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与血海——苏联与二十世纪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最初拥护的，往往并不是现实中的苏联，而是他们投射在苏联之上的公平社会。

一九二五年春，徐志摩乘火车穿过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在莫斯科停留了三天。他在这里结识了一位叫喻森的青年，二人相谈甚欢。喻森是一个热烈向往苏俄的左翼青年，怀着朝圣的心情来到莫斯科。

徐志摩绝想不到，当他再次听到喻森的消息时，那个赤诚的青年已经在异国他乡精神失常了。

原来，喻森在莫斯科组织活动、表达对苏俄的拥护，却遭苏俄军警逮捕和羁押。原本对苏俄极度崇拜的喻森思想上不能承受现实中苏俄的种种残酷，由此成了一个精神病人，住进了苏俄的精神病院。

徐志摩此时正担任《晨报副刊》的主编，喻森的朋友们无力把他送回中国，只好写信向《晨报》求援。徐志摩得知此事后，立刻撰文痛斥苏俄对中国青年的戕害。

喻森从满怀憧憬地奔赴莫斯科，到遭受羁押、精神崩溃并等待友人营救的经历，恰似许多知识分子与苏联相遇后的命运缩影：他们因理想而靠近，因亲历而怀疑；有人转身离开，有人公开质问，也有人因此失去作品、自由乃至生命。

苏联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正可以从喻森这段被历史遗落的遭遇讲起。

一、新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号称是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它以工业化的方式制造死亡，暴露出欧洲文明内部的野蛮；资本主义带来的财富增长，并没有消除工人的贫困、失业和阶级隔绝。

与此同时，这次战争中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它给许多不满资本主义、一心追求人类自由与和平的知识分子带来希望。

苏俄宣称要消灭剥削和阶级差别，让工人、农民成为国家主人。没有贫困，没有奴役，教育和文化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对于厌倦旧世界的人，这些许诺具有强烈的道德吸引力。

另一方面，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不再相信英美口中的公理；苏俄则宣布放弃沙俄时代的部分在华特权。

宣言是否真正兑现另当别论，但革命后的俄国似乎愿意平等对待中国，这一印象影响深远。

于是，有人警惕，也有人奔赴。

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对俄国式暴力革命怀有深忧；李大钊、陈独秀则从十月革命中看见新的历史方向。后者害怕旧秩序继续腐败、民族国家继续衰弱；前者则担心革命摧毁法律、财产和个人自由之后，产生比旧权威更强大的新权威。

比如，王国维在十月革命刚刚发生时，就曾担忧会波及中国。当时他在写给柯劭忞的一封信中提及了这一点。

已而俄国果覆亡，公以祸将及我，与北方某耆宿书言：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

喻森这样的青年没有留下厚重的理论著作，他用行动表达选择——去莫斯科，亲身参加那个正在诞生的新世界。

二、同一个莫斯科，两种观察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很快成为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政治朝圣地。访苏者进入同一座城市，参观相近的机构，却经常带回截然相反的苏联。这种差异既来自官方安排，也来自观察者自身携带的问题。

罗素：革命怎样制造新的权威

十月革命初期，英国哲学家罗素与大多数人一样，对俄国革命既兴奋，又抱有期待。他认为苏俄能给人类带来更公正、更平等的未来。

一九二〇年，他亲赴俄国，与列宁等人交谈。这趟苏俄之旅，让罗素对布尔什维克大失所望，热情骤灭。苏俄的“斗争哲学”，与罗素的理念格格不入，他的信仰被彻底颠覆。

回国后，罗素写下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书，毫不留情地批评苏俄的政治与文化压迫。

他直言：“苏俄的思想压迫比起无论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更严酷。”

