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赵朴初年谱》《陈独秀传》（唐宝林著）《安庆地方志》《新青年》杂志影印版及相关历史回忆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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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的深秋，安徽安庆郊外一处山坡上，秋风卷着枯叶打着旋儿，落在一座青石墓碑前。
那一年，整个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改革开放走过了十二个年头，旧的东西在慢慢松动，新的东西在艰难生长。
很多过去不敢提的名字，开始被人小心翼翼地重新提起。很多压在历史底层的人物，开始被重新翻出来审视。
山坡上的风比城里大，吹得人眼睛发酸。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就那么静静地站在墓碑前，纹丝不动。他的身子已经有些佝偻，但站在那里却透着一股说不出来的挺拔，像是山坡上一棵历经风霜却依旧扎根的老树。他的目光落在那块青石碑上，眼神深沉，看不出喜怒。
随行的人没一个敢开口。空气像是被什么东西攥住了，沉甸甸的，让人不敢大声喘气。秋风吹过，枯叶在脚边打着旋儿，发出沙沙的声音，像是有人在轻声低语。
就这么站了许久，许久。
周围的人开始悄悄互换眼神，却没有人上前催促。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位老人，此刻心里装着很多东西，多到需要这片寂静来承载。
终于，老人缓缓抬起头，眼神从那块碑上移开，落向远处的山峦。他的喉结微微动了一下，声音低沉而清晰，带着一种历经沧桑之后才有的平静。
"这块碑，少了两个字，实在不该。"
就这一句话，没有多余的解释，没有激动的情绪，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深处压出来的，有着千斤的分量。
这位老人，是时年83岁的赵朴初。
距他上一次踏上这片故土，整整64年了。
64年，是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足够一个婴儿长成花甲老人，足够一座城市换上几张截然不同的面孔，足够一个王朝兴起又衰落。
64年里，中国经历了北伐、抗战、内战、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每一件，都是足以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大事。
故乡的山水还在。那些山，那些水，那些弯弯曲曲的小路，和他19岁离开时没有太大差别。可那些人，那些事，早已物是人非，不知散落在哪个角落。
那块墓碑究竟少了哪两个字？这两个字，又何以让一位走过三个时代、历尽世事沧桑的老人，伫立许久，久久无法释怀？这两个字的背后，又藏着怎样一段被历史反复掩埋又反复挖出的恩怨与公道？
【一】少小离家，一去六十四年
1907年，赵朴初出生于安徽太湖县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
太湖县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皖西南的丘陵地带，山不高，水不急，四季分明，民风淳朴。赵家的祖上出过几位颇有名望的读书人，到了赵朴初这一代，家道虽已不如鼎盛时期，但书香气却丝毫未散。
孩子们从小就在诗书礼仪中长大，写毛笔字，读四书五经，背唐诗宋词，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谁也不敢懈怠。
赵朴初从小便显示出与同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他读书快，记性好，一篇文章读上两三遍就能背得七七八八。他的字写得尤其好，横竖撇捺之间，自有一种沉稳的劲儿，看得出是下过功夫的。
族中长辈见了，无不摸着胡子点头，觉得这孩子将来必有大出息。
但真正让赵朴初与一般书香子弟走上不同路的，是他从小便接触到的佛法。
太湖县寺庙不少，赵家与佛门也有些渊源。年幼的赵朴初跟着家里的长辈进庙上香，看着庙里的菩萨，听着和尚诵经，心里总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触动。
那种感觉不是恐惧，也不是迷信，而是一种平静，一种好像突然被什么东西握住了心的感觉。
后来，他开始主动去找佛经来读。从《心经》到《金刚经》，从《大藏经》到各路注疏，读着读着，就再也放不下了。
1926年，19岁的赵朴初只身离开家乡，前往上海求学。
那一年，中国正处在一个动荡的前夜。北伐战争即将打响，国共两党的关系正在微妙地变化，整个社会像是一锅即将沸腾的水，表面上还平静着，底下却翻腾得厉害。
彼时的上海，是整个东亚最热闹也最危险的地方。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寻梦的学子、革命的志士、投机的商人，各路人马汇聚于此。
租界里的洋楼和弄堂里的旧屋毗邻而居，报摊上的报纸每天都有新消息，今天是哪里又打起来了，明天是哪个政府换了人。
年轻的赵朴初踏入这座城市，眼睛里装满了好奇与野心，心里却始终有一块地方是属于佛法的，安静而笃定。
他在上海读书，更深地接触佛教。他遇到了一批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研读佛法，一起思考如何把佛法与救世济人结合起来。那个年代，宗教不只是个人的事，很多人把它当作拯救社会、拯救人心的一种方式。赵朴初走上的，就是这样一条路。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火烧遍了半个中国。大批难民从各地涌入上海，老人、孩子、妇女，拖家带口，身无长物，挤在租界边缘苟延残喘。
