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心酸往事,三百名归国女战俘带回上百婴儿,一句追问戳痛无数国人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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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抗美援朝战争史》(军事科学院著)、《朝鲜战争中的中国战俘》、板门店停战协议相关历史档案、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遣返历史文献、《志愿军战俘纪实》(解力夫著)

1953年的夏末秋初,朝鲜半岛上的枪炮声终于渐渐沉寂下来。

7月27日,板门店谈判桌上,一纸停战协议落下了最后一个签名。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内陆,无数个家庭在这一刻悬了三年的心,终于慢慢放了下来。

那三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特殊的三年。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跨越鸭绿江,奔赴那片陌生而寒冷的土地。

他们中的很多人,出发时还不到二十岁,带着懵懂与热血,走进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现代战争之一。炮弹、冰雪、饥饿、伤亡——三年时间里,这些词汇构成了无数中国家庭最深重的恐惧与牵挂。

停战协议签署后,战俘遣返工作随即展开。从1953年8月开始,被关押在朝鲜半岛南部各战俘营中的志愿军战士,陆续踏上了回家的路。

消息传回国内,各地的接收站、车站、码头上,聚集起了无数等待迎接的人群。人们举着红旗,敲锣打鼓,用那个年代所能想到的最隆重的方式,迎接这些从战场上归来的人。

然而,在辽宁境内某处接收站,当一列满载归国战俘的车辆缓缓停下时,迎接的人群却突然陷入了一种奇特的沉默。

从车门里走出来的,是一群女人。

她们面容憔悴,身形消瘦,眼神里藏着一种很难用语言描述的东西——那是经历了漫长等待与煎熬之后,人的眼睛里会呈现出的那种特别的神情,沉静,又像是压着什么。

然而,让所有人怔在原地的,不是这些。

让人群瞬间安静下来的,是这些女人怀里抱着的、背上背着的,那些孩子。

一个,两个,五个,十个……

随着女战俘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下来,那些孩子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有的孩子睁着懵懂的眼睛打量着四周陌生的一切,有的孩子靠在母亲肩头安静地睡着,有的孩子因为陌生环境的刺激开始哭泣,稚嫩的哭声在空气中显得格外清晰。

这上百个孩子,就这样随着三百名归国女战俘,一同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接收现场的人们,没有人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那些准备好的欢迎词,那些举在手里的红旗,在这一刻都变得有些不知所措。

这些孩子是谁的,从哪里来,这些女人在那三年里经历了什么——所有的问题,都在这一刻涌上了人们的心头,却没有一个人开口。

直到后来,在办理接收登记手续的过程中,一名抱着孩子的女战俘,用平静却清晰的声音,说出了那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很久的话。

而这句话,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以各种方式在历史的缝隙中流传下来,成为那段岁月留给后人最沉重的一问题



【一】她们是怎么走上那片战场的

1950年10月19日,夜色深沉,秋风已带了几分凛冽。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入朝部队,在彭德怀的率领下,从辽宁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以及吉林辑安(今集安)三处渡口,秘密渡过鸭绿江,踏上朝鲜半岛的土地。

为了保持隐蔽性,部队选择在夜间行军,白天则藏匿于山地丛林之中,避开美军飞机的侦察。

这是一场在极其仓促的准备条件下展开的战争。

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中国做出出兵决策,只经过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彼时,以美军为主力的"联合国军"已经越过三八线,向朝中边境快速推进,最前沿部队距鸭绿江仅剩不足百公里。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入朝参战时,武器装备、物资储备、后勤体系,都远远未能达到理想状态。

入朝的志愿军战士们,面对的是当时世界上火力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美军拥有大量坦克、重型火炮,以及几乎无处不在的空中支援。

而志愿军方面,很多部队在初期甚至连基本的通讯设备都严重不足,夜间作战时只能依靠军号、哨子和手势传递命令。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志愿军战士们先后发动了五次大规模战役。

