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城市·奔流特辑 | 在纽约随时随地与世界“扑个满怀”

“那时候纽约就是纽约，是上紧了发条的巨兽，壮实、性感、赤裸裸。最成熟的文化人类学者，恐怕也难以招架它的耍酷、易变、炫目和癫狂。”这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明洁初到纽约的印象。

李明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破坏实验》作者，从事社会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和都市民俗学的教学与研究，偏重文化认知和社会记忆领域。近年来长居纽约，执教于纽约大学和新学院大学等。还著有《神交：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纸神专藏”研究》等专著和《那是风》等调研札记。

经过近十年的纽约生活与田野访问，纽约于她不再是抽象巨兽，已成为一个个具体、普通却又带着传奇故事的人，成为每处行走过的街道、墙画、酒馆与社区。

她在关于纽约的非虚构作品《破坏实验》中写道，“没有哪个城市像纽约那样，带着全世界的伤。任何一个纽约人，都可能来自地球的某个角落，身上带着全球史的惊涛。”

本期《如此城市》奔流特辑，对话非虚构写作者李明洁，从纽约人的精神原乡“老破社区”东哈莱姆、唐人街牌坊、伍迪·艾伦定期演奏的酒馆，到博物馆大道，揭示纽约人的秘密欢愉，讲述他们的故事。

——“有个遥远的、能实现梦想的地方，叫纽约”

如此城市：我们都是在许多的图像、影像以及文字中先看到纽约的，而真实体验可能完全不同。您是怎么一步一步看到、了解，乃至体验纽约的？

李明洁：我最早认识的纽约并不是真实的城市，而来自阅读和影像。在读书的年纪，我们中文系有一门课程叫《外国文学》，美国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中一部分作品直接与纽约相关。

惠特曼是纽约布鲁克林人，他的《草叶集》里经典的“O Captain!My Captain”，后来被用到电影《死亡诗社》，对我们影响深远；再例如《了不起的盖茨比》，尽管菲茨杰拉德不是纽约人，但他的成名和作品的发展都在纽约；还有E.B.怀特笔下的纽约、加缪笔下的纽约等等。

©Dead Poets Society，《死亡诗社》

©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盖茨比》

我们最早是通过这样的文学作品和这些作家，知道有一个遥远的、能够实现梦想的地方，叫做纽约。当然，流行文化同样参与塑造了我们对纽约的想象，如《欲望都市》《老友记》。这些电视剧能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纽约，年轻的、血脉偾张的、时髦的、都市的、职业女性的纽约，以及剧中的纽约咖啡馆、公寓等情感社交空间，尽管不完整，但依旧参与构成关于纽约的最初想象。

©Sex and the City，《欲望都市》

我第一次站在纽约的土地上，是2013年在康奈尔大学的学术会议。我至今仍记得，我住在42街的Holiday inn（假日酒店），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纽约市立图书馆，没想到后来这里成为我每周都去的读书写作场所。我还去看了中央车站、梅西百货，这些城市符号早已扎根在我对纽约的想象，但当时的我并没有真正“走进”纽约，还处于“旅游”状态。

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中国纸神专藏研究”时，我有更多的机会每年往返纽约。有长期教学和生活经验后，我才慢慢地从图书馆、档案馆、社区和具体的街坊邻居中真正认识纽约了。

在这项研究中，我通过Anne Goodrich了解到中国二十世纪初期的北京老百姓的信仰系统。在书里，我还提到了一位老太太，韩佛瑞（Jo Humphrey）女士。她对于中国皮影戏极有热忱，在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组织演出，并到纽约的很多学校做教育普及。

韩佛瑞女士晚年将其珍藏的中国皮影慷慨捐出，仅留下了白娘子和美猴王作为纪念。 ©《破坏实验》

《破坏实验》里面的“纽约”，基本是在这样一个阶段形成的，不是文学想象里的纽约、不再是观光者匆匆打卡路过的纽约，而是我所经历的具体的、不断自我修复的，尤其是在疫情与随后的政治冲突中不断受伤、不断痊愈的真实场地。

如此城市：您提到纽约并不是典型的美国城市，而是全球城市（Global city），而“快速处理差异”的能力才是全球城市的度量衡。这是个关于全球城市的“人感”满满而非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能否展开谈谈？

