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李先念传》《西路军征战史》《河西走廊征战史》百度百科相
1936年秋冬之交，河西走廊的风沙裹着刀子一样的寒气，从祁连山脉呼啸而下，横扫这片狭长的走廊地带。
两万余名红军战士，踏上了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他们翻越黄河，进入甘肃河西，沿着祁连山北麓一路向西，肩负着打通国际交通线、接应苏联援助物资的战略任务。
这支部队被称为西路军，是红四方面军渡河西征的主力，下辖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全军约两万一千八百余人，由徐向前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
然而，等待他们的，并不是一条坦途。
河西走廊，这片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的狭长地带，长期是马步芳、马步青所属青海、甘肃马家军的势力腹地。
马家军以骑兵为主，对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条山道、每一处隘口都了如指掌。西路军踏入这片土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进入了一场极其艰难的战事之中。
从1936年11月起，到1937年3月，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张掖、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一线，与马家军展开了长达数月的苦战。
第五军在高台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壮烈牺牲。主力在临泽、倪家营子一带被重重包围，弹尽粮绝，援兵无望。
1937年3月，西路军在倪家营子附近的石窝山举行最后一次军政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军政委员会就地解散，部队化整为零，各自突围。剩余战斗人员，分编为左支队和右支队，分别向祁连山方向突进。
左支队，由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第三十军参谋长李天焕协助指挥，收拢各部残余人员，踏入祁连山，向西死战突围。
消息传到西宁，马步芳随即向河西走廊沿线各驻地部队下达了一道紧急追剿电令，措辞严厉，要求务必将李先念这股残部彻底消灭，一个不留。
这道电令，从马步芳的司令部起草完毕，送入报务室，理应当日便传达至各部。
然而，这道电令，就这么静静地躺在报务室的桌面上，整整四天，没有发出去一个字。
四天之后，马步芳追问各部追击进展，得到的回答让整个司令部一片哗然——各驻地部队压根没有收到任何命令，没有一支部队出动，没有一匹战马踏上追击的道路。
原因只有一个：负责发出这份电文的报务员，在接到文件之后，把电文往桌上一搁，拿起帽子，下班走人了。
【一】西路军的河西走廊之战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相继渡过黄河，随后第五军及总部直属部队陆续跟进，西路军正式组成。
这支部队的战略任务，是沿河西走廊一路向西，打通与苏联之间的国际交通线，接收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同时策应河东红军的行动，为整个红军的战略布局争取更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然而，西路军刚刚踏上河西走廊的土地，就遭遇了超乎预期的强大阻力。
马步芳，字子香，青海西宁人，是民国时期盘踞西北的马家军势力的核心人物之一。他长期统辖青海地方武装，以骑兵为主力，部队在西北地区久经沙场，战斗力较强，且极为熟悉河西走廊的地形地貌。
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之后，马步芳立即动员全部兵力，调集青海骑兵各旅以及步兵各部，估计总兵力在四五万人以上，对西路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围追堵截。
与此同时，马步青的甘肃马家军也在河西走廊东段加以配合，形成了对西路军的多面围压。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这片相对狭长、纵深有限的地带作战，两侧是山脉与戈壁，无险可守，且长期得不到粮食、弹药的补给，处境从一开始就十分被动。
1936年11月，西路军占领永昌、山丹两县城，在这一带构筑防线，与马家军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马家军骑兵的冲击力极强，经常在夜间发动突袭，西路军虽然多次击退进攻，却始终处于消耗之中。弹药无法补充，伤亡持续增加，部队的战斗减员越来越难以弥补。
进入1937年1月，形势急转直下。驻守高台的第五军，在马家军的重兵围攻下，经过多日激战，最终全军覆没。
军长董振堂在突围中壮烈牺牲，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也在战斗中阵亡，整个第五军几乎没有成建制的人员突围出来。高台的失守，是西路军遭受的最为惨重的一次打击之一，也标志着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战局开始走向全面崩溃。
高台失守之后，西路军主力被迫收缩至临泽、倪家营子一带，在这片面积不大的区域内构筑工事，与马家军的包围圈展开了长达数周的消耗战。马家军对倪家营子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猛烈进攻，昼夜轮番不休。
