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胡宗南断案：贼喊捉贼的糊涂案子，谁又真正看见过平民的艰难

1946年农历二月十九，宝鸡警备司令部特务队长张定五手持胡宗南手谕，带人直奔县政府，将已调离长春乡的乡长邵志秀从公事房揪出；另一路便衣同时闯进杨家沟，副乡长申坚尚在交代保务便被控制。

粮款风波

当时长春乡公所接到县府分下来的粮款数目，然而乡长邵志秀顺手牵羊，额外加列一笔乡公所开支，美其名曰办公经费，实则多半填了自己的亏空。

于是乡长邵志秀命令十二个保按地均摊，少一文都不行。这些乡绅大户每一个都是把钱看得比命都重，眼看的凭空多了这么一笔费用，如同钝刀子割肉，痛在心头，久久难以释怀。于是他们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杨家沟的黄逢甲最先坐不住了，他走家串户，把毛昌明、王季堂、苟彦堂、贺兆忠、李宗州几家聚集到一处，商量对策。

这几户人家都是地方大户，虽然没有什么官职在身上，但是有钱有粮，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就有足够的话语权。这些人仔细想来，此事绝不能就此罢休，否则以后岂不是更多？于是他们请来状师，写出状纸，决定要跟这个乡长碰上一碰。

这几户人家口号喊得正大光明，所谓为民请命。但实际上，他们也只是因为自己要多交钱粮，而跟乡长过不去罢了。真正百姓的疾苦，他们哪里想得到呢？

这边这几个乡绅大户拧成了一股绳。这边乡长邵秀志也不是孤家寡人，他背后有宝鸡县的大财东鲁信、邵诲庵做钱袋子，教育科长张群英、保安团长秦伯瀛做顶门杠，更通着省教育厅长王友直这条线。

这些人其实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邵秀志多收钱粮，也少不了给这些人输送。所以一旦邵秀志被扳倒了，那么他就会把这些人都咬出来，给自己平添麻烦。为了给自己少找麻烦，他们一定要想办法保住邵修志。

于是，两股地主阶级以上阶级的势力，就此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

虽说对方是乡长，但是要告他的人也不是等闲之辈。大户黄逢甲的儿子黄建雄早年间在西安宪兵六团当兵，和当时的宪兵六团连长蒋志忠是结义兄弟。而蒋志忠后来飞黄腾达，进入了胡宗南的卫队之中。

胡宗南是什么人？在抗战期间，他经略西北，在整个陕西地区一言九鼎，无人能敌。所以在黄建雄看来，自己这条关系足够硬，一个小小的乡长算得了什么呢。

一开始，黄逢甲等人把状纸交给了县衙。然而县长杨炳南从头到尾并没有太多听他们说什么，只是说了一句话，谁告乡公所就把谁关起来。很明显，县长杨炳南是跟乡长邵修志站在一起的。其实也可以理解，要是此事成风，那他们这个县长也岌岌可危了。所以此风不能长，乡长邵修志他必须保。那么黄逢甲等人就是刁民，必须处理。

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黄逢甲父子眼看县长如此不讲道理，于是就干脆一条路走到黑，直接由黄建雄带着状纸赶到西安，凭借着曾经拜把子兄弟蒋志忠的关系，还真的把状纸交到了胡宗南的手中。对于胡宗南来说，这种小事其实算不得事，但是掺合一下也颇有乐趣。

胡宗南表示：抗战时期一切行政以军法是从，旋即命蒋志忠转交第八战区长官部调统处。

这里有一点就要注意了，胡宗南没说不管，但是他又没说怎么管，只是把这件事交给了调统处。至于调统处怎么处理，估计胡宗南也没有兴趣太过关心了，毕竟他的事情比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重要多了。

既然胡宗南亲自吩咐了，调统处随即派出少校科员王兴忠到长春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边王兴忠到长春乡一调查，都不用自己怎么费力，线索一抓一大把，证据随便一搂都是铁证。所以他也很快向胡宗南汇报了情况。

不久之后，胡宗南的手谕便来到了宝鸡。1946年农历二月十九，特务队长张定五带兵分两路，邵志秀在县政府就擒，副乡长申坚在杨家沟被锁。

这边保长杨英上前打圆场，表示钱粮可以随时奉上，只求宽限片刻。

然而便衣只丢下一句，胡长官的手谕不是儿戏，给金条也不管用，谁徇私谁掉脑袋。

这边原来乡长和副乡长两家也不是等闲之辈，眼见得家里顶梁柱出事了，也只能倾家荡产赶紧捞人。

除了这两家花钱求路之外，县长杨炳南、保安团长秦伯瀛也暗中使力，银钱打点。李含英受了请托，便祭出“复查”的招数，下令传原告黄建雄、牟甲录、李宗周全都到调统处。

这三人一到，竟以诬告反坐的罪名将三人收监。邵志秀、申坚随即被开释回家。

黄建雄等三人转押省监狱，黄逢甲悲愤难平。他再次请王建若写就申冤大状，自己不顾年迈，头顶状纸，赶到省政府门前。

当省长祝绍周的轿车驶出时，黄逢甲当街跪拦，高声喊冤。

祝绍周被堵得进退不得，只得接下状纸，口头指示调统处认真复查。

这里面起到关键作用的还得是黄建雄的结拜兄弟蒋志忠，他念及旧情，又找到了长官部中将高参邓含光。

邓含光与祝绍周同为黄埔一期，有同窗之谊。邓含光出面缓颊，祝绍周不再坚持，黄建雄三人终获开释。

吃完原告吃被告，这场糊涂官司里外一共持续了两年时间，结果无论是乡长还是副乡长，还是当时乡里的几个大户，一应赔钱折损。反倒是高高在上的胡宗南等人，仿佛看了个笑话一样，还赚得盆满钵满，民国之乱世，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