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 雍 乾的书画里不只有闲情雅趣

康熙帝御题诗 词臣蒋廷锡绘牡丹扇面 《雍正耕织图册》（之一） 《胤禛行乐图册》（之一） 乾隆临王献之《中秋帖》（局部） 弘历《瓶莲图》 （局部）

◎王建南

展览：敕几清晏：康雍乾三朝皇帝与词臣书画特展

展期：7月9日至10月7日

地点：嘉德艺术中心

炎炎夏日，嘉德艺术中心举办的“敕几清晏：康雍乾三朝皇帝与词臣书画特展”为观众带来一片内心的清凉。该展从故宫博物院所藏康雍乾三朝君臣书画中精心遴选出九十余件，以三位皇帝与词臣的书画为主线，展现帝王在政务之外的翰墨雅事及君臣之间的交流与契合。

政务之余的雅趣

本次特展取名“敕几清晏”，源自一方康熙帝常用印章。“敕几”语出《尚书》“敕天之命，惟时惟几”，“几”即小事，“惟时惟几”，时时事事须小心。整句意为努力按照上天的命令行事，时时事事都要小心谨慎。

康熙将此句浓缩成“敕几”，命造办处制印，提醒自己须亲理万机，治国有担当。“清晏”则有天下安宁之意。“晏”原指无云的清朗天气，此处通“安”。古人说“河清海晏,天成地平”，黄河水清，大海波静，比喻社会安宁，天下太平。“敕几清晏”四字兼顾古代帝王的家国担当与文人雅致。

众所周知，康雍乾三朝皇帝自幼接受满、汉、蒙、藏多元文化教育，崇尚汉族文化，注重文化修养，治国理政之余，常以翰墨之事作为游艺养心的一种方式，并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书画作品。皇帝对书画的喜好，奠定了宫廷书画发展的基础。朝中大臣多奉敕作书绘画，形成了君臣之间以赏赐、命题、唱和为主题的书画活动，从而达到君臣共话、共飨风雅的局面。

帝王的日常与向往

展厅入口依次竖立着三位帝王的朝服坐像，背后各安置一幅放大版的立轴书法作品，策展人借此向观众表明，这是一场关于祖孙三代文艺雅趣的展览，请先见人，再识字，而后走入他们的志趣世界。

康熙作为首位出生和成长在北京的清朝皇帝，八岁登基，这位天分极高的少年天子勤奋好学，即位后每日读书长达数个时辰。一幅清人绘《玄烨常服像》立意正在于此。年轻的玄烨头戴夏常服冠，身着常服袍，端坐桌前，眼望前方，神态平和，正欲提笔写字。身后宝座与地毯上的龙纹图案既揭示其极尽尊贵的身份，又给人一种潜龙在渊的暗示。

康熙即位后深入学习并大力推崇汉族传统文化，但不得不面对内外的政治压力，特别是外在的兵戈之患。因此，紧挨着常服像，策展人配了一幅《玄烨戎装像》。画上无背景，青年玄烨立于中央，一身常服戎装，上绘细密团龙纹描金装饰。他右手抬起，捻动颈上青金石朝珠，左手挨着腰间佩剑，直视前方。这无疑在暗示观众，这位少年天子只有先平定了天下，才能回归平静的书桌，舞文弄墨。

有了父亲的南征北战，皇四子胤禛得以度过漫长的实习期。《雍正耕织图册》是胤禛登基前以康熙年间刻版印制的《耕织图》为蓝本，由清宫廷画师精心绘制。本次展览展出的两开分别描绘麦田中农夫装扮的胤禛操作水车灌溉农田的场景，以及农夫装扮的胤禛手持蒲扇，指挥众人将收割的稻谷运送到打谷场中存放的情景。

