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周恩来秘密更换了中央警卫部队

遵义会议是改变党和红军命运的一次会议，毛主席得以重新上台，而博古从此失去了最高权力。

需要注意的是，就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周恩来突然秘密更换了中央警卫部队，是什么原因呢？

在这么重要的时间节点，突然更换警卫部队，不可避免地会被认为其中有什么内幕，因此，很多人都在猜测，这是不是在针对博古？

周恩来一向心细如发，肯定也注意到了这些情绪，就在1935年2月5日，也就是遵义会议结束半个多月后，去找到博古，专门向他解释了这件事。

首先，周恩来向博古表示了歉意，说：“这事出于仓促，挂一漏万，没来得及和你商量就办了，这是我的疏忽，请你原谅。”

那么，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周恩来解释说，从元旦开始，部队里就有传言说，中央要处理湘江失利的罪魁祸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自己专门调查过，这个传言很可能是从中央警卫营传出来的。

就在这个时候，朱德总司令对周恩来说，红八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只剩下1000余人了，中央就决定撤销红八军团，剩下的人补充到红九军团，因为新兵很多，缺少有战斗经验的连排级干部，朱老总就建议说，中央警卫营都是一些身经百战的老兵，可以调到红九军团，而红九军团原来就有一支中央警卫团，正好调回去，负责中央的警卫工作。

周恩来听后，觉得是个好办法，既解决了红九军团缺少连排级干部的问题，也解决了中央警卫营出现传言的问题，一举两得，因此，周恩来就同意了。

不过，因为周恩来太忙，忘了把这件事报告给博古，结果就造成了一些误会，被认为是在故意针对博古。

因此，周恩来这次找到博古，就专门说起了这件事，说：“我联想到那个谣言，马上同意了老朱的意见，决定第二天立即实施。后来事情一多就忘了告诉你，事后可能引起你和其他人的猜疑，这实在是一个误会，与这次会议的确无关。”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博古也是一个很大度的人，就没有计较。

另外，周恩来还提到了遵义会议上的事，说博古不应该说那些话。

遵义会议时，博古作为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首先作了一个“主报告”，主要谈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情况，把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敌人过于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但是对自己和李德的错误提得很少。

这样的报告，自然引起了大家的反感，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博古和李德的“瞎指挥”，根本不了解敌我双方的真实差距，更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只知道照搬教条，结果把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中央苏区给白白葬送掉了。

因此，当博古拒不承认错误的时候，就遭到了大家的反驳，比如张闻天就作了一个很长的“反报告”，严厉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必须要取消他们的军事指挥权，让更懂军事的毛主席出来指挥红军。

张闻天的话，得到了现场大多数人的赞同，博古也不得不接受了下台的结局。

半个多月后，周恩来特地去找到博古，和他谈了很多问题，其中就包括博古在遵义会议上的报告。

其实，早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周恩来就建议博古说，要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承担起来，主动检讨错误，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原谅。但是，博古没有听，反而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到敌人太过强大上面，拒绝承认是自己的指挥错误。

因此，周恩来就批评他说：“我一再向你建议，先代表中央深刻检讨反‘围剿’失败和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和责任，最后谈湘江的教训，这样会让会议开得顺利些。可是你的讲话对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只谈现象，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对李德的批评也只是一带而过，早早地把湘江问题作为会议重点摊出来，矛头指向‘党内小宗派’，这给了洛甫开炮的机会，让会议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这促使我不得不站出来，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检讨反‘围剿’失败的军事指挥责任，承认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批评你有盲从李德、包庇李德的错误。至于会议发展到集中批评你，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能挡得住吗？所以你应该想开些，以大局为重，虚心才能团结人，特别是对行伍出身的同志更要尊重。”

周恩来的这些话，让博古如醍醐灌顶，一下子释怀了很多，后来还主动把中央的印信都交给了张闻天，从此退出了权力中心，成为一名优秀的宣传工作者。

（参考资料：《遵义会议》《博古和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