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川机场最长拘留难民420天囚禁结束，终于能在韩国“合法留下”

曾韩国仁川机场中转区被拘留最久的受害者，在申请难民认定6年零5个月后，于本月13日获得了人道主义居留许可（G-1-6）。

恩戈马（化名，52岁）回顾这段艰难岁月时表示：“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国家，没有合法居留资格地生存下去，就如同出生即被遗弃的幼崽。” 本月20日，记者在仁川延寿区他租住的半地下室见到他时，房间里堆满了行李，几乎没有落脚之地。因为生活拮据，无法负担地面层的月租，他最近搬到了同一栋楼“霉菌遍布的地下单间”。那个曾陪他在中转区被囚禁1年零2个月的旅行箱，至今在房间里也找不到空间打开，继续漂泊着。

“世界各地都有刚果民主共和国（民主刚果）的难民。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辗转来到韩国，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恩戈马来自因内战和冲突导致无数人丧生的民主刚果北基伍省。北基伍是智能手机存储元件所用矿物——钶钽铁矿的国际主要产地。这一事实将那片土地变成了战争与悲剧的中心。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为争夺资金来源和矿产控制权，加上卢旺达、乌干达等周边国家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复杂利益纠葛，使平民成为牺牲品。杀人、纵火、强奸、绑架等战争罪行层出不穷。

曾是汽车零部件经销商的恩戈马，于2017年被武装民兵组织“民主同盟军”（ADF）强征，参与钶钽铁矿开采和军事训练。在与政府军的战斗中，他脱离战线逃跑。一位在ADF作战中阵亡的朋友的家人，将他视为招募反政府军的人，烧毁了他的家。他的双胞胎哥哥因被误认为是恩戈马而遭杀害。恩戈马的五个孩子和哥哥的孩子们至今生死未卜。政府和警方也在通缉他。“为了寻找藏身之处四处流浪”的他，“越过了卢旺达边境”，并“经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于2020年2月15日抵达仁川机场。“韩国本是前往帕劳的中转地，但在等飞机时丢了护照”。他在入境口申请了难民认定，但入境和难民审查均被拒绝。那段“难以回忆、极其凄惨”的中转区拘留生活就此开始。

恩戈马在机场椅子上睡觉，在卫生间洗漱。“因为新冠疫情，淋浴室关闭，只能在夜深人静时接水擦拭身体”。“他跟乘客搭话，成为朋友，才能讨到一顿饭”。“出境的人每次回国，中转的人再次回来中转时，都会惊讶地问‘你怎么还在这里？’”他患上了严重的营养不良，神经系统等健康状况恶化。

“无数来往机场的乘客和外交官都看到了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看到我在机场露宿，都感到震惊。有位美国女性听说我在这里住了一年多，甚至哭了。是他们把我的情况传播了出去。”

为躲避死亡而逃出来的恩戈马，在机场也没有坐以待毙。他联系了联合国难民署（UNHCR）寻求帮助，并与韩国的公益律师们建立了联系。在他们的支持下，他于2020年7月申请了人身保护救济，并于2021年4月获释，结束了被收容状态。在创下中转区被拘留420天的最长纪录后，他迈出机场的第一步时，“感觉经历了漫长的痛苦，那种情感难以言表”。他的拘留事件成为了机场出境候机室（由航空公司共同运营的旧遣返候机室）转为国家运营的契机。

恩戈马在一个不接纳他的国家紧锁的大门前，没有放弃，不断敲门。他提起了撤销难民否决决定的诉讼（去年11月被大法院驳回），并获得了法院对中转区拘留违法性的认定（2021年8月）。他还提起了国家赔偿诉讼（去年12月被大法院驳回）。面对“承认国家权力滥用，但缺乏对公务员任意行政拘留进行赔偿的法律”这一逻辑，他向联合国自由权委员会提出了申诉（今年3月6日）。联合国于3月13日建议韩国政府，认定恩戈马在机场被拘留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要求对其进行赔偿和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基于该建议，他的律师团队于5月4日提起了国家赔偿再审申请。恩戈马是韩国首位因国家拒绝赔偿而诉诸国际社会寻求裁决的受害者，也是国内首位依据该裁决结果挑战判决的再审申请人。

“如果在韩国不被接受，被强制遣返回刚果，我不是被杀，就是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我之所以没有放弃到最后，是因为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

恩戈马以首次难民否决后出现的“新情况”（卢旺达支持的反政府武装M23占领北基伍）为由，于去年11月重新申请了难民认定。本月13日，他再次收到了“否决”通知。但出入境外国人厅代替性地给予了“人道主义居留”许可。当局认为，“虽然难以认定为难民，但难以排除其回国时生命或身体可能遭受重大危害的可能性”，因此恩戈马“直到本国局势好转，具备安全回国条件为止”，可以在韩国居留。

目前，恩戈马最大的困境是经济困难。由于机场拘留导致的健康恶化和不稳定的居留资格，他一直无法工作。“偶尔有朋友带些食物来”，他才得以维持生计。最近，他因查看旧衣回收箱而被居民举报，还接受了警方调查（后被警告释放）。他表示“为给予他居留许可的韩国祈求上帝的保佑”。

“我很清楚韩国是一个很难被认定为难民的国家。我希望韩国政府能成为全世界饱受苦难的难民的力量。”

国家赔偿再审代理人、公益法律团体Duru的李尚贤律师表示：“政府就违法拘留进行道歉、赔偿和制度改善，不仅关乎个人的恢复性正义，对于这个仍有拘留受害事件发生的社会整体正义而言，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