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如何看待我国经济的K形分化

廖群系信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海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当前我国经济的两大定义性特征，一是总体上仍在中高位运行，二是结构上呈现K形分化。所谓总体中高位运行，是说经济总量，即GDP的增长速度仍在中高速区间（4.0 – 6.0%）；所谓经济结构K型分化，是指行业或部门之间冷热反差很大。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数据进一步体现了这两大特征。

上半年，我国GDP增长4.7%。这一经济增速，虽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1978 – 2019）年均9.4%的增速不能相提并论，也比市场预期稍低，但与中高速增长期前6年（2020 – 2025）4.8%的年均增速基本持平，在今年政府增长目标（4.5 - 5.0%）的范围之内，且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名列前茅，仅次于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印度和越南。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入中高速并逐步放缓，是由抛物线形经济增长曲线所规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使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所以，当前我国经济总体中高位运行的第一大特征属于正常。

但第二大特征的K形分化值得认真研究和对待。从上半年数据来看，在供给端，工业和服务业表现强势，分别增长5.4%和5.2%，大大快于农业的3.6%和建筑业的深度负增长。分行业看，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业分别增长13.3%、9.3%和14.8%，大大快于工业整体及其他行业；服务业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9.6%，大大快于服务业整体及其他行业。在需求端，外需显著强于内需，货物出口增长16.9%，大幅领先于消费的2.7 %和 固定资产投资的-5.7%。分部门看，出口方面，机电产品出口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速分别高达20%和39%，明显领先于出口整体及其他出口产品；消费方面，服务消费增长5.3%，显著领先于商品消费的1.1%，网上服务零售增长6.0%，又领先于服务消费整体，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的增速更高达14.4%，高出商品零售整体和大部分其他商品零售10个百分点以上；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9.4%，与固定资产投资整体负增长，特别是房地产投资深度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看来，K形分化是显著的，即K字母右边的上行线和下行线的陡度或斜率都是非常高的。

如此的K形分化是如何形成的呢？应该认识到，是当前阶段我国经济双重转型叠加的结果。

第一重转型由正如日中天的数字/绿色科技革命所引发，是指从之前的旧科技支撑的经济向数字/绿色新科技主导的经济的转型，可称为新科技转型。从上述上半年数据不难看出，增长快的多是与数字/绿色新科技相关的行业，增长慢的则大部分为与旧科技相关的行业，特别是房地产及其关联行业。由此造成K形分化，即新科技相关行业位于K字母右边的上行线，旧科技相关行业位于其下行线。

其实，在当今全球经济，新科技转型及其导致的K形分化已是一个广泛现象，很多经济体，特别是新科技领先的经济体如美国、中国、韩国及中国台湾等，都呈现了这样一种转型与分化。数字科技和绿色科技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贡献是巨大、全面和革命性的，不仅创造出规模庞大的数字产业，包括生成式AI和物理AI及其基础设施，和绿色产业，包括新能源和节能环保，更重要的是这两大产业的应用前景，将数字和绿色科技赋能于经济的各行各业和每个环节，改造和更新各行各业并催生新的消费与生产场景，从而重塑整个经济成为一个全新的经济。我国是新科技转型的典型之一，深度地参与并在很多领域引领这一转型，数字科技的发展紧贴全球第一的美国，绿色科技则引领全球。无疑，新科技转型是当前我国经济K形分化的第一大成因。

但当前阶段我国经济还在进行第二重转型，即传统意义上的旧经济向新经济的转型，可称为升级转型。所谓传统意义上的旧经济是指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而传统意义上的新经济是指以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这一转型在发达经济体已基本结束，但在我国虽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未完成，如在传统新、旧经济框架下服务业占GDP比重虽已超过50%，但主导地位仍然不够，生产性服务业仍然薄弱；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比重迅速提高，但仍在20%以下，部分传统制造业供应严重过剩，而一些新兴制造业如高端装备、新材料、民用航空及工业软件等产业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不小差距；人均住房面积已达世界平均水平，但近40%的城镇住房仍是年代久远的非商品房等。所以我国在进行新科技转型的同时还须继续进行并完成从传统旧经济向传统新经济的升级转型。如此的升级转型自然伴随着传统新经济行业上行而传统旧经济行业下行，是我国经济K形分化的第二大成因。