李明洁：纽约是一个全球城市，不是说它不属于美国，而是说它不能完全用美国本土城市的框架来解释。在纽约，差异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每天都会发生的现实。

不同的语言、肤色、宗教、职业阶层、政治立场、移民经验，会在同一节地铁车厢、同一个街区、同一所学校、同一个医院里面交织。这样的相遇，它不一定是浪漫的，也不一定是温情的，很多时候更加是摩擦、误解、冷漠，甚至冲突。

但是纽约的机制在于，它并不要求所有的人先达到价值一致，才可以一起生活。它更像一个高压系统——你可以不一样，但你必须学会在纽约的制度空间和日常秩序里面共存。

观念，价值主张明明对立甚至冲突的人，居然能够被允许、甚至有默契地共现于同一个时空环境之中。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此是感到震惊的。

以纽约作为原型，《疯狂动物城》中不同的动物角色是这座城市多元差异的隐喻。

关于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处理差异，我的感触还来自为纽约市教育局做公立学校课程设计的经历。

我记得有一次开会，老师们都来自不同的背景，有白人、非裔美国人、戴头巾的穆斯林，还有看不出宗教和族裔背景的人员。学校的教务管理人员留我们吃中饭，提供的食品就是最简单的番茄酱披萨配蔬菜沙拉，考虑到了穆斯林、还有素食主义者等等情况。从人类学角度观察，这位管理者处理得非常周到，她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是日常化的、生活化的。这也更让我们看清了纽约作为一个全球城市的面貌。

相比，上海当然有全球城市的面貌，但更多表现为开放口岸、国际资本、城市形象和消费景观，但纽约的全球性内嵌到了人口结构和日常生活当中，更直接地体现在人的身上——每一个人就是全球史的携带者。我想，纽约和上海在全球性上的差异，可能就在这里。

——东哈莱姆，纽约的“十六铺码头”：“这座城带着全世界的伤。”

李明洁：“世界上没有别的城市像纽约这样，身上带着全世界的伤。”这个感触来自一位叫阿力的采访对象。起初我只是问他疫情的时候有没有工作，后来问到他怎么来的纽约。

他提到1999年科索沃战争，他的妈妈拎着他从火海里逃出，以难民的身份来到纽约。在我的记忆里，当年5月份中国驻南斯拉夫的使馆被北约的军队炸毁了，上海很多人到美领馆前面游行。

我没有想过在纽约，和陌生人以这样的方式接续一段经验和记忆。

东哈莱姆区（East Harlem）同样是纽约全球性的证明。它早先是德国裔、荷兰裔的劳工阶层在这儿生活，Harlem就是荷兰，纽约旧称是New Amsterdam（新阿姆斯特丹），等他们赚了钱搬走以后，大量为了逃避欧洲战乱而来的意大利穷苦移民住了进来，慢慢发展成意大利的社区，又被叫作意大利哈莱姆（Italian Harlem）。

《教父》里年轻的维托·柯里昂就是在意大利哈莱姆的街上做生意，和小混混组成了最早的帮派雏形，这里正是电影里许多段落的取景地。在这样混乱又贫困的社区里需要自发的秩序，所以才会有黑手党的空间，所谓“盗亦有道”，教父的故事有东哈莱姆的真实生活来源的。

纽约小意大利街区，维托·柯里昂刚买完水果就连中五枪。黑帮大战一触即发。 ©《教父》

李明洁：意大利人赚了钱也陆续搬离，西班牙语的拉美裔住了进来，于是继意大利哈莱姆后，这里又被叫做西班牙哈莱姆（Spanish Harlem）。美国流行乐坛有一首谁都会唱的经典拉丁歌谣，叫《Spanish Harlem》，唱的就是这个地方。

但西班牙哈莱姆的说法有族裔歧视的嫌疑，加上城市绅士化、地产发展的需要，这个地方正式行政名称叫作东哈莱姆。这就是活生生的、一层叠着一层的纽约，很生动地体现了纽约的城市移民史、贫困史、街头文化和宗教的变化。

