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95年的那个夏天，雨水特别多，似乎要把天地间的所有缝隙都灌满。那年我二十二岁，是个走街串巷卖山货和日用杂品的货郎。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后座两侧绑着两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就是我全部的家当。
那时候农村的土路居多，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腿泥，为了多挣几毛钱的差价，我常常在各个偏远的村落之间穿梭。
七月的一个傍晚，我刚从皖南的一个深山村子收完一袋子干香菇出来，天色就突然变了。原本只是有些阴沉的天空，像是一块被墨汁瞬间浸透的破布，黑压压地砸了下来。紧接着，狂风大作，山道两旁的竹林被吹得东倒西歪，发出阵阵骇人的尖啸。
我心里暗叫不好，拼了命地蹬着自行车想赶在暴雨前找到个能避雨的地方，但山里的雨向来不讲道理，还没等我骑出两里地，黄豆大的雨点就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
雨势来得极猛，几乎是在几秒钟内，视线就被密集的雨帘完全遮挡。脚下的黄土路迅速变成了一片泥泞，自行车的车轮被黏糊糊的泥巴死死卡住，再也骑不动分毫。我只能跳下车，把雨衣脱下来死死裹住后座上的蛇皮袋——那是我一个月的口粮和本钱，绝对不能淋湿。
冰冷的雨水顺着我的头发流进脖子里，冻得我直打哆嗦。随着天色彻底暗下来，四周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偶尔划破天际的闪电，能让我勉强看清脚下的路。
在泥水里艰难跋涉了将近半个小时，我几乎已经绝望了。就在这时，一道闪电劈过，我隐约看到前方半山腰上有一点微弱的亮光。那是一栋孤零零的红砖平房，远离村落的主体，建在一个相对较高的土坡上。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推着沉重的自行车，深一脚浅一脚地朝那点亮光挪去。
好不容易爬上土坡，我把自行车靠在屋檐下，举起冻得僵硬的手，用力拍打着那扇木门。“有人吗？能不能借个地方避避雨？”我的声音在狂风暴雨中显得微弱而嘶哑。敲了大约两分钟，屋里的灯光晃动了一下，紧接着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门没有立刻打开，而是从门缝里传出一个警惕的女人声音：“谁啊？大半夜的干什么？”
“大姐，我是路过的货郎，实在走不动了，雨太大，求您行个方便，让我在屋檐下或者柴房里躲一宿就行。”我大声喊着，生怕她听不清。
门内沉默了一会儿。在那个年代，一个独居在偏僻处的女人，半夜给一个陌生男人开门，是需要极大概率冒风险的。我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打算就在那窄窄的屋檐下蹲一晚上。然而，伴随着一声沉闷的门闩抽动的声音，木门“吱呀”一声开了一半。
借着昏暗的光线，我看到门后站着一个女人，大约二十七八岁的年纪，头发随意地用一根头绳挽在脑后，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短袖。她的眼神里满是戒备，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把劈柴用的斧头。一个约莫四五岁的小女孩躲在她的腿后，怯生生地探出半个脑袋看着我。
“进来吧。”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看着我浑身像落汤鸡一样，嘴唇冻得发紫，终于还是把门拉开了一些。
我千恩万谢地把自行车推进了堂屋。屋子里陈设极其简单，一张八仙桌，几个长条凳，角落里堆着些农具和杂物。墙上的白灰有些剥落，但地面扫得干干净净。就在我刚把车停稳的时候，头顶上那盏昏黄的白炽灯闪烁了两下，“啪”地一声灭了。外面雷声滚滚，显然是村里的变压器被雷击中了。
屋里陷入了彻底的黑暗。女人没有慌乱，摸索着点燃了一盏煤油灯。跳跃的黄豆大的火苗在堂屋里摇曳，给那冰冷的雨夜带来了一丝微弱的暖意。她转身从里屋拿出一块干毛巾递给我：“擦擦吧，别冻感冒了。你是哪里人？怎么跑到这深山里来了？”
我接过毛巾，一边胡乱地擦着头发，一边把自己的底细倒了个干净。我说我叫陈平，苏北人，父母早几年因为生病相继去世了，家里没田没地，只能借钱置办了这套行头，出来做点倒买倒卖的营生。我说得很坦诚，因为我知道，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只有绝对的坦诚才能换取信任。
女人听完，眼里的戒备稍微卸下了一些。她把斧头放在了桌角，叹了口气说：“我叫王秀琴，这是我闺女小雅。你今晚就在这堂屋的竹床上对付一宿吧，我去给你弄点热乎的。”
不一会儿，厨房里传来了柴火燃烧的噼啪声和水烧开的咕嘟声。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秀琴端着一个大粗瓷碗走了出来。碗里是一碗热气腾腾的挂面，面上还卧着一个煎得金黄的荷包蛋，旁边点缀着几根翠绿的小青菜。
