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快走，别让特务盯上。」
1939年冬，重庆沙坪坝。一个中年男人拄着拐杖，一只手按着怀里的布包，七拐八绕，甩掉了身后几个便衣。
不久后，这个布包里的东西，出现在千里之外被封锁的延安。
01
1895年，金善宝出生在浙江诸暨会稽山下，石峡口村。
父亲金平波是晚清秀才，在村里教私塾。母亲何金莲，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养蚕能手。
六岁起，金善宝跟着父亲念书。《百家姓》《千字文》《大学》《中庸》，一本一本往下读。课余就随母亲下地。采桑叶，缫蚕丝，上山砍柴。夏天脊背晒脱皮，冬天手冻得像胡萝卜。他不叫苦。
母亲常对他说一句话。
「宝儿，咱庄稼人，一粒粮食一滴汗。你长大了，得让咱老百姓都能吃饱饭。」
1908年，父亲病倒，没几天就走了。家里的顶梁柱塌了。亲戚们聚在一起商量，有人劝母亲：「一个寡妇家，供什么书？让宝儿早点下地干活吧。」
母亲摇头。
她扩大了养蚕的规模，起早贪黑地干。那年秋天，金善宝背着一袋红薯干，走出了山村，考入枫桥镇小学，后来又考进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
从石峡口到绍兴城，一百多里山路。他一年只回家两次。每次回去，母亲都在蚕房里忙活，手指被桑叶汁水染成了墨绿色。她看着儿子，笑得很满足：「宝儿，别担心家里。妈能供你。」
1917年夏，金善宝高中毕业。他想读大学，可家里的条件，读到高中已经是奇迹了。
正发愁时，他在报上看到一则招生简章：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不收学费，不收膳费。
他眼睛亮了。可路费从哪来？
母亲卖掉两年积攒的蚕丝，还不够。金善宝去了三十里外的三姑婆家。三姑婆七十多岁，年轻守寡，无儿无女，一辈子给人洗衣缝补，攒下一点养老钱。
听说侄孙考上了大学，老人打开一口木箱，从箱底掏出一个蓝布包。一层一层打开，是二十九块大洋。
她把钱塞到金善宝手里。
「宝儿，姑婆这辈子没出过山。你替姑婆出去看看。」
金善宝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
他带着母亲和三姑婆的全部希望，走出了会稽山。那年他二十二岁，石峡口村祖祖辈辈第一个大学生。
02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刚成立不久，系主任邹秉文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他主张教学、研究、推广三结合，在校内办起了农场、林场、畜牧场。
金善宝一头扎了进去。作物栽培、遗传育种、土壤肥料，每门课都拼尽全力。
1920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邹秉文把他叫到办公室：「善宝，学校想留你当教员，你愿不愿意？」
「邹老师，我想去试验场。」
「为什么？」
「我学的这些东西，不能只停在书本上。我得去地里，亲手种、亲手收。」
邹秉文点了点头，推荐他去了新成立的皇城小麦试验场。
说是试验场，其实是南京明故宫遗址上圈出的一片空地。几间破房子，几亩薄田。金善宝是唯一的正式技术员。播种、收获、经费预算、短工安排，全是他一个人。
白天在田里翻地、施肥、除虫。晚上在那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整理数据。屋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墙上挂满了麦穗——从全国七百九十个县搜集来的九百多个小麦品种。他一株一株编号，一株一株观察记录。穗子多长，一穗多少粒，籽粒红皮还是白皮，秆子多高，抗不抗倒伏。
每天忙到半夜。
1924年，金善宝二十九岁，经人介绍认识了杭州虹道女子师范学校的姚璧辉。两人结了婚。
他把新婚妻子送回了石峡口村。让她在村里当义务女教师，顺便照顾老母亲。自己一个人回了试验场，继续跟小麦过日子。有人不理解：「善宝，你把新媳妇一个人扔在山沟里，算怎么回事？」
他没解释。他要干的事才刚刚开始。妻子在身边，他分心。
在那间十平米的小屋里，他选育出了中国第一批小麦改良品种：「南京赤壳」「武进无芒」「江东门」。没有先进仪器，全靠一双眼睛，一双手。