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很多纽约人认为这里是他们的精神原乡，就好比上海人会怀念老码头，怀念南市区，怀念城隍庙，五香豆没那么好吃，但它是一个精神上的原乡，东哈莱姆同理。

十六铺码头是上海乃至全国最大的码头。老上海人喜欢说一句顺口溜：“侬阿是十六铺刚刚上来额啊？”中的“十六铺”，指的就是十六铺码头。

李明洁：如今，东哈莱姆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原来的华人在老唐人街，曼哈顿的下城，但老唐人街越来越绅士化，房租在近十年涨了三倍，逼迫很多华人去寻找更便宜的地方，于是来到这里。

纽约的华人区有自然形成的过程，最早是在曼哈顿的下城区，和小意大利（Little Italy）在一块。原因就是，意大利裔美国人和华人早年都是社会底层，他们都在最混乱的地区打拼。

在下城的唐人街，有三座中国人物雕像，能够说明中国人来纽约的历史。最早的孔圣人像是修筑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劳工以及他们的后人雕的，大多来自广府广州，这里通行语言自然就是粤语；而林则徐像，是福建人建造的，显示了华人不同的来源。再后面来的华裔，则不在这里，他们聚集在法拉盛，多数来自东北，形成纽约新的唐人街。从时间和落脚点差异看，呈现出华裔迁徙到纽约的不同形态，这正是纽约全球史的一部分。

孙中山像的建造地点非常值得玩味，现在命名作中山小公园，是曾经的五点公园（Five Point）。Five Point是五个街角交汇的路口，是爱尔兰、意大利、德国、非裔及早期华裔移民的聚居地，也是马丁·斯科塞斯电影《纽约黑帮》（Gangs of New York）的背景地。

位于纽约曼哈顿哥伦布公园（Columbus Park）内的孙中山先生雕像于2011年揭幕。 ©《破坏实验》

所以当我们近距离看纽约的任何一个物件或建筑，它都是带着其经历，带着山川河流，带着整个世界走到你的面前。只要你愿意提问和耐心倾听，它都会告诉你一个全球的故事。

纽约的全球性不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在一个具体的人，一份具体的档案和一个具体的地址中，我看到整个世界压缩在纽约，等待着我去理解。

——纽约墙画的野性与士绅化“漂亮街”

如此城市：《破坏城市》这本书的“好看”还在于有许多插图。您对东哈莱姆的记录着墨在许多的墙画艺术，街头转角好像就能看到奇异的充满野性的纽约。

李明洁：涂鸦和墙画是有区别的。涂鸦更多是符号化的表达，而墙画是带有叙事性的。它有人物形象，和拉美人用绘画和音乐来表达情绪的习惯是有关的。同时，拉美地区有“安息画”的传统，即为过世的人作一张纪念画，是非常基础的民俗起源。

到如今，东哈莱姆的墙画不再仅是民间艺术表达行为，它更广泛地影响到了街头艺术和国际化的艺术交流活动，政府也资助了纪念碑化项目，一些知名的艺术家制作巨型墙画，形成一个非常良性的艺术社区。

基思·哈林（Keith Haring）的反毒品墙画Crack Is Wack（白粉是魔鬼）在东哈莱姆非常出名，当地的街区迄今为止还受到药物泛滥的影响，而且还不仅如此，还有充斥未成年少女妈妈戒毒所、救济中心等。

这幅墙画已经成为整个纽约的重要文化财产，当时是因为基思的助理感染艾滋、食用吸毒粉，他一气之下开着卡车在这里画了这幅墙画。公园管理局把墙画涂灰，后面纽约市市长倡导禁毒运动，邀请他又来重新画了一遍，和最初的构图还不太一样。

艺术的野生与政治的收编在纽约东哈莱姆是悖论又并存的。

基思·哈林于1986年首绘的“毒品是魔鬼”（Crack is wack）壁画的南面，位于纽约东128街附近的手球场内。 ©《破坏实验》

李明洁：在中国概念里，涂抹墙壁是侵占公共空间，纽约的涂鸦却有产权和城市管理的规定。即便很多时候，它确实是一个未经许可的表达，但是它也可能逐渐被社区接受，被艺术机构吸收，甚至被商业化和地产来重新包装。例如刚才提到Keith，还有炙手可热的巴斯奇亚（Jean-Michel Basquiat）。

