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讲述：日军制造雪村惨案，司令政委同时牺牲，有哪些教训？

001

那年我第一次听到“雪村”两个字，不是在地图上，也不是在什么正式的历史书里，而是在一位老兵突然发起的沉默里。

那是个冬天的晚上，屋里烧着炭火，几位冀中的老人围坐一圈，说起各自当年上阵厮杀的事。有人讲伏击战，有人讲地道战，说得热闹，笑声不断。直到其中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轻轻冒出一句：“雪村那一仗啊……我们丢掉的不只是人，还有命。”

屋子里一下就静了。

另一个人接话：“雪村战斗，教训太重。后来中央军委专门下了决定——战时行动，军事行动由军事主官最后决定，再也不能政委说了算。”

这话我后来去查，是真有根据的。1942年9月1日，中央军委为此发文，正式把部队里“政委有最后决定权”的规定给改了。写在纸面上的那几个字，说白了，是一场血淋淋的战斗换来的。

而那场战斗，就发生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心脏位置——雪村。

雪村战斗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惊动中央，还直接改了全军的指挥权规则？几十年后，老将军吕正操提起这件事，语气里还有扛不住的沉重。冀中八分区的司令和政委，在日军大扫荡前夜，为“往哪撤”争得脸红脖子粗，部队集合完，两位主官还在屋里争，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因为当时制度上政委有最终决定权，常委只能咬牙妥协。

结果是：耽误了时间，选错了方向，掉进了日军早设好的合围圈。

后面的结局，用一个亲历者的话来说——“道沟里一溜溜地全是死人，在道沟里走一趟，上来身上肯定带着血”。

002

要明白雪村战斗怎么一步步走到那样的惨烈，其实离不开一个大的背景——“五一大扫荡”。

1942年5月1日，日军从华北多地抽调了5万多人，专门奔着冀中根据地来的。这不是随便打一仗，是一次系统性的“清剿”：拉网、合围、分割、封锁线、骑兵、汽车、自行车，全上了。日军战后留下的文献里，干脆把这次行动称为“冀中大讨伐”，而在我们自己这边，后来习惯叫“五一大扫荡”。

冀中根据地当时什么情况？用老八路的话说，就是：“老根据地，但一点不安生。”敌人不在村里修据点，不竖岗楼，不摆明面上的姿态，而是隔三差五突然来个合围。你觉得这一块是腹心区，其实人家早画好圈等着你进去。

在这样的环境下，冀中八分区的部队整整被撵着跑了一个多月。电台台长屈培壅的回忆特别细，他记得：

“五一大扫荡一开始，常德善司令、王远音政委先带着我们在腹心区活动。5月9号夜里，我们从小范附近过滏阳河，跳出了敌人11号的大合围。5月下旬，又转回中心区，看了看，实在待不住，只能退回任河大地区。”

这时候，他们其实躲过了好几次危险。屈培壅很服常德善，事隔四十多年他还说：“那一个多月里，基本没怎么打枪，是常司令指挥得巧，躲得巧。”

但真正的转折，是6月4日下午。

那天，部队早就集合好准备出发。忽然，电台收到军区紧急电报，意思很简单也很要命：

分区领导机关和主力团迅速外撤，基干团留下坚持斗争。老根据地不能空，得有人留下来的。

具体到冀中八分区，就是：23团外出机动作战，30团留下，坚持在当地活动。

问题来了——30团当时在什么地方？没人确切知道。电讯联系断了，电台也不在他们手里。别的分区还能打个电报传命令，八分区这边只能靠人找。

要不要冒险回去找30团？要不要把军分区首长带着机关一起往中心区折返？有没有别的办法？这时候，就是一个选择题。

站在今天看，很多人会说：派个得力干部，带几个人去传达任务不行吗？干吗非得司令政委都往火里钻？

但当时他们想的，是另一重角度：30团要长期留在本地坚持斗争，那不是说“你留下”就行了。部队编制调整、政工安排、地方党组织配合、群众工作，很多事得当面交代，电报里说不清，所以主官要亲自回去一趟。