第一次战役,从1950年10月25日打到11月5日,志愿军在云山、温井等地给"联合国军"以迎头痛击,歼灭敌军约15000人,将战线从鸭绿江边向南推进了约100公里。

第二次战役,从1950年11月7日打到12月24日,志愿军在长津湖、清川江一线重创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将战线推进至三八线附近,收复了平壤。

这场战役中,志愿军第九兵团在极度严寒的条件下,与美军陆战一师在长津湖展开了极为惨烈的拉锯战,双方均付出了沉重代价。

此后的三四五次战役,战线在三八线附近反复拉锯,战争进入了更为持久的消耗阶段。

在这场战争里,从始至终都有女性的身影。

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女性工作人员,来自多个不同的系统和岗位,承担着各不相同的战场职责。

人数最为集中的,是隶属于各野战医院、兵站医院的卫生系统人员,包括护士、卫生员、护理员、检验员等。

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先后在朝鲜北部建立了数十所野战医院,分散配置于各战线后方。

这些医院直接承接来自前线的伤员,在战事最为激烈的阶段,一所野战医院一天之内接收的伤员可能多达数百人,手术室昼夜不停地运转,女护士们连续工作二三十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手术台搭在山洞里,消毒条件极为有限,药品和绷带随时面临告急,这些女医护人员在这种条件下,支撑着整个前线医疗救护体系的运转。

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的医疗救护体系共救治了数十万名伤病员,这其中,女性医护人员的付出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主要群体,是通信系统的女性工作人员,主要包括报务员、话务员、译电员等。

无线电通信是战场指挥的生命线。

一个报务员必须做到收发电文准确无误,速度快,抗干扰能力强,在炮火声、飞机轰鸣声、各种噪音的干扰下依然能够清晰地辨别莫尔斯电码。这对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心理素质都有极高的要求。

志愿军中的女报务员们,很多是在参军后经过短期集训便直接上岗的。她们的工作地点,往往设在距前线较近的位置,随部队的推进和后撤不断转移。

电台就架在山头上、坑道里,外面炮弹不断落下,她们戴着耳机坐在那里,手指不停地敲击电键,把一份份关键情报和作战指令准确无误地传递出去。

第三个群体,是随军文艺工作者。

志愿军入朝参战后,随军文工团相继跟进,在战斗间隙为部队官兵进行慰问演出。这些文艺战士同样穿越在炮火之间,有时候在一个地方刚演完,转天那个地方就遭到了轰炸,前后相差不过一两天。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女性担任翻译、机要、行政等辅助工作。

这些女性战士的年龄,在当时普遍偏低。

根据相关档案资料的零散记载,志愿军中的女性工作人员,入伍年龄多在十七岁至二十三岁之间,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奔赴朝鲜时,甚至还从未离开过自己出生的省份。

她们的成长轨迹,在那个年代有着相似的底色:出生于战乱年代,在贫困与动荡中度过童年,随后赶上了新中国成立的洪流,以参军报国作为自己人生的第一个重大选择。

她们进入战场的方式,也各有不同。

有的人是随所在部队的整体调动而入朝的,跟着大部队一起过了鸭绿江,并不是个人单独的决定,而是集体命令下的统一行动。

有的人是主动报名参军,在看到抗美援朝的动员令后,毫不犹豫地在名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有的人甚至在家人强烈反对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了自己的选择,把年迈的父母托付给邻居或亲戚,只身踏上北行的列车。

还有的人,是以支援战场医疗工作的名义被抽调进去的,她们原本是地方医院或部队医院的护士、医生,临时被编入野战医疗队,跟随部队开赴前线。

无论是哪一种方式走上战场,她们中没有一个人,在出发的那一刻能够预料到,自己这一去,将会经历什么。

战争从来不是按照计划进行的。

1951年至1953年间,随着战局进入胶着状态,战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难以预测的变数。

在某些特定的战役节点上,部分志愿军的后方医疗队、通信单位、文工团分队遭到了敌军的快速迂回和包围。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男兵还是女兵,一旦弹药耗尽、与主力完全失联,落入敌手便成了无法回避的结局。