巴斯奇亚，最早本来是一种种族抗争和阶层抗争的语言。但我在古根海姆大展里看到他的作品，价码已经过亿了。在这个时候，很难再简单地把它说成是阶层抗争的表达了，它已经是当代艺术商业运作了。谁试图在这个城市里留下他的身影，最后可能就会成为纽约城市肌理的一部分。

巴斯奇亚，《MP》，1984年

所以纽约的墙面、地铁、桥下空间、废弃建筑的“违法创作”，都能最后变成正式合法的档案，成为纽约的文化财产。对于中国读者来讲，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李明洁：上海的情况有所不同。我的女儿在上海普陀区M50的画廊工作过，这个地方最早就是以街头墙画著称，现在它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艺术社区。

她们画廊曾经办过一个展览，是艺术家Seth（柒先生）——在巴黎街头画画、带着很浓乡土气息的法国艺术家。他在世界很多地方都画过墙画，但很多地方画完就被覆盖、拆掉了，留下来的不多，在上海同样留下的也不多。

柒先生2018年在上海绘制的墙画。©MAetCenter

这个真实案例，给了我许多思考。上海这些年建了很多艺术场馆，做了不少街区更新和文化空间营造的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变化。但和纽约比，一个差异在于，纽约的很多文化空间，是从长时间的社区生活、移民历史、地下文化和商业里慢慢自己生长出来的；而上海则往往由规划、地产还有品牌和城市管理者来强驱动，其优势是组织能力强、更新快，公共空间的面貌可以很快改善，如M50园区原来那面自然形成的涂鸦墙消失了，天安千树商场对面的墙画则是被组织画上去的。

我不是简单地说哪一个更好，而问题就在于，如果一个艺术街区缺少真实社区生活和历史积累，它很可能会变成一种好看的文化消费景观，套用一个时尚的词“漂亮饭”，这就是“漂亮街”。

不过，纽约也有同样的问题。很多原本有生命力的街区，后来被艺术化、商业化、中产化，本来的主人反而被挤出去了。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提到，苏荷区本来有一些工厂的库房，供很多没钱的艺术家租来做工作室，进行一些艺术尝试和表达，而现在苏荷区成了全世界最典型的奢侈品旗舰店集聚地。

苏荷区，即SOHO，“South of Houston Street”休斯顿街以南的简称

所以，纽约并非完美的样本，而是更早地暴露了这些问题和矛盾的样本。我比较关心的问题是，艺术究竟是让城市变得更有生命力，更为有趣了，还是只是为了让土地变贵。这是全球难题。

——随时随地“和世界扑了个满怀”，是纽约人的秘密欢愉

如此城市：在书中您提到了很多只有正经的纽约客才知道的“秘密欢愉”，例如伍迪·艾伦会去演奏的小酒馆、上东区卡拉瓦乔餐厅里的壁画、艺人酒店......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条宝藏路线？

李明洁：我对东哈莱姆的墙画非常感兴趣。东哈莱姆的墙画，是民间底层情绪化的艺术表达。学术田野研究来讲，我必须去找一些完全不同的参照项，在这个过程中，纽约上西区艺人酒店、卡拉瓦乔餐厅等等就来到我的视野。

卡拉瓦乔是一位四百年前活跃在罗马和西西里岛的画家，以“暗色调”出名。2009年，一个意大利家族在上东区开设餐厅，并为餐厅取名卡拉瓦乔。这家餐厅自称室内的艺术品价值上百万美元，有些年龄的男侍者会背诵长长的每日特价餐厅，仪式“庄严”极了。

内墙的壁画是一色的儿童头像和花朵，这些标记性符号属于抽象艺术家唐纳德·巴克勒（Donald Baechler）。他觉得，线条和形状重于叙事和内容。

卡拉瓦乔餐厅内唐纳德·巴克勒（Donald Baechler）所做的壁画。 ©《破坏实验》

李明洁：纽约其实有两种文化。一种是外人很容易看见的文化，这是纽约对世界的慷慨贡献，它把很多珍贵的文化面貌公开、大方地呈现给所有人，如大都会博物馆、MoMA、百老汇、林肯中心、第五大道等，这是一种纽约的文化展演。

