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清史稿》、《左文襄公全集》、《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新疆图志》、《清实录·穆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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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的深秋，兰州城里的风已经带了刺骨的寒意。
黄河从城北滚滚流过，水色混浊，浪声沉闷。
皋兰山背着风，城里的树叶落了大半，枯枝在风里刮得簌簌作响。
城门洞子里，一队押解的士兵踏着碎步走进来，中间夹着四个孩子——衣衫单薄，面色黄黄的，鞋底磨破了也没人给换，风一吹，几个人就往一块儿靠。
这四个孩子，是阿古柏的儿子。
那个在新疆横行十二年、建起所谓"哲德沙尔汗国"的枭雄，死了。
他的骨血，此刻就站在左宗棠坐镇的这座城里，等着大清律例给他们一个交代。
按照历朝历代的规矩，叛贼的子嗣，命运几乎是定死的——阉割，充为宫奴，永世不得翻身。
没有人觉得会有什么意外。
可后来发生的事，让所有人都没料到……
[一]【浩罕来的冒险家】
阿古柏这个名字，在新疆历史上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符号。
但他的出身，谈不上什么来头。他生于1820年前后，是浩罕汗国治下的一个普通人家，民族属于乌孜别克族，自幼家境平常。
浩罕汗国地处中亚，大致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一带，是当时中亚几个割据政权之一，夹在沙俄和大清之间，国土不大，却是连通中亚与南疆的要道所在，地理位置颇为敏感。
阿古柏早年投身军旅，年少时就在军中摸爬滚打。
他这个人，打仗不怕死，在队伍里赢得了一些名声，脑子又活络，善于在复杂局面里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那条路。
浩罕汗国的政治向来不稳，内讧频发，汗位几度易手，每逢这种节骨眼，阿古柏都能站对队伍，不至于在清洗中落败。
靠着这股子机敏和一次次赌对了的押注，他在军中逐步往上走，最终做到了军事要职，掌管一方军务。
这段早年的经历，给他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是过硬的军事本领，一是极强的政治嗅觉。这两样东西，后来在新疆都派上了大用场。
机会出现在1864年。
那一年，新疆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动乱，导火索是多方面的：连年苛政积累下来的民怨、粮荒带来的饥寒交迫、各民族之间长期存在的摩擦，加上清廷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元气大伤、对西北边疆的管控能力大打折扣——这一切叠在一起，把新疆推进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混乱。
南疆各地城池相继失守，清廷派驻当地的官员要么逃走，要么被杀，行政体系几乎全线瘫痪。
浩罕汗国的统治者看出了这个空档。
1865年，他们决定趁乱介入，派阿古柏担任前锋，带着一支最初只有几百人的队伍，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南疆。
选阿古柏来做这件事，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有实战经验，有统御部下的能力，又足够狠得下心，是干这种险差的合适人选。
但浩罕汗国的统治者大概没有想到，这个他们派出去的人，后来根本就没有打算回来。
阿古柏进入新疆之初，打着辅佐和卓后裔布素鲁克的旗号。
和卓家族在历史上是南疆伊斯兰教界的宗教领袖，在当地拥有相当深厚的民间影响力。
阿古柏以"护法"之名出现，既能借助和卓家族的宗教号召力聚拢人心，又能以军事强人的身份掌控实际权力。名义上是辅佐，实际上是借壳。
没过多久，他就彻底架空了布素鲁克，把南疆的军政大权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布素鲁克最终被驱逐出境，流亡他乡，而阿古柏则以胜利者的姿态，继续向东、向西扩张。
此后几年，他东征西讨，先后击败当地各路割据武装，将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地相继纳入掌控。
到1870年前后，整个南疆已经基本落入他手。
1870年，他又趁着北疆乱局，出兵夺取了吐鲁番和乌鲁木齐附近地区，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北疆边缘。
1867年，阿古柏正式宣布建立政权，定名"哲德沙尔"，波斯语的意思是"七城之国"，自封"毕调勒特汗"，后来又改称"洪福汗"。
他主动向奥斯曼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寻求宗教认可，经过一番外交斡旋，获封"阿塔利克加齐"称号，含义是"圣战之父"，以此给自己的统治套上一层宗教合法性的外衣。