正是这一步回头，成了走向悲剧的第一步。

6月5号晚上，八分区机关出发，一夜翻了大约一百四五十里路。屈培壅还记得那个地名——泥马头，肃宁、献县、饶阳三县交界的一个小村子。他们住下后，派人满世界找30团。侦察兵有他们自己的门道，7号找到了人，定下8号会合。

泥马头到雪村，不到二十里；雪村到河肃公路，也就八到十里路。乍一看，这距离不算远，打个来回不难。

关键问题在这儿：他们很清楚，这一带早就是日军设的“陷阱区”。

王远音后来说，他和常德善在判断大形势上并不是没有看明白。他也知道敌人要合围。他甚至知道，这一片几十里地，日军没修据点、不设岗楼，看着空，其实专门用来做机动作战的场。他也知道，日军是隔三五天就来拉一次网的。

可问题是，30团好不容易联络上了，要是现在一分手，以后再要回来找，说不定还得冒更大的风险。加上他心里大概也觉得，这一回“合围圈”中心未必在雪村——顶多是小股敌人摸过来，躲一躲，绕一绕，应该过得去。

而常德善的判断，完全相反：别往回凑，赶紧拉出来，走上一百来里，跳出敌人合围圈。

两个人谁都说服不了谁，这就是第二个关键点。

当时的制度是什么？政委有最后决定权。争归争，吵归吵，哪怕部队都已经在院子里集合好了，等着命令出发，最终也得听政委的。

屈培壅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他们这些下级干部都在院子里转圈，等命令，屋里传来争吵声，但内容听不清，只听到声音抬高落下，一会儿是常司令的，一会儿是王政委的。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他们选择了往北走，朝雪村那一片去，会合30团。

从军事角度看，这一步就是第二个大失误——既没“先机跳出合围”，也没“提前选好村落防御点”，等于是往敌人可能设好的“网”里再钻一圈。

003

如果说之前所有的一切，还多少有一些“可以理解”，那接下来发生在雪村和公路一线的细节，就是惨烈到让人几乎不敢往下看。

按照屈培壅的说法，30团和军分区机关到底谁在雪村谁在顶旺，他记得非常清楚——30团在雪村，军分区驻在顶旺。这两个村子相隔两三里地，都是那一片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冀中村落。

日军这一仗的合围中心，其实本来不在雪村，而在另一头叫“窝北”的村。结果，战斗的枪声，最先却在雪村那边响起来。

大概是8号凌晨，30团阵地首先遭袭。部队往南冲，试图绕开敌人，没想到正好撞进合围圈的中心，只能又折回来，向北往顶旺方向跑。

常德善和王远音站在村边，用望远镜往前看。天已经微亮，看得一清二楚——前面是自己人背着枪、背着电台、驮着文件拼命跑，后面密密麻麻全是敌人，骑兵、自行车队、步兵混成一大片。

常德善做了一个在老兵看来非常“正常”的决定：赶紧往公路方向突围。命令救护股长赵庚林，带一个连先上公路，打出一个缺口，掩护大部队过线。

23团2营的两个连，一个打头阵，一个殿后，夹着机关、机关家属，还有电台、文件，一路往北冲，目标就是河肃公路。

当时队伍的秩序怎样？屈培壅说：“没散，还算有队形，只是再整齐是不可能的。”毕竟那是在合围中奔跑。

好不容易冲到公路北侧三里外的张家庄，按常规作战经验——过了公路就算过了封锁线，可以先喘口气，整一整队伍。常德善因此下令在村里稍停。

问题是，这个“按经验”的判断，在那种敌情下，其实已经不成立。日军这次合围动用了大量骑兵和汽车，追击速度远远超过过去的经验。

他们刚排队列，村西就传来一阵喊声：“敌人！敌人！” 一看，村西面鬼子的汽车队轰隆隆开进来；再看，村东口日本骑兵马队也进村了。

所谓“阵形”，在瞬间就成了负担。没整完队伍，就得现地散开，往村外跑。

方向是往东北，目标太师庄。

那一段路，是整个雪村战斗中最具体、最令人头皮发紧的一段。日本人骑的是那种车座偏低的自行车——只要一脚撑地，人就立在车子一边，枪端起来就是一梭子。

在这样的追击下，张家庄到太师庄这一段，成了名副其实的“死亡跑道”。

屈培壅当时在队伍中段，紧跟着常司令。他说，常德善一边跑一边还不忘回头喊电台：“跟紧了！别掉队！”