对罗素而言，问题首先在人性：如果一种政治依靠仇恨发动群众，胜利者不会在夺取政权之后自动放弃仇恨；仇恨一旦成为习惯，就会继续寻找新的对象。

布尔什维克认为，只要国家取代私人资本家，剥削便可被消除；罗素却看到，当国家同时垄断经济资源、政治组织和强制力量时，社会可能产生一种更难限制的权威。

消灭私人所有权并不自动消灭支配关系。工厂主可以消失，但如果全部生计都由官僚体系分配，个人面对权力时反而可能更加无助。

罗素如此剧烈的转变使不少左翼朋友失望，也影响了正在英国求学的徐志摩。

徐志摩起初不能接受偶像的“后退”，甚至讽刺罗素前后不一，谁料多年后子弹正中眉心，徐志摩才开始理解罗素为何改变立场。

徐志摩：在革命首都寻找具体的人

徐志摩早年在英美求学时接触社会主义思潮，曾自诩为“共产主义的信徒”，被朋友称为“鲍雪维克”（布尔什维克）。列宁去世后还写过悼念文字。因此，当罗素访俄归来并公开批评布尔什维克时，他一度无法接受。

一九二五年三月，徐志摩独身前往苏俄。他游览克里姆林宫，参观教堂和墓园，拜访教授朋友。

徐志摩还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

彼时已经年过六旬的老太太说:现在的书店里托尔斯泰的书“差不多买不着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班作者的书“都快灭迹了"。

徐志摩又问她:莫斯科还有哪些重要的文学家?

她说:“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徐志摩听到革命以后出版和阅读受到限制的情况，随即想到一个作家最本能的恐惧：如果有一天，想读的书再也买不到，已有的书也不能保存，个人还剩下多少自由？

徐志摩归国后以散文的形式记录了这次旅行：莫斯科的物价，乞丐似的拿着红旗的黑衣小孩，窘迫的知识分子，态度粗暴的列车员，人们当然也会笑，但那笑容常在伏特加之后出现，像是压抑生活中的短暂失控。

徐志摩参谒列宁遗体时，看见血红色的地球、镰刀和锤子。他想的不是已经实现的天堂，而是通往天堂的代价。

徐志摩在《欧游漫录·血——谒列宁遗体回想》中写道，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是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这段文字就是后来著名的“血海论”，常被人当作诗人的政治预言。

“血海论”的尖锐之处，不在于它是否准确预言了苏联的结局，而是提出了一个二十世纪反复出现的问题：任何以未来幸福为名的政治，是否有权无限牺牲现实中的人？

苏联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正是在这道问题中展开。

苏联曾以平等、解放和创造新社会的理想召唤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当革命理想被确立为不可怀疑的国家真理后，知识分子的独立判断却又从革命的资源变成政权眼中的危险。

由向往到幻灭，由辩护到沉默，由审查到流放，这不仅是一段支持或反对苏联的立场史，也是一部关于知识与权力的思想史。

离开莫斯科以后，徐志摩终于理解罗素为什么会“向后转”。回国后，他接手《晨报副刊》，在一九二五年秋组织“苏俄仇友”讨论。

讨论很快从制度问题扩大到中苏关系，徐志摩也开始公开质疑苏俄的对华政策。他认为当时的苏俄正在侵略中国，“苏俄抛弃宣言，继续占据中东路；唆使蒙古独立；中俄会议延不举行；最近之擅捕华人……？”

胡适在反省他对俄国的看法时，就曾说他曾一厢情愿的抱着“总希望革命后的新俄国继续维持他早年宣布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主义的立场”，然而，苏俄对华的一系列宣言大多则是口惠而实不至。

三、胡适看到另一座莫斯科

第二年，胡适也从西伯利亚铁路抵达莫斯科，也只停留三天，却得到几乎相反的印象。他参观革命博物馆、监狱和教育机构，访问莫斯科中山大学，与拉狄克、蔡和森等人交谈。

徐志摩走进书店、朋友家和墓园，胡适则把时间交给博物馆、学校和制度。两个朋友在同一座城市寻找的东西，本来就不相同。

革命博物馆给胡适留下很深印象。展厅陈列着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一七年间的革命活动，一代人怎样秘密组织、坐牢、流亡，又怎样坚持自己的目标。长期面对北洋政治的涣散低效，他在莫斯科看到一种“认真”和“发愤有为”的气象。

