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女性主义先驱谈以色列：我接受它的存在，但不认同它的做法

埃莱娜·西苏回忆，1940年维希政权颁布反犹法律时，她在阿尔及利亚只有3岁，“我被剥夺了自己的法国身份”。“我父亲是医生，却被禁止行医。法国政府剥夺了我们的权利。我是法国人吗？不是。我憎恶法国，这种怀疑直到今天仍有一部分存在。”

她说，法国至今仍未真正面对自身的罪责，这种未完成的清算至今仍在腐蚀法国政治。“至少德国有勇气面对自己应负责任的恐怖历史。这很重要。小时候，我身边充斥着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我也因此决定要反抗这些黑暗力量。”“战争结束时，零个。零，这个数字巨大无比，而在纳粹看来，它仍然太多，是一个无法计数的数字……奥斯纳布吕克早已没有犹太人了，在那些迷人的街道上，在大教堂那坚实方正的躯体四周，零个犹太人，‘零斯纳布吕克’。”

和她一贯的写作方式一样，西苏不仅把创造力用于塑造人物，也用于改造语言本身。她母亲家族的故乡——德国城市奥斯纳布吕克——在犹太人被清空之后，变成了“零斯纳布吕克”。西苏写道，1934年，这里有435名犹太人；战争结束后，这个数字变成了0。

无论在历史层面还是在近乎魔幻的书写层面，这座城市都与耶路撒冷相连：两者都成为记忆与渴望的地景，都同时栖居着生者与死者，也都处在一个核心问题的中心——当一个人的世界被流离失所、灾难和对家园的寻找所塑造时，作为犹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届获奖者是大卫·格罗斯曼，获奖理由是其整体创作成就。其他获奖者包括匈牙利作家彼得·纳达什、俄罗斯犹太裔作家、诗人兼记者玛丽亚·斯捷潘诺娃，以及犹太裔危地马拉作家爱德华多·阿尔方。评奖委员会今年称赞《从奥斯纳布吕克车站到耶路撒冷》“追索流离者留下的空缺，为缺席绘制地图，并让那些再也无法开口的人发声”。

“奥斯纳布吕克之于我，就像耶路撒冷一样：人必须去那里，必须亲自站到它的面前，必须让它开口，像面对上帝向约伯夸耀的巨兽贝希摩斯那样，走向它的语言；必须用手指去触碰，用双脚去丈量。隔着距离，你无法认识它们。就像大海一样，哪怕只隔两步，你也并不了解它，必须大喊着扑进它的怀里。”

西苏曾与雅克·德里达长期密切合作。德里达称她是“我们语言中仍在世的最伟大作家”。1968年，30岁出头的她参与了巴黎学生运动，也参与创建了巴黎第八大学。这所大学原本就是为了成为传统法国学术环境之外的一种替代方案。1974年，西苏在该校创立了一个女性研究中心，这是欧洲第一个此类中心。

她对自身犹太历史问题的长期关注，也始终未曾中断。这些问题正是《从奥斯纳布吕克车站到耶路撒冷》的核心。

当被问及，这本书是否意在为那些再也无法开口的人发声时，她回答说：“写作时，有意图的不是我，而是书。书有它自己的紧迫性，它并不是为了某种特定考虑而写。确实，它像其他写作一样，为空无发声，因为那里有一大片悲剧事件的场域。但写作本身，始终是在赋予声音。”

她接着说：

这个例子里，一切某种程度上都写在标题里。这是一种独特经验，关乎我与历史、政治和悲剧的关系。我的写作声音混合了悲剧与喜剧，我的材料一部分来自自传，一部分来自戏剧，而驱使我写下这本书的执念，就是去奥斯纳布吕克。”她所说的这种执念，与通过家族对话、幻想和治疗来保存记忆有关。在《从奥斯纳布吕克车站到耶路撒冷》中，死者拒绝消失，整本书仿佛充满幽灵：母亲、祖母、被杀害的亲人、远在战后才出生的人、消失的邻居和毁灭的社区。

他们都在梦境、交谈、语言碎片和艺术作品中重新出现。生者与死者彼此交融。于是，前往奥斯纳布吕克就不再只是一次去往特定地点的旅行，而是一次与失落世界之声的相遇。

这座为书名提供标题的城市，在西苏的想象中占据着特殊位置。“这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连德国人自己也不太知道它，”她说，“但它是一座历史名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在两座城市签署，奥斯纳布吕克是其中之一，三十年战争也由此结束。它是一个美妙、神秘、奇异的地方。我小时候就被它迷住了。我出生时，母亲来自奥斯纳布吕克，却生活在奥兰——一座当时属于法国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城市。我把奥斯纳布吕克看作远方的一束光，就像很多人看待耶路撒冷那样。”

她回忆，自己曾多次陪母亲和祖母去德国，却始终小心避开这座城市。“我们去过柏林、科隆、波恩，但从没去过奥斯纳布吕克。它渐渐成了我心里的疑问——奥斯纳布吕克怎么了？为什么我们从不去那里？”

