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视角下历史建筑真实性再反思

建筑文化理论探讨

内容导读：本研究以集体记忆为视角，探讨中国历史建筑真实性的本土化重构。以昆明大观楼问卷调查与历史分析为基础，发现公众认知更重文化记忆与场所精神而非物质原真性。提出以“记忆真实性”为核心的保护范式，强调通过维护记忆锚点，在延续文化生命力的同时，夯实各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认同，使历史建筑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载体。

文/撒 莹 田雨沛 郑礼熙 MATINGOU FELIX DE DIEULEVEUT

（一）引 言

历史建筑的真实性，这一国际遗产保护领域的核心命题，始终在“物质存续”与“文化传承”的张力中寻求平衡。以《威尼斯宪章》为代表的西方保护范式，长期将真实性锚定于物质实体的原真性，主张通过保存原始材料与形态维系历史的客观性。然而，这一逻辑在东亚语境中屡现困境。木构建筑的周期性重建传统、公众对“非原物”历史空间的持久情感依附，暗示着真实性内核的深层复杂性——物质永恒性是否必然等同于文化真实性？若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历史建筑的价值究竟应根植于何处？

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进一步凸显了理论重构的紧迫性。一方面：文化遗产保护亟须回应本土实践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国际原则的刚性框架与地方记忆的多样性之间裂痕渐显。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真实性的理论内核，不仅是学术反思的需求，更是实现文化遗产可持续传承的实践命题。

本研究以云南省昆明市历史建筑为实证对象，聚焦其作为集体记忆载体的文化功能。昆明作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其历史建筑作为城市发展的实物见证，为真实性的探讨提供了丰富样本。

（二）理论分野：从物质原真到记忆真实

1.国际真实性原则的内涵演变

遗产保护的早期理论以《威尼斯宪章》为代表，其核心是物质原真性。该理论源于欧洲石构建筑的保存经验，将真实性等同于历史建筑的原始材料、工艺和形态，视其为不可再生的历史证据。然而，这一标准在面对东亚木构建筑周期性重建的传统时，显现出其局限性。

作为回应，《关于真实性的奈良文件》（以下简称《奈良真实性文件》）承认了“文化多样性”对真实性判断的基础性作用，为“非物质真实性”的存在提供了理论空间。东亚地区的实践，如日本伊势神宫的周期性重建，其价值在于技艺与仪式的传承而非物质恒定。对此，李伟曾指出《奈良真实性文件》为理解这类重建传统赋予了合法性。中国学者也基于本土经验深化了这一认知，吕舟强调应聚焦于“文化实践”的连续性；付友锋分析的“修旧如旧”理念，其内核是通过工艺与空间意象的延续，实现“文化意象真实性”的传递；而常青提出的“历史层积”理论，则主张尊重并呈现不同时代的干预痕迹，而非执着于单一的“原初状态”。

2.集体记忆的理论演进

集体记忆理论为真实性研究提供了另一重要维度。该理论由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奠基，他强调记忆的“社会框架性”，即记忆的形成与存续并非个体行为，而是依托于群体互动和社会环境。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提出的“记忆之场”概念，进一步将建筑等物质空间视为承载和锚定历史认同的关键节点。在建筑学领域，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亦将城市肌理视为集体记忆的物化形式，强调其历史层积与场所精神的内在关联。

3.记忆真实性的提出

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面对记忆载体的消失与文化认同的断裂风险，国内学者开始运用集体记忆理论来审视遗产保护。研究普遍指出，公众对历史空间的价值认同，往往更多地源于其所承载的集体情感与文化叙事，而非纯粹的物质形态。据此，提出“记忆真实性”，以记忆的真实性重构保护逻辑，即历史建筑的价值不在于其形态的永恒，而在于其作为文化意向载体的动态生命力。

（三）实证分析：大观楼的记忆真实性验证

对河沿村多元共生的空间格局分析，主要从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与文化环境3个方面展开，从而归纳与概括整个村落的空间格局特征。