这时候，人人都朝同一个方向奔命，谁也管不了谁，只能看着后面的枪声一点点堵上来。

跑出张家庄不远，一阵密集的机枪扫射过来。屈培壅眼睁睁看见一梭子子弹扫到常德善身上，头和脖子都冒血，人一头向前栽倒。警卫员扑过去想扶，再也扶不起来。

“我不能停，还得跑。”屈培壅后来回忆到这儿，语气里没有任何渲染，只说了一句：“带着电台，不能停。”

常德善牺牲时，31岁。长征过来，跟着贺龙打了多年仗，在冀中摸爬滚打了几乎整个抗战时间，却倒在了自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冀中平原上。

他倒下后不久，王远音的腿也中弹了。有人背、有人扶，他勉强再往前挪了两里地，都知道他已经跑不动了。前面是追兵，后面是尸体。为了不连累别人，也不被对方活捉，他拔出手枪，对着自己开了一枪。

有战友试图背着常德善的遗体继续往前冲，也倒在路上。日军后来又追回来，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砍头，装在一个鸟笼里，挂在河间县城城门楼上。挂了很久，直到只剩一具头骨。

那批当年的冀中老乡回忆说，暑天经过城门，有股淡淡的腥味混着热气飘下来，很多人知道那是谁，却不敢抬头看。

与此同时，很多连队长、营长、政工干部也倒在这一带。30团政委汪威带着警卫连冲杀时，整个连几乎全战死了。那一群十六七岁到二十来岁的“青年连”娃娃兵，很多连胡子都没长齐，就埋在雪村附近的地里。

有的战士伤得不重，躲进麦地里。那年麦子刚齐膝，高不过头，人得趴在垄间，贴着地皮喘气。日军拉了几次搜捕线，一茬一茬地“筛”麦地，运气好的，侥幸没撞上。

天黑以后，日军撤围，七零八落的八路战士才从地缝里爬出来。屈培壅后来统计，当晚他们收容了一百多人，从雪村战斗中活着走出来的，也不过这一点。

这一仗，八分区机关、主力部队，将近六七百人，死伤大半。

004

很多年以后，留在冀中的乡亲，还能把那天早上的景象讲得清清楚楚。

田丹，当年是冀中八分区前进剧社的一个年轻文艺兵。雪村战斗开始的时候，他人在河肃公路南边的一个小村子，正躲在干爹家里避风头。

8号一大早，枪声从北面传来，一声接一声。他干爹抬头看看天，又看看北边，说：“孩子，日本人要来固这一片了，待不住了，走吧。”

田丹心里盘算着往饶阳方向去，出了村子就往南走。他这一南一北，恰好和常德善他们的突围方向相反——他们是从雪村、顶旺这一线往北冲河肃公路，他是从公路南边往南走。

那会太阳已经升高，照在地上，八点来钟的光线既亮又硬，照得田丹一路眼睛发花。枪声还在北边，他脚下一直往前，但越走越觉得不对劲。

“那天往前走，一路上没碰见活着的咱们人，也没碰见鬼子。日本人都往北追了。可是地上，全是咱们的人，都是尸体。”

他后来回忆，说那样的场景是终身忘不了的。土黄色的军装，是用榆树豆子染的，再加点青灰，自制的布料染出来，黄不黄绿不绿的那种颜色。很多战士倒在地上，皮带被刺刀挑开，衣服翻着，像被风吹开的破布。显然日军在战后挨个翻找，看身上有没有文件、有没地图之类的。

“在道沟里走一趟，上来身上肯定沾着血。”

道沟里一溜溜的，是摔倒的、被拖进去的、被打死以后扔进去的尸体。田丹没夸张，他只是把看到的如实说出来。那天的太阳照在血上，血有的已经变黑，有的还没凝固，反射出的光比平常的水光更刺眼。