另一个人物画类型是早在南齐时就已出现的“行乐图”，一般以描绘皇家的娱乐生活为主。清人绘《胤禛行乐图册》极具文艺色彩。没想到一向严肃的雍正帝在闲暇时间里喜好宫廷画师为他绘制假想情境中的各类扮装像。这次展览挑选了十六开中的四开，如道士装扮的雍正坐于山野中修行、文士装扮的雍正帝在野外山壁上题诗。

祖孙三代中最会玩的还是弘历。他的皇子时代不像雍正当年那样险象环生，登基时也十分年轻，可谓尽得上天的眷顾。与祖父相比，乾隆享有大量的物质条件以满足自己在书画方面的投入。

此次精选的《弘历是一是二图》刻画了乾隆身着汉装鉴古的文士形象。有趣的是，背后山水屏风上还悬挂有一幅他的肖像，与坐榻上的皇帝形象宛若镜像，呈现出画中画的巧妙构图。案几上摆的青铜器、玉器、瓷器、书画、善本古籍等，展现宫廷皇家收藏面貌的同时，也凸显乾隆的思古幽情与以古为鉴的审慎。

来自意大利的宫廷画家郎世宁所绘《弘历观画图》深得乾隆喜爱。他同样利用画中画的构图方式，描绘身穿便服的乾隆坐在摆满古玩的石案一侧，凝神欣赏《弘历洗象图》的情景。郎世宁以西画之法绘制了皇帝的五官，搭配上中国画家以传统人物画“战笔描”手法突出衣纹抖动弯曲的状态。这种与中国画家联手完成的创作开创了一种清宫院画的新形式，是中西融合画法的代表。

祖孙三代学书路径

康熙、雍正、乾隆自幼接受系统而严格的汉文化教育及书法训练，摹古临古，博采诸家之长，兼善楷、行、草诸体，乾隆更有诸多绘画作品传世。他们一生创作的大量书法作品，题材广泛，既有对古代诸名家的临摹，也有感怀而发的御制诗文，皆是政务之余，寄托精神志趣与审美追求的体现。

在四十余年的皇子生涯中，习字作书成为胤禛日常必修功课，无论京居还是出巡，从无间断。胤禛早年临学诸家，多取法米芾、赵孟頫二家。本次展出的胤禛《行书临米芾鹰赋卷》，遒雄爽健。为承迎父皇，他当然也摹学了董书。《行书临董其昌登楼赋册》即为雍正临董之作，一定程度上忠实董法，润婉流畅，一改《行书临米芾鹰赋卷》的遒劲书风。康熙曾多次临写董其昌所书《滕王阁序》，现场展出的一卷临于1705年春南巡舟中，用笔颇得董字韵味，是他52岁时的成熟之作。现场观众可对比一下父子临习董字的水平，还真是难分伯仲。

有趣的是，雍正也喜欢苏轼的书风。本次展出他的《行书苏轼赤壁怀古词轴》，虽刻意模仿苏书结体扁平、字势倾向右上角的特点，却脱不开董其昌书体的影响。

尽管康熙身体力行提倡董书，但他也非常喜欢赵孟頫的书法。《玄烨行楷临虞集书海赋卷》为康熙40岁时所书，用笔俊秀，得赵孟頫小楷精髓。这一点肯定也被他的孙子看到了。相对于董其昌，弘历更痴迷于赵孟頫。以至于他以行书临写唐代颜真卿、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作品时，很难看出这四大书家之间的差别，倒是处处渗透着赵孟頫书体的韵味，但结体显薄弱。

其实，真正的弘历书风是董与赵的奇妙结合，本展中的《行书建福宫对雨诗轴》最为典型。此轴为乾隆42岁时所书的自作诗，行笔工稳圆润，结字平和秀润，章法舒朗和谐，用墨浓润光洁。71岁时的行书七律《古稀诗》，可谓人书俱老，在圆劲秀润中多了一分持重与老辣。这个时候既不是董字，也非赵体，而是独具特色的乾隆体。今人常常嘲讽乾隆的字，实在是一种偏见。