1928年，他发表了中国第一部小麦分类文献《中国小麦分类之初步》。国内农学界开始注意到他。但他不满足。
中国农业太落后了，农民太苦了。他想出去看看。
03
1930年，金善宝考取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学生。
在康奈尔大学，他像一块海绵，拼命吸收。植物生理学、遗传学、细胞学，每门课都全力以赴。
第二年又转到明尼苏达大学，专攻小麦育种，接触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杂交技术。
为了多学实用本领，他放弃了学位论文。有人劝他：「金，学位都不要了？回去怎么评职称？」
「我不要职称，我只要本事。」
那段时间，他每天泡在实验室和试验田里。肤色晒得黝黑，手上全是老茧。
在一次学校聚餐会上。长桌上摆满了面包、牛排、沙拉。
金善宝端着盘子排在队伍里。一个美国学生从旁边走过来，把自己盘子里吃剩的半块面包推到他面前，大声说：「Mr.金，把这些剩饭拿去给中国人吃吧，中国人正在饿着肚子呢！」
周围的人都听见了。有人笑出了声，有人假装没听见。
金善宝端着盘子的手停住了。
他放下盘子，看着那个美国学生的眼睛说：「很遗憾，中国离这里太远了。请先生还是拿到芝加哥的公园去吧，那里不是有许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吗？他们正在等着这些面包填肚子呢。」
餐厅安静下来。那个美国学生脸上的笑僵住了，嘟囔了一句什么，灰溜溜地走了。
金善宝转过身继续取餐，但心在滴血。
那天晚上他失眠了。窗外是明尼阿波利斯的万家灯火，他想起母亲满是老茧的手，想起三姑婆打开木箱的样子，想起山村里那些面黄肌瘦的孩子。
「中国人正在饿着肚子呢。」这句话像一把刀子扎在心上。
他在心里发誓。
「我一定要回去。一定要培育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好麦种。一定要让中国人端起自己的饭碗，吃上自己的粮。」
1933年2月，他站在上海码头，看着来来往往的中国面孔，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踏实感。
同年8月，他应聘回母校，任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一边教书，一边继续搞小麦育种。
1934年，他出版了《实用小麦论》，中国第一本小麦科学专著。在此之前，国内所有小麦教材全是翻译欧美的。而他这本书，一半参考国外资料，一半是自己在试验田里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
这一年，他和助教蔡旭、吴董成，在南京劝业农场种下了两千一百多个国内小麦品种，还有一千多个国外品种。他们一株一株地观察、比较、筛选，发现了一个表现特别好的品系：穗大、粒多、抗倒伏。编号：中大2419。
04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10月，中央大学决定迁往重庆。校长罗家伦宣布：愿意随校西迁的教职工，不能带家属。
金善宝把妻儿送回诸暨老家。临别时，妻子拉着他的手：「你一个人在重庆，身体又不好，我怎么放心得下？」
他拍了拍她的手背：「没事，你放心。」
转身登上了轮船。汽笛长鸣，妻子和孩子的身影越来越小。他扶着船舷，看着渐渐远去的南京城。这一别，就是八年。
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借重庆大学的松林坡建校，突击修了一批简易房屋。竹篾编的墙，糊上泥巴，茅草盖顶。下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金善宝和森林系教授梁希合住一间不足九平米的宿舍。两张单人床，当中一张二屉桌。梁希比他大十几岁，两人脾气相投，很谈得来。白天各忙各的，晚上回到宿舍，在煤油灯下聊时局，聊抗战，聊国家的前途命运。
那时物价飞涨。金善宝一个人的工资要寄回老家养活六口人，常常没钱买菜。到了饭点，倒点酱油拌白米饭。有时连酱油都没有，光吃白饭。不到五十岁，已经满头白发，身体瘦弱，走路得拄拐杖。学校里有人给他和另外四位老教授起了个外号，叫「中大五老」。