英国和俄国都没有闲着。
英国于1873年正式派员与阿古柏签订通商条约，双方确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
俄国动作更早，1872年就与其缔约，双边互市，并在事实上默许阿古柏政权的存在。
两个列强各怀心思，都想把这个新兴的中亚政权拉到自己这边，用来制衡对方在中亚的扩张野心。阿古柏夹在中间，左右逢源，一时之间显得颇有声势。
与此同时，俄国还在1871年以"代为保管"为名，出兵占领了伊犁地区，口头上声称等新疆局势稳定之后再行归还，实际上是趁火打劫，把这块战略要地握在了自己手里。
这一手，给清廷后来的西北外交增添了极大的麻烦。
从外部来看，阿古柏的政权在1870年代初期，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国际存在感。
两个列强的背书，奥斯曼的宗教认可，加上占据了将近三分之二个新疆的实际控制，让他看起来像是在中亚站稳了脚跟。
但政权内部是另一番景象。
阿古柏的统治，靠的是军事强压，而不是民心归附。
他在南疆推行严苛的宗教法令，以伊斯兰教法为名对各族百姓横加管束，实际上不过是给盘剥找了一块遮羞布。
他的税收之重，史料中多有记载，农民往往交完税之后所剩无几，遇上收成不好的年份，甚至要卖儿卖女来凑数。
他的军队纪律涣散，在各地驻扎期间烧杀抢掠之事屡见不鲜，连他政权内部的中亚籍官兵与本地百姓之间，也摩擦不断。
当地的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各族百姓，在阿古柏统治之下，日子并不比乱世之前好过多少。
很多人私下里盼着有人来把这个政权推翻。
这种民心的松动，在后来清军进入新疆之后，成了平定速度超出预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棺材出嘉峪关】
朝廷对于新疆的态度，在1875年以前，经历了一段相当漫长的摇摆。
彼时大清国库并不宽裕，西南、西北接连用兵，财政压力已经很大。
东南沿海又接连出现变故——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清廷为此调兵遣将、费尽周折，才算把这场危机压下去。
这一系列事情叠在一起，让朝廷内部主张把力量集中于海防的声音越来越响。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把有限的银子花在海军建设上。
他们的理由是：西北地区地广人稀，路途遥远，粮草补给极为困难，即便花大力气打下来，维持起来的代价也未必划算；相比之下，东南海防才是关乎国家根本的大事。
李鸿章在奏折中直接写道，新疆"乃化外之地"，得之无益，失之无损，不如暂时放弃，集中力量经营海疆。
这一派的说法，在朝廷里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
但左宗棠不这么看。
他也上了一道奏折，把自己的判断说得清清楚楚。他的核心论点是：新疆与内地山川相连，绝非孤立的化外之地。
若清廷放弃新疆，俄国势必乘虚吞并，届时蒙古腹背受敌，整个西北战略纵深尽失，京师的安全也将受到威胁。海防与塞防，是一体两面，不可偏废，但就眼下的紧迫程度而言，收复新疆是必须做的事，拖下去只会让局面更难收拾。
这道奏折逻辑严密，有理有据，让朝廷里摇摆的那批人找到了倾斜的理由。慈禧和军机处经过反复权衡，最终拍了板。
1875年5月，清廷正式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这一年，左宗棠六十三岁，须发皆白，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壮年时期。
但他接下这个差事，没有任何推诿。他深知西北战场的难度，不在于敌人有多强，而在于路有多远、补给有多难。
因此在正式出发之前，他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做准备。
军饷的来源，是头等大事。朝廷拨给的钱远远不够，左宗棠通过胡雪岩出面，向上海的洋行借款，先后多次，借来的款项解决了前期军费的燃眉之急。
这笔借款后来引发了不少争议，但在当时，确实是撑起西征的重要支柱之一。
粮草的储备和转运，是另一件大事。
从甘肃到新疆，路途数千里，中间要翻越多处山地，沿途补给点的设置、粮仓的选址、转运站的人员配备，左宗棠一处一处地核查，不允许出现漏洞。
他从甘肃、陕西等地调来粮食，提前屯储在哈密、巴里坤等地，为大军西进做好了物资基础。
队伍的整顿，也花了相当的功夫。
西征的主力，是左宗棠从湖南带出来的湘军老底子，打了多年仗，经验丰富，战斗力在当时算是相当可靠的。
他又从各地抽调了一批精兵补充，把整支队伍重新整编，压缩老弱，充实精锐。
1876年4月，大军正式踏上西征的路途。
关于左宗棠抬棺出征的事，后世流传得很广，说他命人随军抬着一口棺材，以示此去有死无回的决心。
这一举动在军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士气为之大振。一个年过六旬的主帅，抬着棺材出关，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动员。
大军兵分三路，首取北疆。
前锋由刘锦棠统率。刘锦棠是湘军中的骁将，时年三十二岁，正是精力最旺盛的年纪，作战勇猛，指挥灵活。