日军的尸体呢？基本上看不到。对方会在战后尽量把自己的死人抬走，把枪、装备收走，只留下我们这些人的身体躺在麦地、道沟、公路边。

他走进一个村子的时候，老乡们都站在街上，一堆堆，脸色都不对。看到他从北面战场方向过来，又满身血，一个个围上来问：“同志，你是不是受伤了？咱们队伍怎么样了？”

田丹说，他告诉老乡：“我只是路过，没受伤。你们赶紧想办法埋咱们的人。”

那会北边的枪声还在响，证明战斗还没完全结束，而这一片已经像一块被火烧过的地，暂时安静下来。

有人问他：“你胆子真大，那会儿战斗还没完，你就从战场穿过去了？”他笑说：“我原来的名字叫铁胆。后来他们登记给我写错了，写成田丹，就这么叫下去了。”

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件事：很多尸体被烧着了。

“烧出油来。”他用了这么一个比喻。那时很多村子都是土房、草房，战斗中被炮弹、火焰波及，很容易烧起来。人倒在房根、院子、地头，被火一舔，很快就化在一起。那种味道，他说，用什么词都形容不准，只能说，是一种混着焦糊、人油的气味。

雪村战斗，不是冀中唯一一次惨烈的战斗。类似的遭遇战，在这一带发生过很多次。有的是营、团规模，有的是连、排规模。但雪村这一仗，因为牵扯到军分区首长全部阵亡、机关被打散，又直接引出中央军委的制度调整，所以格外有代表性。

战后，冀中的老兵们不断反思。有人说，是“错误地调集主力重返中心区”；有人说，是“政委在军事行动上未能尊重军事指挥员的意见”；也有人从战术角度分析，说在面对日军“骑兵+汽车+自行车”的快速合围时，战术上没能果断采取“据守村落、控制制高点，白天固守，夜间突围”的方案，而是在开阔地带且战且走，这些都是导致损失惨重的关键因素。

骑兵团的李健后来总结了三条经验：

一，敌重兵在多路“拉网”时，最好的，是先机跳出围圈——先走为上，甩开对方；二，要是已经被围，但能及时占领村落、占据有利地形，白天死守，晚上突围的，基本都成功了，而且往往杀敌多、己方损失小；三，最差的，就是既没抢先跳出，也没下决心固守，而是边走边打，方向选择不当，主官意见还不统一，指挥松散，结果几乎都是重大损失。

后来担任十分区司令员的刘秉彦，把这一套浓缩成八个字——“不意被围，守而后突”——不料被围，先守后突。

雪村这仗，从头到尾，其实就是反例：没“先机跳出”，没“村落固守”，方向一再摇摆，内部意见不一，结果只剩下田野上的尸体，和后来中央那纸沉甸甸的文件。

005

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那雪村战斗的教训，到底改变了什么？

最直接的一条，就是前面说的：中央军委在1942年9月1日下文，正式明确，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最终的决策权属于部队军事主官。

在这之前，红军、八路军里一直有一个传统——政治委员在部队里有极高的权威，遇到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这种制度，在长征、初期抗战时，确实起过很大作用：在很多地方，军事主官出身复杂，有的甚至是从旧军队过来的，政委是党派来的，政委的存在，保证了部队的政治方向。

但随着战事越来越复杂、战场机动性越来越强，这种一刀切的制度也暴露出问题。像雪村这样，敌情瞬息变化，部队就在你眼前，公路就在你脚下，谁判断更专业、谁对地形更熟、谁对日军战术更敏感，就应该由谁说了算。

雪村战斗那夜，司令员常德善多次主张：“别往回凑了，赶紧跳出去。”政委王远音则考虑的是：“30团好不容易联络上了，主力不在，怎么交代？不如先回去，再找缝隙出去。”两种看法都有自己的理由。换在别的场景，可能结果还不一样。

可问题是，战术上的判断，到了那种刻不容缓的境地，容不得拖。谁说了算，不只是组织架构问题，而是会直接体现在战场上——体现为往北走一步，还是往东走一步，也体现为这一步踩到的是活路还是死路。

吕正操后来说：“雪村战斗，教训沉痛。”沉痛在哪儿？不仅在损失本身，更在于我们是用几十上百条命，换来一个制度上的调整。换句话说，本来这些人可以不死，可以少死，可以死得有更多余地，只是因为当时的指挥权配置不合理，导致明明有更好的方案，却没被采用。