就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志愿军女战士,在各自不同的战场情境下,成了战俘。

她们当中,有在野战医院撤退途中被切断退路的护士,有在转移通讯设备时遭遇敌军突袭的报务员,有在前线慰问演出结束后来不及撤离的文艺工作者,还有在执行各类战场任务时与大部队失散、随后被俘的各类人员。

她们走进战俘营的方式各不相同,但从那一刻起,她们将要共同面对的,是一段漫长而沉重的被关押岁月。



【二】战俘营里的漫长岁月

关于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战俘的被关押情况,解力夫所著的《志愿军战俘纪实》提供了目前较为系统的文字记录,此外,部分当事人的口述资料、相关历史档案,以及来自国际红十字会的若干战俘营视察报告,也从不同角度留下了这段历史的记述。

志愿军被俘人员,主要被关押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几处大型战俘营设施中。

其中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是位于거제도(巨济岛)的战俘营。巨济岛位于朝鲜半岛南端,是一座面积约400平方公里的海岛,其地理位置相对封闭,便于管控。

美军在岛上建起了大规模的战俘营设施,以铁丝网、瞭望塔、武装岗哨构成了严密的隔离体系。在高峰时期,这座战俘营关押了来自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约17万人,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战俘营之一。

女性战俘被单独关押,与男性战俘营区相隔离。

战俘营的物质条件,在整个被关押期间都处于极为恶劣的状态。

食物供给长期处于严重不足的状态。战俘们每天所能得到的食物,以玉米、大豆等粗粮为主,蔬菜和蛋白质类食物极度匮乏。

营养不良在战俘营中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很多人在被关押期间出现了各类因营养缺乏引发的疾病。

朝鲜半岛的冬季气温极低,特别是在1950年至1951年冬季,朝鲜南部同样经历了异常严寒的天气。战俘营内的御寒设施十分简陋,棉衣、棉被等物资严重不足,冻伤情况时有发生。

医疗条件同样极为有限。战俘营内虽然设有简单的医疗设施,但药品短缺,医疗人员数量不足,无法为大量战俘提供有效的医疗救治。

伤病在战俘营中蔓延,感染、发烧、痢疾等各类疾病夺去了部分战俘的生命。

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精神层面的压力同样极为沉重。

被关押意味着自由的完全丧失。高墙、铁丝网和荷枪实弹的看守,构成了战俘们每天睁开眼睛就能看到的全部背景。

她们不知道外面的战争进行到了哪个阶段,不知道停战谈判何时能有结果,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到中国,也不知道家里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平安。

信息的完全隔绝,是一种特殊的折磨。外面的世界在发生什么,完全无从得知。对于这些年轻的女性来说,与家人失去联系的恐惧,对未来的彻底未知,是比寒冷和饥饿更难以抵御的东西。

但她们没有停止挣扎。

据部分口述记录显示,被关押的女战俘们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自发形成了一种互相扶持的生存方式。年长一些的、经验更丰富的战俘,承担起照顾年幼同伴的责任。生病的人得到同伴的照料,情绪崩溃的人得到同伴的安慰。

识字的人把字迹工整地写在能找到的任何一种材料上,教不识字的同伴认字,防止长期不接触文字而导致遗忘。

懂医护知识的人,用极为有限的条件为同伴处理伤口和病痛。文工团出身的人,偶尔会哼一段熟悉的旋律,那些来自故乡的曲调,在铁丝网围起的营地里,有时候比任何言语都更能触动人心。

她们用布料缝制各种日常用品,用石块在地面上刻下游戏的棋盘,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维持着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秩序感和人的尊严。