赵朴初这时候已经在上海佛教界有了一定地位，他当机立断，利用佛教团体的力量，四处奔走，筹钱筹粮，为难民搭棚子、建收容所，组织人手分发食物和衣物。
有人估算过，仅在抗战那几年，赵朴初通过佛教团体直接救助的难民，就超过了数万人。他不是一个口头上说慈悲的人，他是一个真的把慈悲落地的人。
因为这段经历，坊间送他一个外号，叫"菩萨心肠"。
1949年新中国成立，赵朴初没有离开，留在了大陆。他先后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会长，全国政协常委，成为举足轻重的宗教领袖和文化名人。
那些政治风浪最大的年月，他始终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中国的佛教文化，让这棵树在最艰难的时候没有彻底折断。
64年，从一个安徽太湖县的少年，到一个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名字的文化老人，赵朴初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厚重的路。
但故乡，始终是他心里那根最柔软的弦，轻轻一拨，就能颤动。
1990年，83岁高龄的赵朴初，终于踏上了返乡之路。飞机落地那一刻，舷窗外是他阔别64年的安徽土地，天空湛蓝，田野还带着秋收之后的疏朗。
有人注意到，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在那一刻眼眶微微红了。他没有说话，只是望着窗外，望了很久。
六十四年，是一个人生命里最重要的那段时光。离开的时候，他是一个满腔热血的少年。回来的时候，他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中间那段岁月，装着整整一部中国近代史。
【二】同乡之情，横亘时代的缘分
赵朴初此番返乡，心里有一件事比什么都重——去看看陈独秀的墓。
这件事，他惦记了很多年。
外人或许会觉得奇怪。赵朴初是佛教界的泰斗，是文化名人，和陈独秀这个政治人物，能有什么深厚的渊源？两个人，一个是宗教领袖，一个是革命领袖，表面上看，八竿子打不着。
但实际上，把这两个人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最朴素也最深厚的东西——乡情。
陈独秀，安徽怀宁人。赵朴初，安徽太湖人。两地相距不远，同属皖西南一带，山水相连，风俗相近。在那个年代，同乡的分量远比今天重得多。
尤其是对于漂泊在外的游子来说，遇到一个说着相同乡音的人，那种亲切感是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
但两人之间的联系，远不止于此。
赵朴初少年时代，便对陈独秀这个名字如雷贯耳。
在太湖县那个小山城里，陈独秀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家在怀宁，离太湖不远，但他的名字早就传遍了整个皖西南。县里的读书人聚在一起，说起来也是津津乐道——那个安徽出去的陈仲甫（陈独秀字仲甫），在北京弄了一本《新青年》杂志，写的文章，石破天惊，把整个中国的读书人都搅动了。
赵朴初的家里，订着那本杂志。
作为一个爱读书的少年，赵朴初是把《新青年》当宝贝一样读的。那些文章，那些观念，那些对旧制度毫不留情的批判，让一个生长在书香门第、从小读四书五经的少年，第一次感受到了另一种力量——不是诗词歌赋里的风雅，而是直击现实的锋芒。
陈独秀是谁？说他是那个时代最锋利的一把刀，一点都不为过。
1915年，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
这本杂志的创刊号，就像一颗石子投入了死水，激起的涟漪，扩散到了整个中国。他在发刊词里喊出的那些话，在今天读来依旧掷地有声——他要求中国青年"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背景？那是1915年，袁世凯正想着复辟帝制，整个中国弥漫着一种陈腐的气息，旧的东西明明已经腐烂了，却还要被人死死护着，不让它倒下。陈独秀就在这个时候，喊出了最清脆的那声"不"。
"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与科学，这两个词，通过《新青年》的传播，成了整整一代中国年轻人心中的灯塔。
"打倒孔家店"——这句话让天下儒生骂得半死，却也让无数被礼教压得喘不过气的人，第一次感受到了解脱。
白话文运动——他和胡适一道力推白话文，用老百姓能看懂的话写文章，让知识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品。
这些事情，每一件放到那个时代，都是大逆不道的。陈独秀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承受过多少压力、多少骂声，可以想象。但他就是那么一个人，认准了的事，不管有多少人反对，他都要做下去。
这种劲儿，让少年赵朴初打心眼儿里佩服。
1921年，陈独秀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从此，他的命运与一个政党、一段历史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1926年，19岁的赵朴初离开安徽，去往上海。那一年，陈独秀的文章依旧是他的枕边书。他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一年，历史正在悄悄转弯，而他敬仰的那个人，即将走向一段坎坷至极的命运。
【三】大浪淘沙，一段跌宕的生命
陈独秀的一生，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小说，精彩到让人叹息，悲剧到让人痛心。
他年轻的时候，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的主编，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
这些头衔加在一个人身上，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令人仰望的存在。
