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冀东革命史》、人民网文史报道《八路军抗战传奇：包森智擒天皇 “表弟” 赤本》、《包森传》、《遵化文史资料・第五辑（冀东抗战专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冀东分卷）》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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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冀东。
日军唐山宪兵队特务机关长、宪兵大佐赤本大尉脱下军装，换上一件中国长衫，摘掉军帽，让一个被俘的八路军战士在前面带路，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冀东山区。
他此行的目标，是活捉令日军上下头疼已久的八路军冀东军分区指挥官包森。
计划在他看来无懈可击——便装掩护身份，被俘战士带路，后方大部队压阵，如同一张撒开的网，专等包森走进来。
然而就在他以为一切尽在掌控的那个夜晚，七个八路军战士从暗处跳出，枪口抵住了他的腰眼。
赤本大尉被俘了。
消息传回日方，电报雪片一样飞向各级指挥部。
日军先调兵进山搜查，无果；再张贴布告，无回应；最后派商人带信入山，亮出了底牌——50挺机枪加数十箱弹药，换一个人。
包森看完信，提笔回了两个条件。
【一】从蒲城穷县走出来的指挥官
陕西蒲城，关中平原东部，渭北旱塬腹地，历史上出过不少名人，但在193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蒲城人的生活都是一个字：穷。
1911年7月，包森出生在蒲城县三合镇义龙赵家村，原名赵宝森，又名赵寒，家中排行第三，上有兄长，下有弟妹，父母靠耕地为生，日子勉强维持温饱。
在那个年代，供一个孩子读书，对这样的家庭来说是真实的负担，但父母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读书的机会，包森没有浪费。
他少年时期最爱读的，是史书里那些行军打仗的章节——如何用少胜多，如何以奇制胜，如何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找到破局的支点。
这些内容，他能反复翻看，每次都能琢磨出新的东西。
这种对战术的天然兴趣，后来贯穿了他整个军事生涯。
1932年，国内形势急剧变化，东北已经沦陷，华北局势日益紧张，各地地下组织的活动也在悄然扩展。
这一年，年仅21岁的包森在陕西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另一条路。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面抗战开始。
包森随部队从延安出发，向华北进发，辗转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多个地方参与了早期的游击作战和根据地建设工作。
这段经历，让他对游击战的基本逻辑有了深入的实战理解——兵力不在多，在于灵活；地盘不在大，在于能打能撤；补给不在足，在于能从敌人手里夺。
1938年6月，包森被调往冀东，率领40余人进入河北兴隆一带，任务是在这片日军占领区内开辟游击根据地。
40余人，在日军的占领体系里，是一个随时可能被一锅端掉的数字。
冀东地区在1938年时，已经被日伪军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占领体系。
据点密布，交通线被严密控制，汉奸线人渗透进村镇，任何异常的人员流动都会很快被察觉和上报。
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支小队伍想站稳脚跟，需要的不仅仅是打仗的能力，还需要对地形的透彻掌握、对当地民情的深度融入，以及对每一次出手时机的精准判断。
包森用了将近一年，把这些都做到了。
从1938年6月到1939年初，包森率队先后对冀东多处日伪据点发动攻击，采用奇袭、奔袭、强攻等多种战术，攻克河桥等十余处敌人据点，累计作战数十次，歼灭日伪军数百人，缴获枪支数百条。
部队规模从最初的40余人扩充到了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武装力量，游击区范围也持续向外扩展。
这些战绩，在冀东范围内，居于各部队之首。
到1939年，"包森"这个名字，在冀东的乡间已经不是秘密。
百姓叫他"包队长"，也叫"包司令"，甚至叫"包团长"——职务叫法不一，但意思是一致的：这个人能打，靠得住，跟着他走，日本人奈何不了。
而在日军那边，包森的名字意味着另一种信号——每次出现，就意味着麻烦。
日军多次调集兵力进行清剿，但每次行动，要么扑空，要么被反打一个措手不及。
冀东的山路和沟壑，在包森手里，成了反复使用的战术资本。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军唐山宪兵队特务机关长赤本大尉开始专门研究包森这个人，研究他的行踪规律、活动区域、队伍构成，试图找到一个能够把他拿下的突破口。
1939年春，这个突破口，他以为找到了。
【二】一场精心设计的猎捕，从开始就走反了
赤本大尉在日军冀东体系里，不是一个普通的军事指挥官。
他长期主持唐山宪兵队的特务工作，手下掌握着一套在冀东各地渗透多年的线人网络，情报来源广泛，对当地地理、人情、各武装力量的活动规律都有相当程度的掌握。
日军在冀东能够多次快速得到各地抗日武装的行踪信息，很大程度上与赤本主持的情报系统有关。