因而，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新科技转型和升级转型的双重转型；我国经济的K形分化是这双重经济转型叠加的结果，难怪尤其显著了。

新科技转型和升级转型都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新科技转型是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将引领和主导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我国不但必须参与而且要引领，否则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升级转型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现今阶段的必然选择，否则现代化进程将停滞甚至倒退。这就是说，对我国来说，双重转型都是必须的，都应该加速，则经济的K形分化必然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持续。

从这一角度看，K形分化是一种积极和与时俱进的进取性发展形态。的确，引领或深度参与新科技革命的K形经济体，包括我国、美国、韩国及中国台湾等，经济增长均快于大多数其他经济体。我国同时进行升级转型，K形分化更为显著，说明更为进取。世界上很多经济体，既没有新科技新转型，也未开始升级转型，经济发展呈现K字母上行线和下行线均平缓甚至平移，属于停滞型经济，显然不可取；更有甚者，上行线平移，下行线却陡峭，属衰退型经济，更不足为模。

当然，K形分化造成很多问题，不应任其发展，必须有效应对。K字母的上行线当然是越陡越好，表明新经济，包括新科技经济和传统新经济，发展越快，但下行线过陡，意味着旧经济，包括产业科技主导的旧经济和传统旧经济，下行太快，无疑会造成社会上失业和中低阶层收入下降等痛苦。那么，应该如何应对呢？一种应对是孤立地减小下行线的陡度，即孤立地控制旧经济的下行速度，以保持旧经济行业的就业和收入水平。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应该认识到，新经济的建立只能建立在旧经济要么升级要么下行的基础上，正是所谓的“破旧立新”和“创造性破坏”所指；孤立地减小下行线的陡度可能会制约上行线的陡度，从而上行和下行线均平缓运行，即新、旧经济增长均趋于停滞。这显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我们所希望看到，或应该争取的，是新、旧经济连动式的运行，在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控制好旧经济的下行速度与结构及其后果。为此，首先，新经济应尽快地赋能旧经济，即尽快地将数字和绿色科技应用于改造各个行业，包括旧经济行业，促使旧经济行业获得新增长动力从而重生或升级成为新经济的一部分。第二，新经济应尽快地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如通过人形机器人使企业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产出比以前多得多的产品、增加值和利润，加大新经济在整个经济中比重，尽早实现马斯克所预言的社会产品足够丰富来供养世界绝大多数的人。第三，新经济应尽可能地创造新产业，以吸收旧经济行业的就业，就像互联网在造成商品零售和批发产业大幅下行的同时创造了能够吸收几千万人就业的快递产业一样。第四，新经济应尽量弥补旧经济退出的成本。

关于最后一点，笔者曾多次强调，2024年国务院推出的“两新”政策，即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既促进新经济的成长又弥补旧经济的退出成本，是对症下药的有效良方，这两年来也确实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对此，有人担心，这些政策的边际效应会递减，且在政策退出后会消失。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应认识到，“两新”政策的涵盖范围在我国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因而可以减小边际效应递减的速度。如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可以也应该扩展至住房的以旧换新；鉴于近40%的城镇住房仍为年代久远的非商品房，这一举措会有很大的实施空间。至于政策退出，问题是为何要快速退出呢？既然是对症下药的良方，“两新”政策应该不断地或轮番地实施，从而持续地催生政策效果，直至新经济确立主导地位，旧经济退至合理水平。当然，这涉及到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问题。须看到，当前我国政府是具备较强承受能力的。2025年末我国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8.5%，加上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这一比例也不超过75%，比美国的120%以上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的100%以上有相当大的差距，更别说与日本的250%以上相比了。何况根据美国和日本的经验，就现代经济体而言，100% 显然不应是政府债务率的上限，对经济仍中高速增长的我国经济来说更应是如此。所以我国政府债务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继续实施“两新”政策是有坚实的财政基础的。这自然呼唤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辅之以更加有为的货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