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请知悉。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985年11月14日下午三点四十分，第二棉纺厂职工医院的产科走廊。
走廊里有一股消毒水的气味，混着暖气烤焦棉絮的味道，从走廊最深处一直漫到门口。我在那条走廊里站了四个小时，背靠着刷了白石灰的墙，两条腿早就麻了，却没有挪动半步。
护士出来了三次。
头两次是问我孕妇的姓名和年龄，第三次出来的是一个姓吴的护士长，四十来岁，头发盘得很紧，走路带风，她走到我跟前，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信封，递到我手里。
她说："她让我转交给你，说让你先看完，再进去。"
我接过来。信封是用浆糊封死的，封口压得很实，能看出来是反复抹了好几遍。
我用大拇指沿着封口一点一点往开撕，手是抖的，撕到一半，里面掉出来两张纸。
我先看到的是那张印着医院红章的表格。
表格上有一行数字，用红笔标了出来。
我盯着那个数字，脑子开始往回倒——往回倒了整整八个月。
那个数字指向的日期，是我们婚后的第十七天。
我的手停在半空里，那张纸没有落下去，我也没有抬起头。
01
事情要从1985年的3月说起。
那年我三十三岁，在第二棉纺厂三车间做挡车工，进厂快三年了，月薪六十四块，住厂里的单身宿舍十二号。宿舍是砖混的，冬天漏风，夏天漏雨，窗户的木框发了霉，用报纸糊了又糊，糊完还是透风。
我没什么可抱怨的。父母走得早，我一个人过惯了，漏风就漏风，糊一层报纸凑合着用，日子总是能过的。
那年三月份，厂里开了一场春季生产动员大会，在厂部的大礼堂开的，全厂三个车间的工人都去了，加上厂办的行政人员，乌泱泱坐了快四百号人。
我坐在靠后的位子上，听了大半场，听到一半就开始打盹。
大会散场是傍晚五点多，天还没完全黑，厂区里的路灯刚刚亮起来，昏黄的一圈，照着地上的煤渣和积雪。我从礼堂出来，顺着路往宿舍那边走，走到宿舍楼门口，抬头看见一个人站在那里。
是她。
钟秀芬。
财务室的出纳，外地调来的，听说是从豫东某个县城调过来的，在厂里待了一年多。她长得出挑，脸盘子小，眼睛亮，走路抬着头，整个人有一股和这个厂格格不入的劲儿。
我认识她，但没说过超过十句话。
她站在我宿舍楼的门口，神情很平静，不像是来找人的样子，倒像是在那里等了很久。
我走过去，说："找我？"
她说："找你。进去说。"
我打开宿舍门，她走进来，站在屋子中间，没有坐，打量了一圈，什么都没评价。我把椅子往她那边推了推，她摇摇头，没坐，直接开口说话了。
她说她怀孕了。
她说孩子是吴大宏的。
我听到这个名字，心里沉了一下。吴大宏是厂长，五十多岁，已婚，妻子在市纺织局做干部。他和钟秀芬的事，厂里没有人不知道，但也没有人敢当面说。
她说吴大宏让她把孩子处理掉，她不肯。
她说她需要一个人娶她，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孩子出生有个名字，有个户口，以后有个能站得住脚的地方。
她找的人，是我。
她说完就不说话了。就站在那里，眼睛看着我，不是求我，更像是在等我表态，像是在等一个她已经有把握的答案。
我说不上来当时是什么感受。震惊有一点，但没有特别大。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什么把胸口堵住了，但堵着堵着，又觉得喘得过来气。
我在屋子里站了大概有半分钟。
然后我说了一个字："好。"
自己都没想到。
钟秀芬看了我一眼，没说谢谢，点了点头，转身走了。门带上的声音很轻。
我在那张旧椅子上坐下来，听着走廊里远去的脚步声，脑子里空了很久很久。
02
登记的事办得很快。
钟秀芬是个利落的人，三天之内把所有手续都理清楚了，户口迁移的材料、档案调转的证明，每一份都裁得整整齐齐，用回形针别好，放在一个牛皮纸的文件袋里。登记那天上午，我们骑自行车去了街道办，填表，签字，领了两本红色的结婚证。
领证的时候，办事员是个年轻姑娘，把两本证书推过来，说："领好了，新婚快乐啊。"
我说了声谢谢，钟秀芬没说话，把证书接过来，往包里揣，动作跟领工资条差不多。
婚礼没有摆席。
宿舍楼的管理员帮我们把行李搬到了新分的夫妻宿舍，十六平米，带一扇朝南的窗户，窗台上有人上一任留下的一个破花盆，里面的土早就干透了。
那天下午，我去供销社买了四样凉菜，一碟花生米，一碟咸鸭蛋，一碟凉拌黄瓜，一碟酱猪耳，搬了张小桌子放在屋子中间，算是摆了个喜酒。
来的人不多，是我在三车间的工友，带头来的叫刘显顺，是跟我同一年进厂的，嘴碎，爱热闹，没他不知道的事，也没他不敢说的话。
他来的时候手里提了两瓶厂里自产的苞谷烧，进门就说："建河，我说你行，别人不信，今天我来，就是来替你撑个场子。"
然后他在椅子上坐下去，喝了半杯，话头就转了。
他说："秀芬这肚子，可是有几个月了啊……"
旁边的人跟着笑了起来，笑声不大，但刺耳。
我没说话。
就在这个时候，里屋的帘子动了一下，钟秀芬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碟花生米，走到桌子跟前，把碟子往桌上一放，转身就进去了，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解释。