在那个物资并不丰裕的年代，对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拿出一个鸡蛋，这是一种极其奢侈的善良。
“吃吧，放了点姜丝，驱寒的。”她把碗放在桌上，拉着小雅坐在一旁。
我端起碗，眼眶瞬间有些发酸。自从父母走后，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一碗别人专门为我做的热汤面了。面条下肚，一股暖流从胃里迅速蔓延到全身，驱散了骨子里的寒气。我吃得很干净，连最后一口汤都喝得一点不剩。
吃过面后，外面的雨不仅没有停的迹象，反而越下越大，风吹得木窗棂哐哐作响。突然，里屋传来“砰”的一声闷响，紧接着是秀琴的一声惊呼。
我赶紧拿起煤油灯冲进去，原来是里屋的一扇木窗因为年久失修，插销断了，被狂风猛地吹开，大半个屋子瞬间被雨水泼湿。秀琴正拼命地想把窗户拉回来，但风力太大，她一个女人的力气根本拽不住。
“我来！”我大步跨上前，一把抓住窗框，借着身体的重量猛地往里一拉，死死地把窗户按住。转头对她说：“大姐，你家里有钉子和锤子吗？这插销废了，得直接钉死，不然今晚没法睡。”
秀琴赶紧去杂物堆里找来了几颗生锈的铁钉和一把破铁锤。我咬着牙，顶着风雨，几下就把窗户死死钉在了窗框上。雨水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流，但我的心里却觉得踏实了一些——至少，我用自己的力气回报了那一碗面。
回到堂屋，我们俩都有些狼狈。秀琴拿抹布擦着身上的水，看着我，眼神里多了一份异样的柔和。长夜漫漫，雷声轰鸣，两个原本没有任何交集的人，在这孤岛般的砖房里，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开始断断续续地聊起了天。
从她的讲述中，我拼凑出了她苦难的过往。秀琴的丈夫在三年前去邻镇的采石场打工，被炸药引发的碎石砸中了头，没能抢救过来。采石场赔了一笔钱，但全被她的公婆以“养老”的名义拿走了。
公婆嫌弃她生的是个丫头，又怕她改嫁带走家里的财产，处处排挤她。最后，她只能带着女儿搬到了村子边缘这座废弃的旧平房里，靠种着两亩薄田和给别人做点缝补活计勉强糊口。
“孤儿寡母的日子不好过。”秀琴苦笑着拨弄着煤油灯的灯芯，“平时干活累点都不怕，最怕的就是天黑。村里有几个光棍汉，总觉得我一个寡妇好欺负，半夜里经常有人来敲门，说些不干不净的话。我每天晚上睡觉，枕头底下都得放着一把剪刀。”
听到这里，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我看着她那双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看着她因为常年劳作而显得有些单薄的肩膀，突然明白她刚才为什么会拿着斧头去开门。这世上的苦难有千万种形式，她和我一样，都是在泥泞里拼命挣扎求生的人。
夜深了，秀琴带着小雅回了里屋睡觉，我躺在堂屋的竹床上。竹床很硬，外面的雨声像战鼓一样敲打着屋顶，狂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发出呜呜的声音。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我想起了自己像浮萍一样的人生，每天睁开眼就是漫无目的地骑车、算账、讨价还价。
我不知道自己要骑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哪里才是终点。别人在这个年纪都在张罗着娶媳妇成家，而我连个固定的落脚点都没有，赚来的几张毛票都小心翼翼地缝在内衣口袋里，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攒够盖一间砖房的钱。
不知过了多久，外面的雷声稍微小了一些，但雨水依然像瀑布一样倾泻。就在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里屋的门发出了一声极其轻微的“吱呀”声。
我本能地睁开眼，借着窗外偶尔闪过的微弱雷光，看到秀琴走了出来。她没有点灯，只是披着一件外套，放轻脚步走到了堂屋。她似乎在检查门后的门闩是否插紧，又在屋檐漏水的地方垫了一个木盆。做完这一切，她没有立刻回房，而是静静地站在黑暗中，站了好一会儿。
随后，她转过身，慢慢走到了我的竹床边。我屏住了呼吸，心跳不知为何开始加速。我知道她没有恶意，但我不知道她要做什么。
黑暗中，她停在了离我不到半米的地方。外面的雨声很大，但堂屋里却安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突然，她伸出手，轻轻地，却又极度坚定地按在了我的肩膀上。
她的手并不柔软，指腹甚至有些粗糙，但那种透过单薄衬衣传来的温度，却在瞬间烫了我的心一下。她按得很用力，像是在极力压抑着某种巨大的情绪波动，又像是在给自己灌注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
“陈平，”她突然开口了，声音极低，带着一丝不可察觉的颤抖，却像是穿透了屋外的漫天风雨，直直地扎进我的耳朵里，“你要老婆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