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主要参考史料：《新唐书·文苑传》《旧唐书·张镐传》《唐才子传》（元·辛文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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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军一路南下，势如破竹。
潼关失守之后，唐玄宗带着贵妃和一批近臣仓皇出逃，长安城在没有任何像样抵抗的情况下易主。
帝国的政治中心就这样在短短数月之内崩塌，整个官僚体系随之四分五裂，地方官员有的弃城逃跑，有的开城投降，有的干脆消失不见，剩下少数还在坚守的人，则面对的是断绝的粮道、溃散的军队和源源不断涌来的难民。
消息传到湖南，整个南方都乱了。
驿路断绝，商路中断，南北之间的通讯几乎全部瘫痪。
各地的地方官收不到朝廷的任何指令，只能靠自己判断局势，或守或逃，各行其是。
王昌龄那时候正困在湖南龙标，担着一个小小的县尉职务。
龙标，就是今天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黔城镇一带，在唐代属于偏远蛮荒之地，距离长安超过三千里，水路陆路都极为不便。
王昌龄在这里已经待了将近十年，是朝廷将他贬到这里的。
他年近六旬，两鬓已白，远离仕途中心，诗名虽然响彻大唐，实际处境却是一个没什么实权的末流小官，困在南方的山沟里，每天处理些鸡毛蒜皮的地方事务。
战乱爆发后，驿站停摆，他与家乡之间的一切联系全部中断。
家里是否安全，亲眷是否逃难，无从得知。
他在龙标等了一段时间，意识到继续留在这里既等不来朝廷的消息，也帮不了家里的任何人，于是做了一个决定：北归，回家。
这个决定，在当时有相当大的风险。
唐朝制度规定，地方官员离开任所必须经过上级批准，擅离职守属于重罪。
但战乱之下，皇帝自己都已经跑出了长安，朝廷的运转机器几近停摆，原本严格的官僚制度在这种局面下实际上已经形同虚设。
王昌龄大概判断，此时回家不会有人追究，即便事后被问责，也只是一个小小县尉的失职，论不上什么大罪。
他收拾了行囊，踏上了返乡的路。
这条路走了很长时间。
从湖南往北，穿越武陵山区，渡过洞庭，进入中原，沿途都是烧毁的村庄和四处逃散的人群。
他一路走，一路停，途中经过江宁，在故地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继续北行，最终在公元756年进入亳州境内。
亳州，是他此行最后一站。
他再也没能走出去。
【一】出身贫寒，三十及第
王昌龄，字少伯，籍贯在史料上有两种说法，一为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一为河东晋阳（今山西太原），目前学界根据王昌龄自述诗文，倾向于京兆长安一说。
他生于约公元698年，是武则天执政的晚期，卒于公元756年，前后活了将近六十年，经历了武周政权的落幕、开元盛世的全盛，以及安史之乱的爆发。
他出身贫寒。
这一点，无论哪种籍贯说法都是一致的——王昌龄早年没有任何家世背景可以借力，靠耕种维生，读书全凭自己。
在那个门阀士族尚有余威、科举制度还在与世家势力角力的时代，一个寒门子弟想要通过科举改变命运，需要付出远比贵族子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王昌龄年轻时曾在河东一带求学，后来西行，漫游于西北边地，在那里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正是这段边塞经历，彻底塑造了他日后的诗歌风格。
边塞不是一个适合文人游玩的地方。
大漠风沙，冬日酷寒，战事随时可能爆发，将士的伤亡是日常而非例外。
王昌龄在边塞待的那些年，见过真实的军营生活，见过战争的残酷，也见过戍边将士在漫漫长夜里对着月亮思念故乡。
这些经历让他的边塞诗写得与众不同——不是从书斋里想象出来的苦，而是真正感受过的那种苦，有血有肉，有具体的场景和情绪。
开元十五年（727年），王昌龄考中进士。
此时他大约二十八九岁，在唐代算是中等偏晚的入仕年纪。
进士及第之后，他在秘书省担任校书郎，负责整理和校订图书文献，这是一个清闲但没什么前途的职位，很多进士在这个位置上一待就是好几年，然后慢慢等机会往上走。
王昌龄没有耐心慢慢等。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他参加了博学宏词科的加试，成绩出众，被评为"超绝群伦"，因此得以转任汜水县尉，后来又调任江宁丞。