1.研究对象的选取与分析

在面向昆明市民的问卷调查中（有效样本量N=68，信度检验Cronbach’s α=0.854），71.43%的受访者具有15年以上本地生活经验（图1），表明样本群体对城市文化记忆的感知具有长期性与稳定性。在此群体中，68.25%的受访者将大观楼列为“最能代表昆明”的历史建筑，远超其他候选对象（图2）。

图1 问卷人群画像（来源：作者自绘）

图2 “最能代表昆明的建筑”调查结果（来源：作者自绘）

虽然53%以上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对历史建筑的认知是“一般了解”（图3），但对大观楼认可的人群仍占一半以上，这表明公众的价值判断并非基于对物质原真性的精确考据，而是源于与建筑空间的记忆性互动和参与体验。

图3 “对历史建筑的了解程度”调查结果（来源：作者自绘）

在矩阵量表问题“您选择上述建筑作为昆明代表的原因是什么？（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中，“承载了昆明人的集体记忆”的选项得分最高（4.3分），高于“保留了真实的建筑风貌”（4.06分）（图4）。

图4 “历史建筑代表昆明的原因”打分结果（来源：作者自绘）

这一结果揭示出大观楼在市民集体记忆中的象征性地位，其文化功能已超越物质实体，成为昆明历史认同的核心符号。因此基于问卷调查结果，本研究选择昆明大观楼作为实证案例，这符合数据驱动的实证逻辑，也契合集体记忆理论的研究需求。

2.历史沿革与记忆层积

大观楼记忆真实性的来源可以从其历史演变与文化功能的动态延续中得到印证。自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始建以来，大观楼历经咸丰七年（1857年）战火焚毁、同治五年（1866年）原址重建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改扩建等多次重大变迁。初建时期，孙髯翁长联的问世，使大观楼与滇池景观融为一体，将自然与文学意象凝结为地域性的集体记忆；晚清重建恢复观景功能的同时，赋予其边疆治理的政治象征；现代则通过节庆与公共集会，将其转化为市民参与的文化舞台。物质形态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并未削弱其文化象征地位，反而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叠加新的社会记忆，形成了层积性的记忆结构。

这种在时间流动中持续叠加的文化意象，正是大观楼真实性的来源。它所体现的记忆层积意味着，真实性不依赖于建筑材料的原初保存，而在于核心文化内容在公众实践中得以传承与再生产。问卷结果中“集体记忆”得分高于“建筑风貌原真性”的事实，为这一动态延续提供了实证支撑——对于市民而言，真实感来自长期参与与情感共鸣，而非静态的物质考据。

3.记忆锚点的空间转译

在大观楼案例中，记忆锚点呈现为由建筑实体、文学意象、自然基底与社会实践构成的复合体系。建筑实体是楼阁本身（图5），其位于滇池北岸的空间位置及登高远眺的视域，长期为市民提供稳定的观景与聚会框架；文学意向即清代孙髯翁所作的“天下第一长联”（图6），以诗文将滇池自然与云南历史交织为象征性叙事，成为集体认同的重要符号；自然基底则是滇池及其四季变幻的山水景观（图7），这是楼阁得以营建、长联得以诞生的重要原因和永恒背景；社会实践是居民的日常活动和重要节日的公共活动（图8），使空间与符号在日常生活与特定时刻中反复被唤起。四者相互作用，在空间转译的过程中将视觉、语言、自然与文化活动有机整合，共同构建了大观楼的记忆之场，使真实感得以跨越物质形态的变化而持续存在，并在公众记忆中形成稳固的传递链条。

图5 大观楼

图6 大观楼长联（来源：作者自摄）

图7 大观楼视角的滇池景观（来源：作者自摄）

图8 大观楼节庆活动

这种复合的记忆锚点具备持久性，使大观楼得以在3次重建的历史中持续保有文化象征地位，并在不同世代的市民生活中不断被感知、使用和讲述，从而将历史真实感稳定地嵌入当下的城市日常。