1919年五四运动那天，北京街头人山人海，学生们高举着旗帜，喊着口号，烧了卖国贼曹汝霖的赵家楼。
陈独秀在这场运动中是精神的旗手，他亲自去街头散发传单，被北洋政府逮捕入狱。他在狱中依旧慷慨激昂，毫无惧色。那时候的他，是真正站在时代浪头上的人。
然而，浪头最高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遭到屠杀。这场失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挫折，党的力量几乎被打散。
彼时，作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被指责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人，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帽子，撤销了一切职务。
这个指控，他不认。
他觉得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是多方面的，不能一股脑儿推到他一个人身上。这种倔强，是他的本性，也是他的命运。他一辈子都是这个样子，认为自己没错的事，任何人都说服不了他低头。
被撤职之后，他没有沉默。
他开始走上另一条路，与托洛茨基的思想产生了共鸣，在国内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也就是世人所称的"托派"。他公开批评共产国际，批评斯大林，批评党中央的路线。
1929年，他被开除党籍。
从此，他成了一个"左右不是人"的角色——在国民政府眼里，他是危险的赤色分子；在共产党那里，他是叛徒。两边都把他当成必须清除的对象。
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政府逮捕，以"危害民国罪"被起诉，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这一次入狱，他在法庭上的陈述慷慨激昂，毫不妥协，有人把他在法庭上的发言整理出来，广泛传阅，读者无不动容。他自己写道，他宁可被关，也不愿意说一句违心的话。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把他提前释放，希望团结各方力量。出狱之后，他辗转来到重庆，随后又去了四川江津。
江津那段岁月，是他生命里最落魄的时光。
他寄住在朋友家里，靠着朋友和学生的接济维持生计。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胃病、高血压，各种毛病缠身。
但他没有停止思考，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在江津写了大量文章，研究文字学，写政论，和朋友通信讨论时局，一直到生命的最后。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病逝，享年63岁。
身边陪伴他的，只有极少数几个人。没有鲜花，没有仪仗，没有宏大的告别仪式。这个曾经叱咤风云、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人，就这样在贫病交加中，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没有等到新中国的成立。
他的遗体后来辗转运回安徽，安葬于安庆北郊的十里铺，后又迁葬于安庆叶家冲。这座墓，在此后数十年里，时而有人祭扫，时而被人遗忘，在历史的尘埃中沉浮，就像他这个人的名声一样。
赵朴初知道这些，都知道。
从上海的岁月里，他就一直在关注这位同乡的命运。关注，却无法靠近；敬仰，却无处表达。这种遥远的注视，持续了几十年，直到1990年这个深秋，才终于有了一次落地的机会。
【四】伫立墓前，墓碑竟然少了这两个字
1990年的秋天，赵朴初随行人员陪着他，驱车来到陈独秀墓所在的山坡。
车停下来的时候，赵朴初没有急着下车。他在车里望着窗外，望了一会儿，才慢慢把车门推开，踩在了那片土地上。
山坡上的风比平地大，吹得衣襟猎猎作响。他慢慢走向那座墓，脚步比平时更慢，像是在丈量什么，又像是在积攒什么。
墓前的地面打扫得还算干净，周围的杂草被割除过，显然是有人专门收拾过的。墓碑是青石的，立在墓前，字迹清晰，风吹日晒之下，石面上蒙着一层淡淡的旧色。
赵朴初走到墓碑前，停下了。
他就那么站着，没有说话，没有任何动作，目光落在那块碑上，一动不动。
秋风吹过，枯叶在脚边滚动。随行的人互相对视，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催促，大家都屏住了呼吸，静静地等待着。
赵朴初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这段沉默，没有人能完全理解它里面装着什么。或许是六十多年积压的唏嘘，或许是对一位前辈命运的感慨，或许是对历史的某种无言的审视。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这不是普通的凭吊，这里面有更深的东西。
终于，赵朴初缓缓开口，说出了那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下来的话。
他说，这块碑，少了两个字，实在不该。
随行的人顺着他的目光看向碑面，那上面刻着五个字——
"陈独秀之墓"
字迹工整，石料扎实，一看就是认真刻的。可赵朴初就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不是石料的问题，不是字迹的问题，而是那五个字本身，少了某种分量。
然而，当所有人都把目光落在那块墓碑上，细细端详着那五个字时，终于明白了赵朴初说的"少了两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动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