刘显顺的话卡在半路上，没说完，也没再说下去。
后来那桌酒喝到八点多，几个人散了。
我收拾桌子的时候，想起一件事——吴大宏始终没出现。但过了几天，厂里下了一个通知，给我们调换了一间新的夫妻宿舍，位置在职工楼的三楼，十六平米，带一扇朝南的独立窗户。
我没去谢他，钟秀芬也没提。
03
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要平静。
我们分床睡，我睡靠窗的那张，她睡靠墙的那张，中间是一张旧书桌。
每天早晨我起来的时候，她已经把饭票压在桌角了，两张，一张我的，一张她的，整整齐齐压在那里，从不多一张，也从不少一张。
她不跟我多说话，我也不主动找话题，两个人就这么客客气气地撑着，像两条平行线，住在同一个屋子里，却好像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厂里的议论是免不了的。
我上班的时候，背后有人说话，有时候声音压得很低，有时候根本没压，就那么让我听见。刘显顺有一次当着我的面说："建河，你说你这是图什么，给厂长擦屁股，图什么呢？"
我没答他。
我不知道怎么答，也不想答。
就在那段时间里，厂里办了一个庆功宴，是三车间超额完成了季度生产任务，厂部批了三箱苞谷烧下来，摆在车间的仓库里，下班以后让工人们自己去领。那天晚上，我带了两瓶回来，钟秀芬已经做好了饭，两样菜，土豆炖豆角，炒鸡蛋。
我把酒瓶放在桌上，她看了一眼，说："孕妇不能喝。"
我说："我知道，我自己喝。"
我喝了大半瓶，话就多起来了，开始说些没要紧的，说车间的事，说今天哪台机子又卡了，说库房的棉纱压了多少捆。
钟秀芬坐在那里，一只手撑着下巴，听着我说，眼神有点奇怪，不是不耐烦，是另外一种东西，我一时说不清楚。
那一晚上的事，我后来很少主动去想。
第二天早晨，饭票还是压在桌角，整整齐齐，两张。钟秀芬在厨房里煮着粥，背对着我，什么都没说，我也装作什么都没有，吃完饭，骑车去上班。
心里乱了很久。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那一夜的事，会成为后来信封里那张表格上最关键的一个日期。
04
孕期最后两个月，钟秀芬的肚子大起来了，走路慢了，一步一步踩得很稳，扶着门框的次数多了起来。
我开始早起。
不是说好的，就是自然而然地，比她早起来半个钟头，把炉子里的煤球换了，把饭热上，顺带着把地扫一遍。厂医务室每半个月要给孕妇发一次叶酸，我会在下班的路上顺道去取，让她省得跑那一趟。
这些事我做得不声不响，她收着也不声不响。
有一天我去换煤球回来，站在门口换鞋，看见她靠着厨房门框站着，手搭在肚子上，眼睛看着我，欲言又止。
我以为她要说什么，停在那里等了一会儿。
她最终什么都没说，转身进了厨房。
锅里的汤开始咕嘟咕嘟地响。
那个眼神我记了很久，但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后来的某天夜里，我睡到一半，迷迷糊糊听见一点动静，侧过身看了一眼，钟秀芬坐在书桌旁边，台灯开着，她在写什么，写了有一会儿，然后把那张纸叠起来，塞进一个信封，用浆糊把封口压死了，最后把信封推到枕头底下。
我看见了，但没问。
我把眼睛闭上，假装睡着，心里有一块石头，说不清楚是什么，压着，沉着。
1985年11月14日，钟秀芬比预产期提前了三天发动。
下午一点多，她在厨房里站着，忽然扶住灶台，没出声，但脸色变了。我看见了，没多问，去把床底下早就准备好的包拎出来，帮她套上棉袄，锁上门，下楼推了自行车。
她坐在后座上，一只手攥着我的后背。
从职工宿舍到厂医院大概要骑七八分钟，我骑得很稳，不敢快，也不敢慢，地上有薄薄的一层霜，车轱辘压上去发出沙沙的声音。
到了医院门口，护士出来接人，把钟秀芬往产房送，走到门口，护士拦住我： "家属在外面等。"
我就在外面等。
走廊里有消毒水的气味，混着暖气烤焦棉絮的味道，从走廊最深处一直漫到门口。
等了四个小时。
护士出来过两次，头一次问孕妇姓名和年龄，第二次说进展顺利，让我再等等。第三次推开门的是那位姓吴的护士长，走路带风，走到我跟前，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信封。
那是我见过的那个信封。
枕头底下那个。
封口用浆糊压死了，反复抹了好几遍的那种，边缘有一点皱。
吴护士长把信封递到我手里，说："她让我转交给你，说让你先看完，再进去。"
我接过来，手是抖的。
用大拇指沿着封口一点一点往开撕，撕了有半分钟，里面掉出来两张纸。
我先看到的是那张有医院红章的表格，抬头印着"妊娠周期推算记录"，下面有一行数字，用红笔框了出来——是一个受孕日期的推算区间。
我盯着那个区间，脑子开始往回倒。
往回倒了八个月。
八个月前，是1985年3月，我们登记结婚。
那个日期，落在婚后的第十七天。
婚后第十七天的深夜，庆功宴的那一晚，苞谷烧的那一晚。
我的手停在半空里，那张纸没有落下去，我也没有抬起头，就站在那条白石灰的走廊里，久久没有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