因此，大观楼案例所呈现的真实性，是一种由文化功能的连续性与记忆锚点的稳定性共同支撑的真实性。无论是物质形态的改变，还是功能的迭代，均未阻断其文化生命力，反而在新的历史情境下拓展了其社会意义。这一过程揭示了中国语境下真实性的另一种可能性：通过集体记忆的空间转译，使建筑在公众的持续参与中保持历史的连续性与文化的真实感。这既验证了“记忆真实性”的理论预设，也为本土历史建筑保护提供了更贴近社会实践的解释框架。同时，大观楼案例以其“大观楼—长联—滇池”复合系统的多维分析，验证了记忆锚点的空间转译方法在解读与维系历史建筑真实性方面的有效性与适用性。

（四）思考与展望

1.理论反思与思路转换

对大观楼的实证分析表明，其真实性并非依附于物质形态的静态保存，而是在多次重建与功能迭代中，通过集体记忆的持续传递得以维系。“物质原真性”所倡导的静态保存模式，与东亚木构建筑的周期性重建传统存在冲突。在中国的历史建筑实践中，材料和形态的变更并不必然导致价值的丧失，相反，文化符号和社会功能的延续往往能在公众中维持甚至加深认同感。由建筑实体、文学意象与自然景观构成的复合记忆锚点，在空间转译的过程中不断激发公众的历史感知和文化认同，使真实性呈现出韧性与可再生性。这一过程清楚地显示，中国语境下的历史建筑保护应当将文化功能的延续与记忆场域的维护置于核心位置，而非仅以原貌保存为唯一标准。这一认识为现有的国际真实性原则提供了本土化的修正视角，也为未来的保护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

2.实践启示

案例研究揭示了集体记忆在维系历史建筑真实性中的核心作用，这一点在东亚文化圈的多种保护实践中得到了印证，体现了记忆真实性的科学性与可应用性。在国内，杭州雷峰塔的重建将《白蛇传》这一集体记忆与现代建筑技术结合，使西湖景区在空间与文化层面恢复了标志性象征；苏州沧浪亭在多次修缮中始终保留“沧浪之水”的文化意象与园林格局，使物质更新与文化意义传承相互促进；北京永定门的重修恢复了中轴线的空间秩序，并唤醒了市民对城门系统的历史记忆。在东亚其他地区，日本伊势神宫的“式年迁宫”制度每20年重建一次神殿，不仅传承了木构工法和宗教仪式，还确保了场所精神的延续，使公众在持久的仪式和参与中确认真实性。

这些实践虽在形式与重点上有别，但共同特征是围绕核心记忆锚点开展空间保护与文化活化，使建筑在物质更新与功能调适的过程中，依然能够持续触发公众的情感共鸣与历史认同。它们的成功经验为大观楼案例提供了跨地域的印证，证明“记忆真实性”的理念能够在东亚文化圈稳定落地，形成适配性强、可复制的保护路径。

这些经验还为未来的中国历史建筑保护提供了明确启示：修缮与更新应优先识别并维护核心记忆锚点，将建筑、文化符号、景观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视为整体保护；空间活化与文化传承需同步推进，在修复后引入定期仪式、节庆或教育活动，使公众在参与中不断确认和加深集体记忆；更新策略须融入生活场景的延续，避免将历史建筑空间“博物馆化”，让其继续作为现实生活的舞台；同时应结合地域差异与文化特征制定定制化方案，使记忆真实性在不同时空与社会背景下都能找到落地的方式与路径。

3.展望

基于集体记忆的真实性作为理论框架与实践方法，在园林建筑、宗教建筑、工业遗产等多类型历史建筑中均具有推广潜力。然而，不同类型建筑的记忆生成与传递机制存在差异，需要结合具体空间特征和社会功能进行细化研究。此外，数字化技术为记忆锚点的长期保存与跨地域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例如建立虚拟重构、在线展馆和互动平台，让更多群体在虚拟空间参与记忆生产。未来研究可通过跨案例的比较分析，进一步验证“记忆真实性”在不同文化场景下的稳定性与适应性，从而为中国历史建筑保护构建更加全面、可持续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在延续文化生命力的同时，夯实各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认同，使历史建筑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载体。

【本文作者：撒莹，云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副教授；田雨沛，云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郑礼熙，云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MATINGOU FELIX DE DIEULEVEUT：云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源自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艺术科学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A2022YZ15）。本文已入编《中国民族建筑学术论文特辑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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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作者同意授权，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信息宣传部整理、编辑，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