但还有一种，是你要慢慢在那里生活过才能知道的纽约人的秘密欢愉。它往往躲在小酒馆、老餐厅、社区剧场、旧书店，还有街边的壁画里，在一些所谓“隐藏的地方”出现。这个“隐藏”不是说它不让你进，而是它确实有扇“门”——知道才能看到它，不知道的时候就会错过。

第二种文化不像大都会或林肯中心那样恢宏热烈，但它反而更能说明纽约的精神。就像我书里提到的伍迪·艾伦去演奏的那个小酒馆，它不是一个景点，是纽约人的日常空间。

夏季往往是纽约人出去度假的时间，秋天他们才回来，暑假的纽约是留给外地人的。1930年装饰艺术风格的卡莱尔酒店（The Carlyle Hotel）开张。如果你知道这件事，就会发现年过八旬的伍迪·艾伦，在曼哈顿的午夜里，常驻在卡莱尔咖啡馆（Café Carlyle）吹奏爵士单簧管，这是一个纽约客才有的生活节奏。

伍迪·艾伦作为爵士单簧管演奏家，与好友Jerry Zigmont、Eddy Davis等人组建了新奥尔良爵士乐队，在曼哈顿76街Cafe Carlyle 表演，演出时间为每周一晚上8:45到10点。

伍迪·艾伦自导自演Hollywood Ending，《好莱坞式结局》

再例如利兹·卡尔顿酒店（Ritz-Carlton Hotel），白蒙在这里画了无数速写，把纽约浓缩进《中央公园的四季》；皮埃尔酒店（The Pierre Hotel）则是《闻香识女人》的探戈戏片区；

还有艺人酒店（Hôtel des Artistes），实验艺术先驱杜尚（Marcel Duchamp）、现代舞创始人邓肯（Isadora Duncan）、插画家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默片时代的“拉丁情人”华伦天奴（Rudolph Valentino）、“垮掉的一代”的文学伴侣菲茨杰拉德夫妇（Scott and Zelda Fitzgerald）、纽约爱乐乐团指挥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20 世纪杰出的芭蕾舞男演员纽瑞耶夫（Rudolf Nureyev），这些人风度翩翩地出入这里，将这幢酒店式公寓成就为美国现代艺术家名录的纪念馆。

白蒙酒吧的四壁上是白蒙手绘的《中央公园的四季》。此处描绘的是中央公园动物园的场景。©《破坏实验》

皮埃尔酒店圆拱大厅内，1967年梅尔卡斯手绘的全景壁画。 ©《破坏实验》

我还在纽约发现，法国作家兼飞行员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作者）生活过的地方竟然被全聚德烤鸭盘了下来。吃饭的时候，我还很好奇，全聚德装潢怎么会有西化的吧台，后来我才发现安托万就住在全聚德楼上，楼下曾经就是纽约艺术家们聚会的地方。

原来是二战时法国沦陷，作者流亡到纽约。这本书的写作、完成乃至出版，全都是在纽约。现在法国驻纽约领事馆的文化处门口，就放着一尊小王子的雕像。

1943年在美国纽约发行的初版《小王子》

法国雕塑家 Jean-Marc de Pas 2023年9月为纪念《小王子》出版80周年揭幕于纽约曼哈顿上东城第五大道972号 Villa Albertine（法国文化中心）花园石墙处。

走进一楼的书店，门口有一尊断了手臂的小丘比特雕像。我看到时心里犯嘀咕，这雕像好像在大都会博物馆见过，印象里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怎么会跑这儿来了？

原来，这栋楼本身是惠特尼的旧居——而这个惠特尼，和纽约著名的惠特尼博物馆正是同一个家族。领事馆网站上显示，这个小丘比特便是惠特尼家族的收藏物，是美国唯一的米开朗基罗原作，原件借给大都会博物馆了，这里才放着复制品。

以及，我在新学院大学（The New School University） 兼职教学。这里是左翼文化的圣地，汉娜·阿伦特在这里写下了《平庸之恶》，写这个世纪的批判。我上课的时候很恍惚，我和阿伦特站在同样一个地方，思考左翼文化运动如何思考整个世界？在这个动乱的过程中间应该坚持什么？这时，学术史不再抽象，转变成一个具体的地点、真实的人物。