有人问他：「金先生，你这身体怎么撑得住啊？」
「白天三顿饭，晚上三块板，就可以了。」
他说的三块板，就是床板。
日军飞机三天两头来轰炸。空袭警报一响，大家就往防空洞跑。防空洞就在宿舍山脚下。可金善宝发现，警报响了往往要等两三个小时敌机才来，有时根本不来的，白白浪费半天。太不划算了。
他养成了一个习惯：空袭警报响了，他不跑，继续在家看书、写文章。等紧急警报拉响，敌机已经在头顶了，他才放下笔往防空洞跑。
1940年后，妻子姚璧辉带着孩子们从浙江老家辗转来到重庆。一家人挤在那间不足九平米的宿舍里，连转身都困难。
1941年8月22日，警报又响了。金师母在防空洞口听人说今天敌机要炸中央大学，派大女儿回家叫父亲。过了半小时，父女俩都没下来。又派二女儿去催。还是不见人影。
紧急警报拉响了，鸣叫声一阵紧似一阵。
金善宝刚放下笔，敌机已经飞到头顶。轰隆几声，炸弹落在校区里。冲击波掀翻了屋顶的瓦片，弹片噼里啪啦落在小院里。他把两个女儿藏在桌子底下，用身体护住她们。
轰炸结束，一家人从桌子底下爬出来。屋子里到处是瓦砾和灰尘，小院里躺着几块还在发烫的弹片。
金师母从防空洞跑回来，吓得腿都软了。
「你不要命了？」
金善宝嘿嘿一笑：「命是紧，可文章也得写啊。」
《中国小麦区域》和《中国近三十年来小麦改进史》，都是在重庆大轰炸的间隙里写成的，后来成为中国小麦研究的经典文献。直到八十年代，台湾省的农业教科书还在引用。
05
在重庆，金善宝除了上课、下试验田，最常去的地方，是化龙桥的《新华日报》社。
那是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报纸，报社在一座小山上。从沙坪坝走过去，要走很长一段山路，沿途布满了特务。金善宝和梁希、潘菽、涂长望几个进步教授，经常结伴去报社。在那里，他们听潘梓年、章汉夫讲解时事，有时还能听到周恩来的形势分析。
每去一次，金善宝就觉得心里亮堂了许多。他在这里接触到了一种全新的思想。关于民族解放，关于人民民主，关于一个国家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
他开始明白，光靠几株好麦种，救不了中国。中国的问题，根子在别处。
1938年7月，七七事变一周年。中央大学设献金台，号召师生为前线将士捐款。校长捐了三十元，有些教授捐十元、五元。金善宝心里犯嘀咕：这些钱真能到前线将士手里吗？
他决定不往学校的献金台捐。他和梁希商量，两人直接去了新华日报办事处。
金善宝掏出一百元钱。这在当时不是小数目。《新华日报》从社长到勤务员，每人每月津贴只有八元。他这一百元，相当于社长一年的津贴。
他把钱交到办事处的同志手里。
「我相信共产党，我的心在八路军将士身上。」
第二天，《新华日报》登出一条消息：「梁金先生为抗日将士献金二百元。」
秋天，学校又号召捐献寒衣。金善宝和梁希把寒衣款也送到了新华日报办事处。第二天，《新华日报》又登了一条消息：「梁金先生为抗日战士捐赠寒衣款二百元。」
这些举动早就被特务盯上了。金善宝住处周围，多了一些「闲人」。有的在路边摆摊，有的在树下打盹，眼睛始终盯着他家。
金善宝知道被盯上了，但他不在乎。照样拄着拐杖，走那条山路去《新华日报》社。脚步不快，但很稳。
1940年前后，他还决定去延安。
他去找了林伯渠。林老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金善宝说明来意，林老很感动，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他。
临行前夕，金善宝的身体突然垮了。多年积劳成疾，加上长期营养不良，他一病不起，在床上躺了将近一个月。延安之行泡汤了。他满心不甘。病稍好，又去找林伯渠，要求再去。这次又出了意外，还是没能成行。
林老拍着他的肩膀：「金先生，后方同样可以干革命，不一定要到延安去。」
金善宝回到那间九平米的斗室，坐在床沿上想了很久。林老说得对，后方同样可以干革命。
他有什么本事？
他会育种。他有麦种。
他不去延安，但他的麦种可以去延安。
他看向那只二屉桌，上面放着大大小小几十个布袋子。里面装着这几年他从全国搜集、精心选育的麦种。他走过去，拿起一袋，倒在手心里。一颗一颗，饱满的麦粒在煤油灯下泛着淡金色的光。
这些麦粒，是他的命根子。
送它们去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