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当时是江南地区的重要城市，王昌龄在这里任职的时间较长，时人因此称他"王江宁"，这个称号一直跟了他很多年。
官职不算高，诗名却越来越响。
在唐代，诗名的传播速度有时候比官职升迁要快得多。
王昌龄的七言绝句，格律精严，语言凝练，情感充沛，又极易入乐，被教坊和歌妓广泛传唱。
他在江宁任职期间，作品已经在长安的酒肆歌楼里被反复演唱，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文人作品之一。
当时诗坛流传着一个称号："诗家夫子王江宁"。
这个称号最初出现在殷璠编选的《河岳英灵集》中，是对王昌龄诗歌成就的高度评价。
后来这个称号在流传过程中逐渐演变，又出现了"诗家天子"的说法。
无论哪个版本，意思都差不多——在同时代人眼里，王昌龄是当时七言绝句领域无可争议的第一人。
这份荣誉，是他在科举和仕途都走得磕磕绊绊的情况下，在诗歌这条路上一句一句积累起来的。
【二】两度遭贬，困于蛮荒
在唐代，才华横溢的诗人被贬谪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王昌龄的贬谪经历，有一点与众不同：他被贬，不是因为写了什么犯忌讳的诗，也不是因为卷入什么政治派系之争，而是因为史书上记载的那四个字——"不护细行"。
"不护细行"，意思是不注意生活小节，不拘礼法。
具体到王昌龄身上，这四个字大概涵盖了以下几种情形：性格直率，不善逢迎，不懂得在上司面前低头；行事随性，不太在乎官场礼仪；说话直接，容易得罪人。
这些特质放在一个有才华的文人身上，在盛世里或许还能被容忍，一旦政治风向变了，就很容易成为被人拿来攻击的把柄。
王昌龄第一次被贬，是开元二十七年（739年）。
就在这一年，唐玄宗将开元盛世的奠基之臣张九龄贬出朝廷，改由李林甫出任宰相。
李林甫这个人，在历史上以"口蜜腹剑"著称，善于揣摩帝意，排斥异己，朝中大批与他政见不合或作风不同的官员，在这一时期相继遭到打压。
王昌龄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贬往岭南的，具体罪名史料记载不详，但贬谪的时间与朝廷政治风向的转变高度吻合。
岭南，在唐代是著名的贬谪之地，气候湿热，瘴疠丛生，交通不便，距离权力中心遥远。
被发配到岭南，往往意味着仕途上的重大挫折，甚至有人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
王昌龄在岭南待了将近两年，直到开元二十九年（741年）遇到大赦，才得以北归。
就在这次北归途中，他绕道襄阳，去探望了一位老友——孟浩然。
孟浩然是当时与王昌龄齐名的大诗人，两人此前多有往来。
王昌龄到访时，孟浩然正卧病在床，患的是背疽，这是一种在古代相当危险的痈疽病症，一旦发作，极难医治，稍有不慎就会送命。
按照医嘱，孟浩然此时需要静养，必须忌口，尤其不能食用鱼虾等发物。
然而，孟浩然见到老友，实在高兴，不顾病情，执意设宴款待，席间吃了鱼鲜。
结果，旧病复发，孟浩然就此不治，于当年夏天去世。
这件事，在史料上被明确记载为王昌龄来访引发的连锁反应。
孟浩然的死，对王昌龄而言是极大的打击。
两人交情深厚，老友因陪自己饮宴而丧命，这种遗憾无论如何都难以释怀。
此后，王昌龄返回长安，继续在官场沉浮。
他在江宁丞的职位上又待了几年，期间诗名愈盛，但仕途始终没有大的起色。
天宝七载（748年），王昌龄再度被贬，这一次贬往的地方是龙标。
龙标，也就是今天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黔城镇，在唐代属于极偏远的蛮荒之地，山高路远，瘴气重，距离长安超过三千里。
朝廷把官员发配到这种地方，通常就是想让人从此消失在视野之外。
这一次贬谪，同样是以"不护细行"为由，具体起因史料中语焉不详。
王昌龄的好友李白听说这件事，专门写了一首诗送给他，开头就是："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五溪，指的是湖南西部的五条溪流，这里用"五溪"来形容龙标之偏远，意思是连过了五条溪之后，才能到达那个地方。
以李白的性格，能写出这种满含关切的诗句，可见他对王昌龄处境的担忧是真实的。
在龙标，王昌龄一待就是将近十年。
这段时间里，他写了不少诗，也与当地的文人和官员有所往来，但整体而言，这十年是他人生中最沉寂的一段时光。
他远离长安，远离诗坛的喧嚣，在南方的山沟里慢慢变老。
【三】旗亭画壁，诗名远播
在讲述王昌龄最终命运之前，有一个故事不得不提，因为它在后世的流传程度，甚至超过了王昌龄本人的许多诗作，让人们对这位诗人留下了最为鲜明的印象。