父子之思与祖孙之情

康熙四十一年除夕，49岁的玄烨写下《除夕书怀》：“平生宵肝志，七七又将过。忘寝愁旸雨，精心勉泰和。送寒辞故岁，待曙问民疴。莫论新春媚，预怜五噫歌。”字里行间流露出他身处新春佳节，却挂念着旱涝农事。

雍正49岁时的行书《柏梁体诗序卷》则埋藏了昭示皇权正统的大心思。“柏梁体”传为汉武帝于长安未央宫内柏梁台与群臣联句形成的七言诗体，要求句句押韵。雍正四年重阳，胤禛于乾清宫仿康熙朝旧例，与皇子大臣作柏梁体联句并撰写了这篇序文。序中自述即位后勤政爱民、效法先贤，追忆前朝君臣唱和盛景，彰显承继帝业、君臣共治之心。

前面提到的《弘历是一是二图》上有乾隆自题诗一首，耐人寻味：“是一是二，不即不离。儒可墨可，何虑何思。养心殿偶题并书。”儒、墨，指儒家与墨家学说。他认为二者作为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如同坐榻上的他与屏风上他的画像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分的，因此他提出“是一是二，不即不离”的观点，表明他对儒家、墨家学说的认可，进而形成兼收并蓄、求和为上的统治理念。

可见，有建树的帝王，进行书画创作时，很少停留在纯粹的闲情雅趣上，总是力图传达出与其身份相符的治国理念与用人思想。

看字识人人尽其用

独木不成林。文化艺术的丰富与活跃必然建立在整体环境之上，有清一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经百余年励精图治，缔造了“康乾盛世”。这其中，离不开大量能臣良将的辅佐。由于中国悠久的士大夫文化传统，这些官员的才华往往通过文化与艺术的修为展露出来，他们因而多了一层跟皇帝的熟悉与亲近。于是，在清代的朝堂上产生一批所谓的词臣。

康雍乾三朝词臣多为翰林出身，是皇帝身边的文化近臣，他们以书画为政务辅助工具，多与皇室趣味相合。词臣书画因而也成了皇家宫廷书画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

本次特展所选词臣书画家如沈荃、陈廷敬、王原祁、陈邦彦、张照、梁诗正，以及父子词臣蒋廷锡和蒋溥、董邦达和董诰、刘统勋和刘墉等，皆为康雍乾三朝具有高文化素养且享有高职位的官员，其书法是当时宫廷书风兴盛的“馆阁体”代表。词臣既在公开场合辅佐皇帝振兴与发展文教事业，也在私下里陪伴皇帝几暇遣兴。如陈邦彦，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礼部侍郎，他精于书法，位列“康熙四家”之一。

这一传统在乾隆朝尤盛。一件乾隆的书画作品后往往接续了大量的词臣题跋与赋诗，形成君臣在纸上朝堂共叙佳话的文化景象。展览第三单元即以乾隆的书画雅趣为中心，一批词臣拱卫左右，烘托气氛。比如乾隆作于1754年的《弘历摹唐寅事茗图卷》，表现了他对文人雅士悠然品茶理想生活的向往。后幅有词臣蒋溥、汪由敦、裘曰修、嵇璜、于敏中、董邦达、钱维城、金德瑛、王际华、钱汝诚十人奉敕恭和，以迎合皇帝寄情事外的士人情怀。

另一件尺幅较大的《弘历一发双鹿图》立轴记录了年迈的乾隆依旧能够驰马射猎，一箭同时猎获一公一母两头鹿。画面上方有乾隆御书《题射鹿行乐图二首一韵》，道出此作原委。其余地方分别有和珅、王杰、永琰（嘉庆）的奉和题诗。此画绘制之时，乾隆虽名义上归政，仍紧握实权，和珅身居宰辅，是帝王身边第一近臣，他借十年前一箭猎双鹿的行围小事，刻意赞颂君王的十全武功，字里行间满是逢迎。彼时尚为皇子的嘉庆，也依规恭和御制诗，措辞谦和克制，不显分毫锋芒，尽显隐忍蛰伏的自保之智。

