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连长牺牲在泸定桥，战友60年后才找到他亲人：要追认他为烈士

红军连长为泸定桥英勇捐躯，战友用了60年才找到他的亲人，如今要为他申请烈士称号

1931年12月14日深夜，宁都西门火光四起，城墙上一排排枪口忽明忽暗。

“老云，真的要走？”

“非走不可。”

短短两句话，决定了一段新的人生。说话的人叫赵博生，那晚，他与副官云宗连一起，把二十六军的番号改写进了红军序列。对这位出身河南鹿邑书香世家的青年军官而言，旧军旅的荣誉早已抵不上救国的信念。

云家祖上习儒兼习武，家塾里《春秋》《孙子》同放一案。1903年，云宗连降生时，父亲云广锦便立下规矩：文要成名，武须强身。少年云宗连白日练枪棍，夜里伏案抄书，乡邻眼里那是“能写能打”的读书郎。1919年，他考进开封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第一次见识了新思潮：救国不只靠刀枪，还要换思想。

1921年夏，华北烽火未息，他投身西北军，一路从排长到警卫连连长。部队频繁辗转，山东、陕西、河南，枪声不绝，誓言却在泥泞中生根。其间，他与赵博生结义，大漠营帐里，两人常在煤油灯下摊开《孙中山遗嘱》和《共产党宣言》研读。旧军人苦于捉摸不定的政令，更厌倦无休止的混战，这股挫败感为后来那场起义埋下火种。

1928年秋，云宗连回鹿邑迎娶王月英。成亲不足十日，他再次挂枪上路，留下刚出世的女儿云素勤。临别时，他只塞给妻子一本发旧照片册，叮嘱道：“若有变故，此照可作凭证。”家人不明所以，只有王月英读得懂他不肯明说的诀别。

宁都起义成功后，西北军的部分官兵改编为红五军团。陈赓主持的第一步兵学校急需懂战术又会讲学的军官，云宗连被推上讲台。他把掩护射击、交叉火网这些现代步兵原则，用粉笔在黑板上画成箭头与扇面，再带着学员钻进山沟实操。有人问他为何肯放下团长肩章来教课，他揶揄道：“教会你们，前线就多活一个，值。”

1935年长征进入最凶险的路段，大渡河天堑横亘。红一师四团被指定抢占泸定桥。28日夜，22位突击队员套上缆绳，沿铁索匍匐前进；29日拂晓，敌军在对岸泼油点火。桥面成火龙，云宗连挥手高喊：“先头部队，跟我上！”他试图推落燃烧的油桶，衣衫顷刻成火，仍让身后战士沿铁索前压。再见时，人已倒在桥端，年仅32岁。夺桥成功，大部队随后飞渡，大渡河未再吞红军一人。

战后行军匆促，烈士名单仓促记录，云宗连三字竟被错漏。南下北上，烽火再起，档案与目击人各自飘散。回到鹿邑的流言却嚷嚷——有人说他当了俘虏，有人说早已改旗易帜。王月英不言辩，只把那张发黄的半身照缝进棉袄内襟，春去秋来，从未取下。

1990年5月，安徽亳州一场老红军座谈会上，白发斑斑的刘向三提笔画出泸定桥突击队队形。停顿片刻，他抬头对组织干部说：“我得找到他的家人。”纸上最终圈出一个名字——云宗连。寻访数月，才在豫皖交界的王庄村找到王月英。老人握着那张照片，眼眶通红，却只笑着念一句：“他真没忘回家。”

资料核对、地方证明、县志查档，层层关口并不轻松。彼时的烈士身份认定制度已然成形，却仍需亲历者证言、战史档案与基层政权签章环环相扣。1992年11月，河南省民政部门将烈士证送到王庄。王月英抱着证书与照片，沉默良久。一个月后，她在冬夜安静离世，遗物只有那本旧照片册与一封写给未归人却未寄出的信。

云宗连的名字如今刻在泸定桥纪念碑侧，与那二十一位战友相并。碑文不长，只写生卒年月与军职，但读者推想：一位书香门第少年，跨越千里，从枪火到课堂，再到铁索桥，前后不过三十二年。历史终将补完遗漏，档案归位，烈士归队，岂止是对一位将领的荣誉，更是对那段烽火岁月最质朴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