他不是一个鲁莽的人。
但这一次，他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以为线人的情报，能让他掌握所有变量。
1939年春季，日军在冀东展开了一轮规模较大的"扫荡"行动，对各地抗日游击队进行清剿打压。
扫荡结束后，赤本评估局势，认为八路军损耗较大，短期内难以形成有效反击，正是采取行动的时间窗口。
他的计划分两步：第一步，劝降，如果包森愿意谈，就谈；第二步，如果不谈，就想办法活捉。
但这两步都有一个前提——他必须能接触到包森，或者至少能接触到包森身边的人。
线人提供了一条信息：不久前被日军捕获、关押在监狱里的一名八路军战士王振西，是包森手下警卫班的战士，对包森的行踪和活动区域相当熟悉。
赤本立即下令，将王振西从监狱提出来，单独审讯。
王振西被带到赤本面前时，面对的是一个处境极为简单的选择——配合，或者不配合。
但王振西看到的，是另一个层面的东西。
赤本要他带路，就必须让他离开监狱，进入山区。
山区是八路军的地盘，是他熟悉的地形，是他有可能传递消息的地方。
赤本带着便装潜入山区，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暴露。
只要能在关键时刻把消息传出去，这场"带路"就能反过来变成一个套。
王振西答应了赤本的要求，表现出配合的姿态。
随后几天，在赤本的安排下，一行人开始向冀东山区方向行进。
王振西走在前面，赤本和翻译跟在后面，后方大部队压阵，彼此保持着一段距离。
到达十里铺附近时，王振西开口，向赤本指出了两个问题：人太多，目标太大，包森一旦看见动静，早就跑没影了；
其次，赤本和翻译的穿着还是太像军人，如果提前暴露身份，计划就全部落空。
这两点，赤本听进去了。
他让人找来礼帽和大褂，自己和翻译换上便装，大部队继续在后方两三里处跟进，前队只剩赤本、翻译和几名便衣人员，由王振西带着继续向前走。
这个决定，彻底打破了赤本自以为的安全边际。
军衔不见了，制服不见了，近身护卫不见了，与后方大部队之间隔了两三里的距离——在山路地形下，这段距离足以隔断任何形式的及时增援。
与此同时，王振西已经想办法，通过沿途接触的可靠人员，把赤本一行的行踪和大致到达时间传了出去。
1939年4月25日夜，包森部手枪班侦察员马兰田、五大队队长年焕兴、战士贾振远及另外数名战士，共七人，奉包森命令，提前抵达遵化县张家坟一带，隐蔽于村中，等待目标出现。
王振西把赤本一行带进了这片区域。
贾振远、年焕兴和马兰田从坝台上跳下，枪口顶住两人腰部，厉声喝令不许动。
赤本伸手去摸腰间手枪，动作还没完成，衣服已经被战士撕开，武器当场缴械。
翻译随即交代了被俘者的身份——日军唐山宪兵队特务机关长、宪兵大佐赤本大尉，即外界所称的"天皇的表弟"。
整个抓捕过程，从接触到制服，没有超过几分钟。
七个人，在一个夜晚，活捉了日军在冀东情报体系的核心人物。
【三】日方的应对：从强硬到妥协，再到碰壁
赤本被俘的消息，以极快的速度在日军各级指挥系统里传开。
唐山宪兵队第一时间上报，随后消息层层传递，很快抵达华北日军高层，并进一步向上蔓延。
日方内部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远超一般战场上的伤亡事件——赤本不只是一个军事指挥官，他是整个冀东情报网络的核心，他手里掌握着大量线人的真实身份和情报渠道。
如果他在被俘期间交代了任何信息，后果难以估量。
日方的第一反应，是调兵。
大批日伪军迅速向冀东山区集结，展开拉网式搜查。
步兵封锁各条山道出入口，骑兵在宽阔地带巡逻，伪军被分派到各村镇进行排查，试图通过人海战术锁定包森部的藏匿位置。
这场搜查，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毫无结果。
包森的队伍在冀东山区扎根将近一年，对地形的熟悉程度远超日伪军。
山路、沟谷、隐蔽点的选择，已经成为日常作战的基本功。
每当日军大规模集结行动，消息往往在集结阶段就已经被侦察人员掌握，队伍提前转移，日军每次进山，面对的都是空村子和沉默的山道。
武力这条路走不通，日方开始另谋他法。
首先是张贴布告。
日军在冀东各处的公开布告栏上，贴出了一份《致八路军包司令官》，措辞客气，语气温和，请求释放赤本，并暗示双方可以就此事进行协商。
布告贴出之后，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日方随即转向另一个渠道。
他们找来遵化城里的几名商人，以强迫手段让这些人充当中间人，进山送信。
信封上写着"面呈包长官"，信的内容，是日方的正式谈判条件：以50挺机枪加数十箱弹药，换回赤本大尉。
50挺机枪，在1939年的冀东战场上，是一个相当具体的战略级数字。
彼时冀东八路军的武器装备极度匮乏。
战士们手中的枪，大量是从日伪军处缴获的各种型号杂牌武器，配件短缺，维修困难。
子弹更是珍贵，每一次战斗前都要仔细计算弹药消耗，绝不允许浪费。
50挺机枪加数十箱弹药，如果能到手，足以在短期内大幅提升整支部队的火力配置，影响多场战斗的走向。
日方显然做过分析，知道在物资层面，这个数字有一定的说服力。
信件辗转送进山里，经侦察员马兰田从侯家寨取回，交到了包森手中。
包森把信看完，没有叫人来开会，没有把各级指挥员招来讨论，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犹豫或者权衡的迹象。他让马兰田回侯家寨，把他的回复带给等在那里的日方信使。
这封回信，没有客套，没有铺垫，只有两句话。
而当日方使者打开这封信，将目光落在那两行文字上时，现场所有人的神情，在那一刻同时凝固，谁也没有先开口。
包森的回复，用最少的字，说清楚了最完整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