说、宗教学说和政治伦理学说。实事求是地说，二十世纪后期的西方社会现实确乎一度印证了罗尔斯的这一理论确信，经济全球化浪潮的狂飙突进不仅极大地增强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也给形形色色的“新自由主义”带来前所未有的信心和豪迈。然而，人类社会实践的演进逻辑从来就不是哲学家和思想家单纯凭借其理论建构所能预期或预制的。在这一点上，人们更愿意相信黑格尔所说的，哲学只是密涅瓦河畔的猫头鹰，直到黄昏才会起飞，而不是法国人所高标的“高卢雄鸡”，能够为人类社会的明天“报晓”。哲学——包括且首先是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不只是预言，相反，哲学更多的是且应该是基于人类经验和知识积累的理论抽象和总结。诚然，早期发轫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曾经显示了人文学和哲学作为现代社会革命之先声的思想力量，也让现代法国人有足够的底气将哲学比喻为启蒙运动的来临“报晓”的“高卢雄鸡”，但即便是康德发起的德国哲学启蒙在德国的现代崛起中产生过类似或相同的思想启蒙作用，黑格尔仍然谨慎地将哲学视为“密涅瓦河畔黄昏才会起飞的猫头鹰”，原因就在于，多数时候，多数情况下，哲学并不胜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之“预言家”的职责，毋宁说，哲学的使命更多地体现在其批判性反思人类社会现实、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及人类自身的情态、意愿、观念等方面的精神反思意义上。

以这样的哲学姿态和政治哲学方式来探讨政治认同问题，我们不单要厘清其“厚”“薄”之分，还需要进一步弄清楚其“厚”与“薄”对于现代民主社会所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实际作用和效果。无论是现代政治哲学（史）研究还是人们所熟悉的中外政治事例，似乎都可以证实这样一个基本的政治判断：“薄”的政治认同因其普泛的底线要求——罗尔斯称之为“最低的最大化原则”（min-maximization rule）——更容易达成，但也同时更为脆弱、更容易发生“分歧”和“瓦解”；而“厚”的政治认同则因其深厚的政治文化或“文化政治”之根源性培植——泰勒（或许还有麦金太尔、桑德尔等“共同体主义”或具有“共同体主义”思想倾向的政治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将之视为植根于历史、文化传统和人性观念的多元文化认同——而更难以达成，但一旦形成便具有更为坚韧、更为持久的政治凝聚力和持久性。当美以发动对伊朗的空中大轰炸时，许多已经移居欧洲发达国家的伊朗裔（他们已获得了所在国的国籍）成年人选择返回祖国，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这多少有些类似抗日战争时期的海外华侨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国参战的情形。与之相对，超过60%的美国公民反对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这场战争，所发起的反战游行甚至超过曾经的反“越战”情形。姑且暂不深究这场战争本身的是非曲直，仅仅就美伊两国民众个体对各自国家的态度和行动选择而言，便不难看出其间的差别。当特朗普总统威胁说，要把伊朗“炸回旧石器时代”甚至要消灭伊朗文明的时候，不仅伊朗人以“一个还只有250年历史的国家”想消灭“一个已有6000年历史的文明”而反讽之，而且全世界都为这种“灭绝文明”的叫嚣深感震惊。历史、文化包括宗教文化乃是一个国家建构其政治共同体的文明骨架和精神基座，基于这种文明和文化精神的国家政治认同显然比那些仅仅基于社会契约或原则规范的国家政治认同要来得更深、更厚，也更具坚韧的持久性。这大概也是毋庸置疑的。

顺便说一下，当下，已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和政界人士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大变化：“二战”后所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秩序正受到日益严重的冲击，甚至已面临崩塌。我们眼下所经历的时代和世界正在从“规则（秩序）的时代”转向“权力的时代”，现代人所信奉的“基于理性共识的公共规则”也开始被某些宰制性力量拉回到曾经的“基于强力或权力的丛林规则”，一种装备着超强武力和超强资本的新型社会达尔文主义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这种情形不仅在广大的弱小国家中产生了广泛的“寒蝉效应”，连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大国也开始紧急呼吁建立中等国家联盟，以抗衡超级大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霸凌。这种国际政治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至少会带来两种极为严重的政治挑战：一方面，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治认同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美以狂轰滥炸下的伊朗人民以血肉之躯筑起保卫桥梁、油田和国家能源设施的壮举，证明了当下民族国家的国家政治认同有多么重要；另一方面，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性或国际性政治认同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即便有可能建立某种形式的“薄”的政治认同或罗尔斯式的“重叠共识”，也将会是极为脆弱的。毋庸讳言，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虎豹豺狼与猴羊兔鹿鲜有共识可言，更遑论动物世界的政治认同了。然而，面对这样的境况并不意味着我们谈论政治认同已变得多余，甚或毫无意义。恰恰相反，今天的社会和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认真地对待政治认同问题。这大概是现代市场经济留给我们最值得记取的教诲：稀缺意味着珍贵。不过，这还只是现代市场经济之核心原理的一半，它的另一半是，珍贵意味着价格昂贵，通俗地说，就是代价巨大。但无论如何，都已证明了余露这本书的研究价值，用我们习惯的套话来说，该书的研究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就此而言，我想由衷地对作者说：“祝贺并依旧期待着！”

且为序，尤望焉。

万俊人，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萨特伦理思想研究》《现代西方伦理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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