纽约好玩的地方就在于，艺术的故事、生活的故事、历史的故事、学术的故事，以现实的方式仍然存续。你在城里走着走着，就完成了一次次艺术故事的揭秘和思想、文化的再理解。

这让我理解为什么纽约对世界是重要的——它曾收留了那么多伟大艺术家、作家，在欧洲混乱时给了他们一个歇脚的地方，同时让他们保持旺盛的创造力。

这就是我讲的纽约人的“秘密欢愉”。这种欢愉，未必都是享乐型的，其实还有很多来自历史、来自痛苦思考之后的那种经过深思的欢愉，是一种带有确信的快乐。

在这里，你不再是世界之外的一个个体，随时随地，你和世界相逢，扑了个满怀。

——“身份政治”话语观察 : 革命往往是诱惑，是时尚

如此城市：谈论美国，谈论纽约，身份政治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有哪些相关话语，是您特别留意到并为之惊奇，进行深度观察的？

李明洁：在美国特别是纽约，身份政治深刻地影响到艺术领域、博物馆、大学和公共文化领域。身份政治，是过去被排除在主流叙事之外的人，希望重新获得可见性和解释权，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在《破坏实验》中的观察，有意地对此潮流保持了距离。

当身份成为唯一的解释框架时，复杂的人和作品就容易被简单化，成为政治的口号。

艺术层面上，艺术应该是打开经验的，但过度的标签化会让我们在看到艺术前，率先看到某种身份。是女性吗？是少数族裔吗？是酷儿吗？如果一个展览，首先强调立场而不是审美、历史和形式，那么就会带来新问题——即揭示了真实的不平等的同时，也可能制造新的僵化。

日常工作里，我遇到一个性别政治带来的真实的困惑。

我所兼课的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要求每个老师和学生自己定义自己的代词，学生需要在花名册后面要自己标出其认可的代词，希望被称呼是男“他”还是女“她”。你不能想当然地把长头发的同学称呼“She”，也不能把生理特征呈现为男性的对象，直称作“He”。这在纽约，是政治不正确。

我的班级还有个同学写自己的代词是They，意思是自己也不确认自己是男“他”还是女“她”，那么我上汉语课时，需要和学生解释，汉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用法，只有男“他”、女“她”、物“它”，没有用“他们”去指称“不明性别”的人的用法。

在去哥伦比亚大学拜访一位人类学老教授时，我在厕所上看见贴条，上面写着“请选择最适合你社会性别的厕所。查询校内中性厕所，请见下列网站或下列应用软件”。

哥伦比亚大学内，中性厕所点位分布。 ©《破坏实验》

尽管特朗普是地道的纽约人，许多纽约人说他是Street boy，但他反对“性别政治”，不过纽约作为蓝州（民主党占选票主要人数的州）是自行其是的。我们能看到地方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冲突。

根据我的观察，在年轻人当中，热衷意识形态表达常常被理解为一种进步，对少数利益群体的关注表示善意。有的人是真诚的，但有的人可能只是一种姿态。这时候，我作为学者在书里需要对这个事情的复杂性去做剖析和记录。

我问那位来自中西部的学生为什么要称呼自己是不明性别的“They”。Ta说，自己在中西部传统的天主教社区长大成人，到了纽约就觉得必须这么做，这是以前他所不能想象的、是进步的。

革命本身往往带有诱惑性，是和时尚连在一起的。作为一个中国人看纽约的当下，我真觉得自己是“历史的老人”，纽约人是“历史的新人”。年轻人会觉得推倒罗斯福纪念雕像是酷炫的革命；但对经历过社会运动、对破坏传统有记忆的我来说，我知道能不能正确处理历史的遗留问题，是一个社会是否成熟、能否持续进步的分水岭。

我还在美国的写作平台 Substack 上开了个专栏，写我观察、经历和反思着的纽约故事。纽约当地人鼓励我说，“你们中国人经历过很多，得出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是提醒，我们还在过程中，不知道会付什么代价，你多写写让我们知道的多一些？”于是我就用中英双语写作，结果读者里的美国人比华人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