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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丹湖渔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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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16日,求是网发布了《求是》杂志特约评论员文章《以畅通经济循环提升居民消费率》。作者是社科院的研究员。这种文章通常既要学术上无懈可击,还要能够引导社会观点和舆论;缺点是要么不能讲透彻,要么纸上谈兵,要么两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是值得认真学习的。下面绿色文字是作者的原文。
一、如何看待消费率较低现象?
该文首先解释了我国消费率(=居民消费/GDP)较低的原因。认为“居民消费率不直接反映生活水平.......消费率反映的是消费和投资、净出口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是观察一国发展阶段、需求结构和经济循环特征的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这当然是对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消费率偏高,其实折射出的是储蓄积累薄弱、投资能力不足的现实困境,绝非民生福祉与经济结构更优的体现。” 这也没错(虽然很多人会质疑这个观点)。
因此,作者认为,以前我国消费率偏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随后作者指出,“历史合理并不等于长期合理。”现在:
【1】“传统基础设施和工业领域的投资边际回报下降,依靠高投资率维持增长的空间明显收窄。”(意思是:在产业K型下,传统产业成为K的下撇,投资回报率下降,再扩大投资的空间不大)
【2】“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出口增长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3】“更深层次,我国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必然带来经济结构的规律性转换,必须从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内需主导、消费拉动。”
因此作者认为,“当前居民消费率偏低,已不再是特定阶段的“合意结果”,而是发展模式与发展阶段之间的“错配信号”。”即现在消费率已经太低了,已经不合理了,需要纠偏,未来“必须更加重视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相对稳定、更可持续的需求支撑。” 这些都没错。
二、如何提高消费率?
(一)提高消费率与促进消费是一体两面
那么如何提高消费率呢?作者认为,关键在于“推动需求结构优化和经济循环畅通,加快形成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新发展模式,而不在于通过“直升机撒钱”等短期刺激政策拉抬指标。”
因为不可能为了提高消费率去抑制投资和出口,因此,只能在继续投资、促进出口的同时,提高消费率。我理解,这样一来,提高消费率与促进消费,其实是同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硬币的两面。只要消费增速比GDP增速高,消费率就能提升;如果像今年上半年这样,名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名义GDP增长5%。消费率就会继续下降。
这样就回到了2022年以来大家非常关心的那个问题:如何促进消费?
(二)反对直升机撒钱
作者认为,通过“直升机撒钱”等短期刺激政策,虽然能够拉抬消费数据,但容易“透支后续潜力,一旦政策退坡,就可能出现增速回落,难以驱动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
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不过我要指出,给居民直接发钱、直接改善资产负债表是“直升机撒钱”,其实“以旧换新”也是小规模的、变相的“直升机撒钱”,我以前分析过,它会挤出在其他方面的消费,透支未来的消费。当然,这篇文章不可能明确地说“以旧换新”政策不好。
(三)如何提高消费率?作者的观点
接下来这段,作者讲了他提高消费(和消费率)的核心建议。
“推动居民消费率合理提升,必须依托畅通高效的国民经济循环。投资带动就业,就业形成收入,收入转化为消费,消费反过来为投资提供价值实现,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这段话当然是对的。我在拙著中曾经提出,2022年以来,我国的消费增速、收入增速、GDP增速三者之间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负反馈漩涡(p.439)。必须采用强有力的政策打破这个漩涡。我的建议是采用“消费增速目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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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三个变量之间的负反馈漩涡
资料来源:拙著p.440,图13-3
2026年7月13日国务院批复了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报送的《关于报送〈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送审稿)的请示》(发改就业〔2026〕847号),其中有一个“消费增速目标”,但没有表现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按照合格目标,2026-2030年名义社消要增长4.2%多,我估计还将略低于名义GDP。也就是说,按照这个文件,未来几年消费率将继续下降。
作者这里说的就业、收入、消费、投资的价值实现(即GDP)“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与我在拙著中说的其实是一个意思。并且他也指出:“但现实中,这个过程并非能够自动实现,还存在不少卡点堵点”。作者讲了如下方面的卡点堵点:
1、“投资未能充分转化为居民就业和收入。一些地区围绕相似产业和项目进行同质化竞争,一些企业更多依靠压低成本、价格等方式来维持竞争力,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增长受限”。
意思是低效、无效投资太多,导致产能过剩、内卷严重,最终导致资本边际回报率、资本回报率太低,没有带来居民收入上升。但是我要指出,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瞎指挥、乱铺摊子造成的,不能全怪在企业头上。这个问题与我国的政治体制有关,很难解决(否则早就解决了)。关于这方面的详细分析见拙著第十章。
2、分配机制约束了居民增收和消费提升。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还不完善,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仍需提高。再分配中,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政策仍有较大优化空间,居民在高水平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刚性支出依旧较大,预防性储蓄意愿偏强,有钱不敢花。
作者这段话谈及收入分配问题,涉及了几个问题:
一是初次分配不合理,需要提高劳动份额(员工薪酬/GDP)。这话说起来容易,但很少人思考怎么实施。我思考过,发现没法实施。我在拙著第七章提出了“自然利率决定劳、资分配率趋势的规律”,2026年4月15日,纽约联储银行行长John C. Williams等人也发现了这个规律。简单来说,给劳动者涨工资(改革初次分配制度)这种事情,只能在自然利率上升阶段干,在下降阶段是没法干的,而我国现在处于自然利率下降阶段,所以没法干。所以这种话没什么用。
二是作者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导致了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偏强,有钱不敢花”。这话不能说完全错,但没说到点子上。试问,在2022年之前,社会保障制度更不完善,那时候为什么消费旺盛?实际上,上次预防性储蓄大幅上升,是1998-2000年间,此后2001-2022年之间再没出现过。所以社保制度不完善不是2022年以来消费下降的原因。原因其实是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受损,进入资产负债表衰退。根源则是我国自然利率下降得太快。作者要么没有认识到这么深入,要么认识到了,但不敢说。
3、居民收入转化为消费仍有供需错配障碍。居民消费需求正加快转向发展型、品质型,消费结构转向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但高品质、个性化的优质消费供给不足,想花钱却没地方花。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会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升。
意思是居民想花钱,但找不到花钱的地方,没有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吸引他们花钱。
这话也不能完全说错,但是,当今社会,是谁想花钱但花不掉呢?显然是高收入阶层。即在消费呈K型的情况下,中低收入阶层在发愁钱不够花,担心未来会出风险不敢花;高收入阶层、上流社会也在发愁,因为服务和商品提不起他们的兴趣。恕我直言,鼓励上流社会花钱是对的,但认为全社会都在发愁没地方花钱,是不对的。
做出上述分析之后,作者在文章最后三段给出了政策建议。不想写了,大家自己去看全文吧。
我觉得没有必要对“消费率”的变化争论不休,直接谈如何刺激消费即可。相比之下,我觉得2026年6月18日“求是网”发表的那篇《以更大力度提振消费》更好,它承认了资产负债表恶化对消费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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