众多词臣虽尽量满足乾隆喜欢受吹捧的心理需求，但在各自的政务上，却也尽心竭力，各施才能。其中的梁诗正堪为楷模。这位来自浙江钱塘的雍正八年探花，历任五部尚书，官至东阁大学士，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是乾隆最信任的文臣之一。乾隆时期，梁诗正先后上疏言时政，请求推行八旗屯田自养，裁汰绿营兵额，厉行节约，深得皇帝嘉许。梁诗正常随皇帝出巡，朝廷重要文稿多出其手。其书法初学柳公权，后融赵孟頫、董其昌笔意，晚年参以颜真卿，形成结体端庄、气韵雍容的书法面貌。

乾隆二十八年，梁诗正去世，年67岁。乾隆亲谕皇子祭奠。梁诗正去世多年后，皇帝仍念念不忘，赋诗怀旧。梁诗正、张照、汪由敦、钱陈群、沈德潜被誉为乾隆朝“五大词臣”，他们既留下了政绩，亦活跃于当时的文坛。

乾隆的三希情结

乾隆一生以舜为学习榜样，立志像舜那样“乐取于人以为善”。这体现在他的书法作品上。他因在养心殿的西暖阁收藏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而改“温室”名为“三希堂”，并作《三希堂记》，表示不仅要希贤、希圣，而且还要希天，做一个知天的人。

知天是孟子提出的个人修养最高境界。达此境界，可除去私利，回归天性，施善与人。乾隆在众多古代书画藏品中，提取出晋代王氏一门三帖，自创了一个“文化品牌”——三希，托兴名物，进一步阐释自己的人生理想：“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尊重天，敬畏天。乾隆所说的“希天”主要指儒家所提倡的仁。他在《墨云室记》中说：“盖三希为内圣外王之依仁。”

本展将乾隆这一“三希情结”放大，第三单元特设回字形展柜，状似八卦阵，将乾隆与“三希”相关的书画作品置于其中，并辅以词臣的唱和之作。

首先是外围一圈展柜中展出的《弘历行书三希堂记卷》，作于1746年春月。乾隆集齐三件稀世之珍后，亲自撰写《三希堂记》，阐释三希堂得名缘由及意义。现场这一卷为乾隆36岁时所书，是其早期行书佳作。另有《弘历行书临三希文翰卷》，为乾隆39岁临，此时他已临摹数十纸，心有所会，故此卷背临之。

乾隆尤为珍视“三希”中的《中秋帖》。自乾隆十一年（1746年）起，每届中秋，乾隆便常以此帖为题作帖子词，叠韵赓咏，并命重臣和诗，由此成就了一段君臣赏月鉴古、酬唱雅集的佳话。内圈展柜中呈现的文物记录了乾隆与臣子们共同度过的几个中秋。

尤其令人唏嘘的是《雁碛澄辉图弘历书中秋帖子词卷》，以乾隆十四年的御制中秋诗为核心，张若澄绘月夜秋山图景相配。乾隆在诗序中借此图抒发了对富察皇后的无限怀念。画中北方群山连绵不绝，云雾弥漫，一轮明月高悬天际，意境清旷幽静，隐含淡淡的幽思。卷后有张若澄所书汪由敦、蒋溥等七位大臣的诗作，是典型的君臣同题书画唱和之作。

本次特展借康雍乾三朝君臣留下的笔墨与丹青，呈现出清宫书画的艺术面貌、审美风尚与文化内涵，揭示了一种共生的文化现象。君臣正是通过书画，以艺相交，以文传情，达成君臣相契。在审美共鸣中，实现了政治上的认同与文化上的共同奔赴。本展以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让今天的观众再次体会到中华传统文化与艺术的恒久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