这个故事，就是"旗亭画壁"。
故事的出处，是唐人薛用弱所著的《集异记》。
据书中记载，开元年间某个冬天，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位诗人在长安相遇，结伴去一家酒楼饮酒。
他们到达时，楼里正好有一班梨园乐伎在演出，几位歌女轮番登台，演唱当时流行的诗作。
三人心有灵犀，当场定了一个赌局：谁的诗被歌女唱得最多，谁就赢。
第一位歌女出场，唱的是"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王昌龄听到，默默在墙上画了一道；第二位歌女唱的是高适的诗，高适跟着画了一道；第三位歌女唱的是"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又是王昌龄的，他再画一道。
眼看王之涣一直没有动静，他不慌不忙，指着台上最漂亮的一位歌女说：你们等着，她要是唱的不是我的诗，我就认输。
那位歌女随后开口，唱的正是王之涣那首《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三个人当场大笑，故事就此流传下来，成为唐代诗人交游史上最著名的轶事之一。
不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历来存疑。
"旗亭画壁"出自《集异记》，这本书本身就是收录奇闻异事的笔记小说，并非正史，其中许多故事的可信度有限。
从时间线上来看，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的仕途轨迹也未必能在同一时间恰好都在长安，各方历史学者对这个故事的史实性持保留态度。
但不管真假，"旗亭画壁"所描绘的那个场景，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王昌龄的诗作在当时确实被大量传唱，他的七言绝句在教坊和民间都极受欢迎，这一点有足够多的史料可以印证。
《集异记》里的这个故事，与其说是在记录一件确切发生过的事，不如说是在用一种文学化的方式，描述王昌龄在当时诗坛的真实地位。
在与王昌龄同时代的诗人中，他的七言绝句被认为是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
后来明代诗论家胡应麟在《诗薮》中直接写道，王昌龄七言绝句的水平，"后来无能继者"。
这份评价，放在整个唐代诗歌史的坐标系里，分量相当重。
王昌龄的边塞诗和七绝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与他早年的边塞经历、仕途的反复挫折、以及多年在偏远之地的沉淀密不可分。
他的诗里有真实的边塞风沙，有贬谪岁月的压抑与自省，有身处乱世的感怀，这些东西叠加在一起，让他的诗有了一种同时代人普遍缺乏的厚度。
【四】乱世北归，亳州蒙难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
这场叛乱的烈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安禄山的军队渡过黄河，迅速占领了洛阳，随后直扑潼关。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潼关失守，长安门户洞开。
唐玄宗在得到消息后，连夜带着杨贵妃和少数亲信出逃，往西南方向撤退。
就在玄宗出逃的同一个月，军队行至马嵬驿，将士哗变。
杨国忠在混乱中被杀，随后士兵要求诛杀杨贵妃，玄宗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命高力士赐死了杨贵妃。
这件事发生在天宝十五载六月十四日，史称"马嵬之变"。
马嵬之变之后，玄宗继续西行入蜀，太子李亨则带着部分军队北上，前往朔方。
同年七月，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
帝国的政治重心就此发生转移，平叛战争在新皇帝的主持下继续推进。
这一系列巨变，发生在公元756年的夏天，正是王昌龄北归途中的时间段。
从龙标到中原，路途迢迢，王昌龄不可能对这些消息一无所知，但在战乱导致驿路断绝的情况下，他所能获得的信息极为有限，往往只是道听途说的片段，真假难辨。
他能做的，只是继续往前走，尽快回到家乡。
王昌龄具体的北归路线，史料没有完整记载，但根据当时的地理条件和战局形势，他大概率是沿着长江水路东行，经江宁（今南京）转陆路北上，穿越淮河流域，向汴州方向行进，最终到达亳州。