有人在营地的角落里种下了几株野草,每天用省出来的饮用水浇灌。有人把军装上的纽扣一颗一颗地积攒下来,说等回家了要缝在新做的衣服上。

还有人用指甲在墙壁上,一一道地划下时间的印记,只为了在那漫无边际的等待中,保留一点对时间的感知。

活下去,是所有人共同的、唯一的念头。

然而,战俘营里的生活,并不只有饥寒与等待这两重折磨。

对于女性战俘而言,她们所面临的困境,远比想象中更为复杂。在完全封闭、无处可逃的处境下,暴力与胁迫是无处不在的威胁。

这是这段历史中最难以被文字直白记录的部分,也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刻意回避、选择性沉默的部分。

没有哪一份正式的历史文献会在这里写下太详细的字句。但那上百个随着女战俘们一同回国的孩子,已经用他们的存在,替那段岁月说出了全部真相。

从1951年开始,停战谈判在朝鲜半岛的开城断断续续展开,后迁至板门店继续进行。

但谈判的进程极为曲折漫长,双方在多个核心议题上长期陷入僵局,其中最为棘手的一个焦点,恰恰就是战俘遣返问题。

"联合国军"方面坚持所谓"自愿遣返"原则,试图通过各种手段让战俘拒绝回国;中朝方面则坚持依据日内瓦公约,主张全部战俘应当被无条件遣返。这一分歧,导致谈判在战俘议题上整整拖延了一年半以上。

在这漫长的谈判拉锯期间,那些关押在战俘营里的人,只能继续等待。

而就在这等待的时光里,那些孩子,一个一个地降临到了这个世界上。



【三】板门店停战与战俘遣返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正式签署。

在停战协议签署仪式上,代表"联合国军"方面在协议上签字的,是美国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Mark W. Clark)。

克拉克在战后曾留下了一句颇为著名的表述,大意是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将领。

代表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面签字的,分别是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协议签署后,交战双方随即开始履行停战协议中关于战俘遣返的相关条款。

按照协议规定,战俘遣返工作分为两个阶段推进。

第一阶段被称为"小交换",于1953年4月20日至5月3日间进行,专门针对伤病战俘。在这一阶段,双方交换了共计约6670名伤病战俘,其中中方送回约684名联合国军伤病战俘,接回约1030名志愿军伤病战俘。

第二阶段被称为"大交换",正式名称为"自由行动",于1953年8月5日正式启动,持续至同年12月底。这是战俘遣返工作的主体部分,双方在这一阶段交换了绝大多数战俘。

战俘交换的地点,设在板门店附近划定的非军事区内。双方各自在己方一侧建立了战俘接收站,在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下,按照既定程序进行交接。

整个"大交换"期间,被关押在南朝鲜各战俘营中的志愿军战俘,按照批次陆续被移交至中朝方面。从巨济岛等地出发,经由船只运至朝鲜半岛西海岸,再沿陆路转移至板门店附近的移交区,完成正式交接手续后,随即被转移至朝鲜境内的集结地。

在集结地经过初步的身份确认、医疗检查等基础程序后,这些归国战俘被分批安排,沿陆路向北行进,穿越朝鲜北部,最终抵达鸭绿江边,渡江进入中国境内。

关于中方对归国战俘的接收工作,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中方设立了专门的机构负责战俘接收的统筹协调事务。

归国战俘渡过鸭绿江后,首先在边境附近设立的接收站接受初步的身份登记和基本信息核实,随后按照不同情况被引导至各地指定的安置接收点。

在安东(今丹东)等边境口岸,以及辽宁省内的多处接收点,各类工作人员已经提前部署到位,负责接收、登记、分类安置等具体工作。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那批归国女战俘,携带着那些在战俘营中出生的孩子,抵达了中国的土地。

关于这批女战俘的具体人数,不同来源的历史记载存在一定出入,但综合多方资料来看,坚持回国的志愿军女战俘在三百人左右这一数量级上,其中携带婴儿归国者,据相关记载约在上百人。

这上百个孩子,就这样跟随着各自的母亲,越过了鸭绿江。

而在接收现场,当工作人员开始逐一登记这批女战俘的信息,问到这些孩子的情况时,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很久的问题,从人群中某一个女人的口中说了出来。

然而,当在场的所有人听清了这句话之后,眼眶开始发红,空气凝固了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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