西路军将士在极度缺乏弹药、粮食和医疗条件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一次次抵挡住了敌军的冲击，但代价极为沉重。
根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的相关记载，倪家营子保卫战期间，西路军各部伤亡极大，部队员额锐减。每一次击退进攻之后，阵地上留下的都是越来越多的伤亡人员，而补充来源几乎为零。
部队的粮食供应也越来越困难，战士们在极度饥饿和疲惫的状态下坚持战斗，已经是强弩之末。
1937年3月上旬，西路军在倪家营子附近再次突围，试图向祁连山方向转移，但遭到马家军骑兵的紧追不舍，伤亡进一步扩大。最终，西路军余部退至石窝山一带，陷入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绝境。
正是在这个时候，石窝山会议召开了。
石窝山会议，是西路军历史上最后一次也是最为悲壮的一次军政委员会会议。会议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召开，与会人员对当时的处境都已十分清醒。西路军作为一支建制完整的战略力量，在这里走到了终点。
会议最终作出决定：军政委员会宣告解散，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分散隐蔽，设法返回延安；其余战斗人员，组成左支队和右支队，各自向祁连山方向突围，能走多远走多远，能走出去多少人走出去多少人。
这是一个异常沉重的决定，也是当时唯一可能的选择。
【二】左支队的组建与出发
石窝山会议结束之后，西路军余部按照会议决定，迅速完成了左支队和右支队的分编工作。
左支队，由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担任主要指挥，第三十军参谋长李天焕协助，收拢了第三十军、第九军以及部分直属队的残余人员，编成一支约八百余人的队伍，携带着为数不多的武器弹药，踏上了向西突围的道路。
李先念，湖北黄安人，1909年生，时年约二十八岁。他参加革命较早，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多次战事，在第三十军中以善于指挥基层部队著称。
西路军出征之前，他已经在第三十军担任政委，积累了相当的实战经验。石窝山会议之后，面对这支残破不全的队伍，他接下了率领左支队向西突围的任务。
右支队则由第九军副军长熊厚发率领，向另一方向突围。然而，右支队在突围过程中遭遇了马家军骑兵的猛烈追击，很快陷入极端困境，大部分人员在突围中牺牲或被俘，只有极少数人员最终幸存。
相比之下，左支队的突围方向是向西进入祁连山深处，沿祁连山内部的山间通道向西北方向推进，目标是穿越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西段，最终抵达新疆边境的星星峡。
这条路，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条极为艰险的路线。祁连山海拔普遍在三千米以上，山间积雪深厚，山道险峻，气候变化无常。
1937年3月的祁连山，正处于春雪未融、寒风凛冽的季节，山中几乎没有可以就食的资源，道路也极难辨认。
左支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从石窝山出发，踏入了祁连山的腹地。
出发时，八百余人的队伍携带的粮食极为有限。根据史料记载，左支队出发时几乎没有充足的粮食储备，战士们身上携带的干粮，按照正常消耗计算，撑不了几天。
武器弹药同样告急，许多战士手中的枪支弹药已经消耗殆尽或严重不足，部分人员甚至已经没有可以使用的武器。
在这种情况下，左支队能够依靠的，只有双脚和意志。
从石窝山出发之后，左支队沿祁连山内部山道一路向西，途中多次遭遇马家军的搜索追击。
由于左支队此时已经进入祁连山深处，马家军骑兵在山地中的机动能力大打折扣，无法像在平原和走廊地带那样形成有效的包围和追击。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左支队喘息和推进的空间。
但山地行军的艰苦，并不比追兵带来的压力小。
祁连山的山间气温极低，昼夜温差极大，战士们穿着的衣物大多已经破烂，难以抵御山中的严寒。
由于粮食极度匮乏，战士们沿途寻找一切可以果腹的东西——野草、树皮、山中偶然能够猎获的野兽，都成了维持生命的来源。
山间融雪是唯一稳定的水源，战士们直接饮用冰凉的雪水，冻伤、疾病、体力耗竭随时威胁着每一个人。
就在这样的行军过程中，左支队的人员数量在持续减少。每走一段路，就有人因为体力耗尽而倒下，再也起不来。
每经过一次与追击部队的遭遇战，就有人在战斗中牺牲或者负伤，无法继续前进。到了后来，八百余人的队伍，已经减员至不足五百人。
马步芳在西宁得到消息之后，当即意识到这股残部如果成功穿越祁连山，将很可能彻底逃出他的控制范围。西路军已经残破至此，他绝不允许这最后一股残余力量就这么消失在祁连山里。
他立刻亲自起草了一道措辞极为严厉的追剿电令，要求河西走廊沿线各驻地部队立即行动，派出精锐骑兵，沿祁连山北麓各山口严密封堵，同时向山中搜索追击，务必将李先念这股残部就地消灭，一个不得放走。
电令写好，加盖印章，当即送往司令部报务室，要求立刻发出。
马步芳以为，这道命令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各部，各部骑兵随即出动，从山口封堵，从后路追击，李先念的左支队将无处可逃。
然而，当四天之后马步芳派人催问各部追击情况时，得到的消息，让整个司令部的人都愣在了原地——各部均未收到任何追剿命令，没有一支部队出动，没有一匹战马踏出营地一步。
马步芳当即命人彻查，结果很快查清：那道命令，从未被发出去。它安安静静地躺在报务室的桌面上，从送进来的那一天起，就再也没有被人动过。
而那名本应坐在报务机前发出这道命令的报务员，在收到电文之后，把文件搁在桌上，站起身，戴上帽子，走出了报务室的大门，下班回家去了。
然而，就在马步芳暴怒下令重新追剿的那一刻，前方侦察回报的消息，让他彻底沉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