“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就足使我们愧死。”——胡适旅俄书信

胡适承认苏俄实行专政，但他却相信，如果新政府认真普及教育、采用新的教学方法，也许能够由专政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

遗憾的是，胡适抵达时学校正值假期，没有看到实际课堂。他看到的是教育统计，数字已经足以让他惊叹。

徐志摩读到这些信时坐不住了。他把胡适的文字刊在《晨报副刊》，同时写下长篇按语。胡适在统计中看到识字、学校和建设规模，徐志摩却追问孩子在课堂上能够读什么、相信什么、怀疑什么。

他写道，数字本身不说谎，但说谎的人可以制造数字；即使数字可靠，统计表也不能告诉人们实际生活究竟怎样。徐志摩认为胡适被苏俄的假象蒙蔽了，他曾说：“苏俄之招待外国名人，往往事先预备，掩长暴短。”

此前，英国历史学者威尔斯参观苏俄时，苏俄就曾通过训练学生造假来蒙蔽威尔斯。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位署名张象鼎的读者来信讨论苏俄教育。徐志摩当夜提笔作答，争论一直延续到深夜。他认为苏俄教育过分强调宣传和“主义”，以马克思、列宁和《资本论》取代宗教信条。胡适期待教育改变专政，徐志摩却担心专政先改变了教育。

“当然在共产主义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自由——不再是你的了。”——徐志摩《关于党化教育的讨论》

胡适与徐志摩的分歧并没有使两人绝交。

胡适所急的是国家没有方向、没有计划、没有执行力；徐志摩所怕的是国家有了无边的执行力，却不允许个人说“不”。

一人从北洋中国的混乱看莫斯科，一人从英国的自由传统看莫斯科。他们带回来的，因而像是两个不同的苏联。

到四十年代，胡适逐渐改变了对苏联的评价，开始从极权政治的角度理解苏联、纳粹德国和法西斯主义。

四、访苏者的归来

在罗素访问苏联的十多年后，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也来到苏联。他是个坚决的拥苏派，他曾说：“文化的命运在我们的精神中，是与苏联本身的命运相联系的。我们拥护苏联”。

一九三六年的莫斯科之行让他大失所望，他看到的苏联社会与平等、自由和人的解放相距甚远。

回到法国，他立刻发表《从苏联归来》，揭露真相，这本书激起巨大风波。

纪德的公开纠错让他遭到原有阵营的攻击，其中也包括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于一九三五年访问苏联，他亲眼看到了共产专制的种种弊端，私人日记中记录了苏联的监视、欺骗和创作控制，但他却宣布这些日记要在他身后50年才能发表。

罗曼·罗兰担心欧洲法西斯主义正在逼近，批评苏联会削弱反法西斯阵营；他也不愿承认，自己多年保卫的希望已经变形。真正困难的并不是辨认谎言，而是承认自己曾经相信过它。

知识分子最容易陷入的困境，正是把一种历史希望同某个具体国家绑定。一旦苏联被等同于进步、反法西斯和人类未来，对苏联的批评便会被解释为对进步本身的敌意。

事实不再根据真假接受判断，而要先接受政治阵营的审查。此时，思想已经不是认识现实的工具，而成为保卫信仰的屏障。

访苏者总会面对同一个归途：把什么带回去？官方安排的学校、工厂和博物馆是真实的一部分，街头的沉默、朋友的恐惧和书店的空缺也是。

更困难的是，当后者破坏了一个人长久相信的理想，他愿不愿意把它写出来？

五、留下来的人.