她记得，后来这座城市正式邀请她的母亲和姨妈回去访问。两位女性随即展开讨论，起初谈的是住哪家酒店，后来却变成了关于历史与宽恕的争论。最终，她母亲决定前往。“这一代人不是我们的敌人，”西苏记得母亲这样说，“我们不必宽恕他们。我们必须继续生活，并接受历史的现实。”

“这要追溯到我母亲，”她说，“她成长于一种‘美好的犹太复国主义’时代——那是年轻犹太人的梦想。但她抵制它，因为她的经历使她反对一切民族主义。她的父亲曾被编入德军，作为德国犹太人战士，因此她看待历史的方式非常理性。”

“以色列建立时，我还是个女孩。我在阿尔及尔看见第一批使者试图说服犹太人去以色列。我对此一直很谨慎。我立刻觉得，我不会在一个后来以不友爱的方式变成殖民主义的运动中感到自在。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当然，我理解以色列的建立，当然，我也为之动容。但它无法逃脱殖民主义。”

“我来自一个阿拉伯人被殖民的国家。所以，我只是观察以色列。我从不认为，属于他们所谓的‘离散’状态有什么负面意义——我们并不是那样。那是一种成为世界公民的方式。我母亲去过以色列，看望迁居那里的家人。我没有去。我觉得，如果我不认同以色列，就不应该去。我不想只是一个旁观者。我喜欢投入其中。”

当被问及，她所说的殖民主义，是否也可以被理解为犹太人回到自己的故土时，她回答：“我能理解那些使者认为自己是在回归故土。我也能理解我的一些家人，他们为躲避大规模迫害，去了巴勒斯坦，后来那里成为以色列。但对我来说，这不是唯一的道路。我认为我们本可以自由地选择，我们对这些可怕事件有很多种回应方式。我接受以色列，但不认同它。很多人也是这样。”

西苏对以色列的态度颇为复杂。她不接受犹太民族主义，但也不否认犹太历史的悲剧维度，也不否认反犹主义如何推动了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国家的建立。她也清楚，人们会如何回应灾难，而这正是欧洲出走和以色列建立故事中的核心部分。

书中一个最有力的主题，是人们无法识别正在逼近的灾难——就像纳粹崛起时的奥斯纳布吕克。对此该如何理解？

“当一个人的生活将发生激烈变化时，犹豫是很常见的。今天，这种人类心理机制在法国右翼政党可能赢得总统选举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法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地方，所以我到处都能看到人们谈论下一次选举，说‘明年就是地狱’之类的话。他们讨论投票日要做什么。有人说不会发生，也有人说如果我们不团结，它就会发生。这样的讨论无处不在，你能看见人类灵魂在犹豫。”

在她看来，这种犹豫很危险。“它是法西斯主义的养料。”她自己家族内部的对比，也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祖母留在奥斯纳布吕克，直到‘水晶之夜’之后才离开。我的母亲那时还是个年轻女人，她一闻到法西斯主义的臭味就立刻离开了。她从不犹豫。”而其他家族成员则死于其后。

在以色列当前的战争中，性别、暴力和中东政治以一种悲剧性的方式交汇：哈马斯在10月7日袭击中实施的暴力。许多以色列人对国际女性主义运动中一些人似乎不愿对犹太受害者表达同情，感到深深疏离和愤怒。对此怎么看？

“这是一个骇人的事件。它会留在历史中，其后果比人们能够想象的更深、更远。令我这样的人感到震惊的是，它甚至分裂了女性主义者。可怕的是，当法国犹太人对那起恐怖事件作出强烈反应时，法国女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部分因为过于反以色列、过于支持巴勒斯坦，以至于对那些受害的犹太女性毫无同情。”

西苏把这称为一种道德失败。“这是人们只认同一种事业、排斥其他事业时产生的扭曲。这很可怕。”她说，自己的立场毫不含糊：“对我来说，当然没有任何犹豫。这是一桩可怕的罪行。哈马斯是一个残酷、充满仇恨的运动，就像阿拉伯世界许多其他运动一样。整个世界都是哈马斯的受害者。但现在，许多人、许多国家和许多运动，也都成了内塔尼亚胡政府盲目和疯狂的受害者。”

“现在早就到了停止殖民、承认他者也有权利的时候。历史已经决定，地球上的这块地方应当由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共享。”她担心，以色列正在耗尽几代人积累起来的国际善意。“他们正在自我毁灭，也在毁掉那份来自外界的同情与理解的资本和遗产。”这种批评并非出于疏离，而是出于关切。“我希望以色列能够存续，”她最后说，“但它正在疏远那些支持它的国家。这是悲剧。”

在这个过程中，西苏提出了一连串关于记忆、现实、流亡与归属的问题。大多数问题都保持开放。89岁的她，并没有给出确定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