亳州，在今天的安徽省，唐代属于淮南道，是中原腹地的一个重要城市。
安史之乱爆发后，这一带的战局相当复杂。
叛军的主力虽然在河北和中原，但其兵锋的影响已经辐射到整个北方，很多地方的官府处于半瘫痪状态，地方官员在没有朝廷约束的情况下，权力实际上大幅扩张。
就在这样的局面下，王昌龄踏入了亳州地界。
时任亳州刺史，正是闾丘晓。
关于闾丘晓为什么要杀王昌龄，史书上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理由。
《唐才子传》记载此事，只说闾丘晓"忌才害之"，意思是出于嫉妒才华而将其杀害。
但这个解释过于笼统，在逻辑上也不够充分——一个地方刺史，会无缘无故地对一个路过的落魄诗人动起杀机吗？
后世研究者对此有多种推测。
一种说法认为，王昌龄在经过亳州时，可能与闾丘晓发生了某种言语冲突或意见摩擦，闾丘晓性格暴戾，一时激怒之下下了毒手。
另一种说法认为，乱世之中地方官员行事没有顾忌，闾丘晓可能只是不想让一个来路不明、没有官文的人在自己的地盘上逗留，找了个借口就把人解决掉。
还有一种说法是，王昌龄此行没有合法的通行凭证，擅离职守，被闾丘晓以"逃官"的罪名处置。
无论哪种说法，有一点是确定的：闾丘晓的这个决定，既不合法，也没有任何道义上的依据。
一个手无寸铁的老诗人，在乱世里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就这样死在了一个地方官的手里。
史书对王昌龄之死的记载，措辞是"缢杀"。
缢，就是绞死的意思。
这说明闾丘晓对王昌龄施以了极为残酷的处置，并非一时冲动的简单暴力，而是有意为之的杀害。
王昌龄死于公元756年，卒年约五十八岁，距离他的家乡，不过几百里之遥。
【五】睢阳之战，闾丘晓临阵脱逃
王昌龄死后，闾丘晓继续在亳州担任刺史，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此时的中原战场，战况正在进入最惨烈的阶段。
安史之乱期间，叛军对江淮地区的威胁，很大程度上被一场发生在睢阳的守城战所阻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睢阳之战，主将是张巡。
张巡，字巡，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天宝末年任真源县令。
安禄山起兵后，张巡起兵抵抗，先在雍丘坚守，后率部退守睢阳，与太守许远合兵，共同防守这座位于江淮咽喉的城池。
睢阳一旦失守，叛军就能长驱直入，直抵江淮，威胁唐朝最重要的财赋之地。
张巡深知这一点，因此即便在孤立无援、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也死守不退。
睢阳之战从至德二载（757年）正月持续到当年十月，历时将近一年。
城中兵力严重不足，粮食耗尽，守军的处境极为艰难，史料记载中有发生以人充军粮的惨烈记录，是整个安史之乱中守城最为悲壮的战役之一。
就在睢阳守军最危急的时刻，驻扎在临淮的唐军主将贺兰进明，迟迟不肯发兵救援。
张巡多次派人求援，都被以各种理由推诿。
而闾丘晓，此时已不再只是亳州刺史，他在战时担任谯郡太守，同样驻扎在距离睢阳不远的地方，手中有一定兵力，却同样按兵不动，拒绝出兵支援。
睢阳最终于至德二载（757年）十月陷落，张巡、许远等守将壮烈殉国。
这座城池在被叛军占领后，遭到了残酷的屠杀和劫掠。
张巡死后，唐朝廷对睢阳保卫战给予了高度评价。
张巡被追封为邓州刺史，其守城之功，被认为是保住江南半壁的关键。
闾丘晓拒绝出兵一事，由此被置于极为严肃的追责程序之中。
此时，刚刚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的张镐，抵达淮南主持军务。
张镐在出任淮南节度使之前，曾任宰相，是当时朝廷中少数既有文才又有军事经验的官员。
张镐到任之后，立即着手追查睢阳援兵迟迟未至的责任。
经过核查，闾丘晓按兵不动、拒不救援的事实证据确凿。
张镐依据军法，对其下达了处死的命令。
面对死刑判决，闾丘晓开口求饶了。
他的理由，听起来有几分人之常情：家中有老母，无人奉养，请求从轻发落。
在中国古代，这是一种在法律和伦理层面都具有一定分量的求饶理由。
儒家伦理以孝道为本，历代法律在处置死刑时，也往往会将"家有老人需要赡养"作为考量因素之一。
闾丘晓选择这个理由，显然是经过盘算的——他认为这是他能说出的最有力的求饶依据。
张镐听完，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出了那句留存千年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