布尔什维克政权并非不需要知识。工业化需要工程师，国家建设需要教师，宣传和文化动员需要作家。它反对的也不是一切专业知识，而是知识拥有独立于政治权力的判断资格。

苏联需要知识分子的能力，却越来越不能容忍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十月革命后，书报审查逐步建立，私人出版和独立文化组织的空间不断缩小。一九二二年，列宁要求安全部门“不断地抓，有计划地抓”，把被视为反革命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

是年底，安全部门将近300名知名学者、文学家、科学家装上两只大轮船，流放欧洲。著名哲学家洛斯基、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等人都被送进船内，因此，这船被称作“哲学船”，而这次震惊世界的集体流放事件，也被称作“哲学船事件”。

斯大林时期，驱逐很快变成逮捕。沙赫特案、“工业党”等政治案件把经济困难和政策失败解释为专家的蓄意破坏；专业分歧被转化为阶级立场，技术人员被迫在政治审判中承认预设罪名。

当制度不能公开承认决策错误时，专业分歧由此被转化为政治罪名。知识不再帮助权力纠错，却要为权力证明自己永远正确。

作家和诗人的处境更加危险。

一九二一年，古米廖夫在一宗反革命案件中被枪决。巴别尔写过《骑兵军》，也曾说人们已经像适应气候一样适应逮捕。一九三九年，他自己被捕，次年被处决。

曼德尔施塔姆只写了一首没有正式发表的讽刺诗。诗里，斯大林有“蟑螂触须般”的胡须和“肥胖的手指”。一九三四年深夜，秘密警察来敲门。曼德尔施塔姆第一次被捕、流放，后来再次被捕，最终死在远东转运营。

妻子娜杰日达在不断搬迁和躲避中保存他的诗。她不敢把所有手稿放在同一处，便一遍遍背诵，让诗先藏在人的记忆里。

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左琴科等人也长期遭到禁演、禁印或公开批判。

恐怖最终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心理结构。

窃听、告密、审查和突然逮捕使人们学会提前审查自己。每个人在开口之前，已经把可能危险的思想从头脑中删除。

知识分子遭受的不只是职业迫害，而是独立语言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被系统摧毁。

六、解冻之后，仍有人敲门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三年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批判个人崇拜，一批冤案得到平反，文学界迎来短暂的“解冻”。被压抑多年的作品和回忆重新出现，人们第一次能够在有限范围内谈论过去。

勃列日涅夫时期则重新趋于保守，与大清洗相比，后斯大林时代较少采用大规模公开杀戮，却发展出更有选择的控制方式。对国际知名者，苏联更愿意使他孤立、沉默或离开；对无名者，一份工作、一间住房和一次出境许可就足以构成惩罚。

一九五八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最初给瑞典文学院发去电报，表示感激、激动和自豪。几天后，在国内猛烈批判和政治压力下，他又发去电报拒绝领奖。《日瓦戈医生》已经在国外出版，却长期不能在自己的国家正常面世。一个世界闻名的作家，仍然不能自由决定是否接受一项文学奖。

一九六五年，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因作品在国外发表被捕，次年受审。法庭外有人抗议，知识界出现联署信。案件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即使大清洗已经过去，写小说仍然可能成为刑事罪行。布罗茨基被以“寄生虫”罪审判和流放。

尾声：知识分子的责任不是永远正确

知识分子之所以被苏联吸引，往往因为他们真实地反对贫困、战争和社会不公。一个从不对现实苦难产生激情的人，也许不容易受乌托邦诱惑，却同样不能因此获得道德上的优越。

八十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许多禁书重新出版，过去的案件进入报刊，知识分子开始公开讨论国家曾经怎样对待自己的作家、科学家和普通公民。

苏联并不是因此才产生危机；只是那些已经存在多年的裂缝，终于不再能被报纸和统计数字遮住。

知识分子的责任并不是从不受骗，也不是永远站在所谓正确的一边，而是在理想遭遇事实、信仰遭遇苦难、阵营要求沉默的时候，仍然保留纠正自己的勇气。

苏联曾以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召唤知识分子，却在把理想变成不可怀疑的国家真理之后，把独立思想本身变成了敌人。

徐志摩在列宁墓前写下的“血污海”，后来成为一代人的警句。但如果这篇历史一定要留下一个画面，也许不应只是诗人站在血红色地球仪前，而应是《晨报副刊》的编辑桌上，放着一封为喻森求援的信。

天堂还写在口号里，一个相信天堂的青年却已经被关进精神病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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