他带着先锋部队一路疾进，阿古柏在北疆的防线几乎来不及做出有效抵抗就告崩溃。
1876年8月，清军克复乌鲁木齐。这是北疆最重要的城市，也是阿古柏经营多年的据点之一。
城破之后，清军继续向西，玛纳斯于1876年11月克复，至此北疆全境基本平定。
这个速度，快得出乎左宗棠自己的预料。
北疆之战的顺利，一方面源于清军准备充分、战术得当；另一方面，也和当地百姓对阿古柏统治的不满有直接关系。
清军进入若干地方的时候，当地民众主动提供情报、协助后勤，大大降低了作战的难度。
1877年春，大军挥师南下，直扑南疆腹心。
左宗棠制定的战略，是先取吐鲁番，打开进入南疆的门户，再向西横扫喀什噶尔方向。这个思路被刘锦棠不折不扣地执行下去。
达坂城一战，是南疆战事的关键节点。达坂城地处吐鲁番盆地东端，是南北疆之间的咽喉要道，阿古柏在此处部署了相当数量的守军，并修筑了防御工事。
但1877年4月的这一仗，清军仅用了不到一天时间就拿下了城池。
守军的抵抗远比预想中软弱，城破之后，守将带残部仓皇西逃。
达坂城既下，吐鲁番的门就开了。清军随即克复吐鲁番、托克逊，阿古柏引以为傲的南疆防线，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彻底崩溃。
阿古柏本人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显露出走投无路的迹象。
他试图重新组织抵抗，但麾下各部或溃散、或投降，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战线。
英国和俄国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实质性地出手相助，不过是在外交上发了几句含糊的话，没有任何实际约束清军行动的意思。
1877年5月，阿古柏在库尔勒附近身亡。
他的死因，至今仍是史学界争议的话题。
《清史稿》的记载倾向于认为他是服毒自尽，另有说法认为他是急病暴亡，还有观点指出可能是被部下趁乱加害。
但无论哪种说法，结局是一样的——这个在新疆横行十二年的枭雄，在清军的雷霆之势面前，连一场像样的正面交锋都没有等来，就这么消失了。
阿古柏死后，他建立的政权迅速土崩瓦解。他的长子伯克胡里试图收拾残局，自立为汗，继续主持抵抗，但支撑不过数月，手下各路武装纷纷作鸟兽散。
1877年底，伯克胡里带着残部仓皇北逃，越境进入俄国控制的地区，从此再未踏上新疆的土地，后来客死他乡。
阿古柏其余几个儿子，年纪尚幼，在兵荒马乱中随败退的队伍辗转流离，最终落入清军手中，被押解东行，一路跋山涉水，历经数月，抵达了左宗棠坐镇的兰州城。
[三]【兰州城里的四个孩子】
押送这四个孩子的队伍进入兰州城时，是1877年的秋天。
兰州在当时是左宗棠的大本营，整个西北的军政事务都从这里统筹。
城里驻扎着相当数量的兵丁，来来往往的差役、文书、幕僚，让这座黄土城市比平时显得热闹许多。
但那种热闹，和四个孩子没有关系。
这四个孩子具体的年龄，史料中没有逐一记录，从文献中对其"幼弱"的描述以及后来处置方式的讨论来看，最大的约在十岁上下，最小的还处于垂髫年纪。
他们一路从新疆被押解过来，经历了数千里的长途跋涉——从南疆出发，穿越天山南北，经过哈密、嘉峪关，再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向东，最后抵达兰州。
这条路走下来，即便是成年壮丁也要耗费两三个月，何况几个孩子。到了兰州的时候，他们的状态，可想而知。
左宗棠的大营接收了这几个人，暂时安置下来，等候处置。
按照大清历代的律例，对于重大叛乱的首领，一旦伏诛或身亡，其家眷子嗣的命运通常有几种走向：成年男丁，视情节轻重或处极刑，或发配边疆为奴；未成年的男孩，则多半施以宫刑，此后充入宫中为太监，或发配给旗人、功臣家中做奴仆，终身为贱役，且断绝后嗣，以此彻底斩草除根。
这套做法有历史先例可循。康熙年间平三藩，吴三桂的部分子孙便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株连处置。
乾隆年间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对和卓家族的处理同样不留余地，相关人员被押送内地，严加管控。到了道光年间张格尔叛乱被平定，其本人凌迟处死，家眷亦受到了株连。
这一套规矩，在经手官员看来，不过是照例而行的事情，无需特别请示，直接办就是了。
然而左宗棠没有直接下令。
他把这件事压了下来，没有立刻照规矩办，而是让人先把四个孩子安置好，给口吃的，暂时等着。
然后，他提起笔，给北京写了一封奏章。
这封奏章从兰州发出，一路向东传递，经驿站辗转送往京城，摆上了军机处的案头，最终到了慈禧的手里。
奏章送出去之后，兰州这边能做的，只有等。
那四个孩子被暂时安置在城里，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不知道等来的会是什么。
城里的官员、幕僚，私下里也在议论这件事。大多数人的判断，是结果早已注定，不过是走一道程序，等北京的回文来了，照章执行而已。
奏章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当时除了少数几个经手的人，外界并不清楚。
而慈禧看完那封奏章之后，握笔停顿了许久，最终写下的那几个字，让所有人都愣在了当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