但是话说回来，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残酷现实。很多制度、很多纪律，都是在实践里被硬生生撞出来的。你很难要求一支正在敌后苦撑的游击队，从一开始就什么都设计得合情合理，只能在一次次的教训里一点点调整。

我在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脑子里一直绕不过去另一个画面：冀中平原上不止雪村一处有墓碑，像后念祖村那种“72烈士碑”的地方，还有很多。

刘流的家乡——河间县尊祖庄乡后念祖村，就发生过一次规模不大的血战。那是1942年农历六月二十八（阳历7月28日），任河大支队一个小股部队在村里与日军遭遇。

当年村里的老人回忆，日军骑着大马闯进村，八路军战士有人还站在房顶上，还没来得及换棉布军装。鬼子几开始在村边高粱地里打枪，后来直接冲村。遇见人就刺刀捅，连大缸上都留下刺刀印。

双方都伤亡惨重。八路军战士试图往外冲，子弹打得高粱摇一片一片。有个战士冲出去了，又转回村子，拍拍帽檐，对老乡说：“你看这帽子。”帽子上全是弹孔，几乎没一处完好。村西有个小土地庙，日军就在那儿摆了迫击炮和机枪，冲着村子一顿扫射。夏天的草绿得发亮，战斗结束后，一看，全烧黄了，房顶上、墙上都是血。

日军进村，把民众集中到村北的据点，一个个看手心——谁手上没茧，就被怀疑是八路。刘流的亲堂哥，当时才二十出头，因为一双手不够“粗糙”，被当场刺死。

后来，村东北的一条小水沟边，修了一座小坟，立了一块碑，赵博文的父亲整整挖了一天，才把那七十二具遗体一一安置进去。碑上刻着：“英灵照万古，1942年农历六月二十八日八路军任河大支队72烈士。”

在整个冀中，这样的碑远不止这一块。你很难说，哪一块比哪一块更重要。雪村那边，是大队，机关，司令员和政委；后念祖村这样的地方，是二三十岁的无名战士，甚至很多都没留下名字。

但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事实：在那样一个年代，我们付出的代价极大，而这些代价，后来都一点点转化成教训、经验，沉淀在制度里，也沉淀在很多老人突然安静下来的那一刻里。

雪村战斗之后，部队里的很多事发生了变化。政委还是政委，负责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与地方和群众的联系，保证部队的方向不偏。但在战场上，尤其是在必须做快速判断的时刻，最后拍板的是司令员。

站在今天，再回头看这一段，有的人会习惯性地问：那如果当时听了常德善的意见，雪村惨案会不会就没有了？这问题没有人能确切回答。战争不是数学题，不存在“如果当初怎么样就一定”，但从后来无数次实战证明，“先机跳出合围圈”的决定，多半比“犹豫着再往里走几步”要安全得多。

有一点可以确定——雪村战斗之后，这样因为意见不统一、因为指挥权不清晰导致的重大损失，在后来的冀中战场上少了很多。不是说没有悲剧，而是多了一层在阴影中摸索出来的警觉——该走的时候走，该守的时候守，该由谁说了算，一清二楚。

每次看到那句“英灵照万古”，我会不由自主想起雪村、泥马头、张家庄、太师庄、窝北、后念祖村这些地名。它们在地图上只是一个个小点，在当年却是一次次生死抉择的现场。

有人说历史是冷的，我不太认同。至少在讲雪村战斗这样一段时，你很难完全“冷”下来。你知道那是几十年前的故事，可当你翻到那些原始记录、那些老兵的回忆、那一块块碑上的名字，仍然会有一点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但正因为如此，这些故事才有被一遍遍讲下去的必要。不是为了煽情，而是为了记住：很多看似“理所当然”的制度、规矩，其实背后都有人用命试过错。

冀中的老人讲完这段，再喝口茶的时候，常常会轻轻补一句：“那会儿人死得多，可没有一个说后悔的。”他们可能没机会去读中央当年的那纸文件，但他们知道，自己那些倒在雪村、倒在河肃公路边、倒在后念祖村麦地里的战友，并没有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