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的铜和玉，都来自彭州？

世人皆惊叹于三星堆青铜神树的瑰丽

青铜面具的精致

但却少有人知道

制作这些古蜀青铜面具的原料从何而来

巍巍龙门山下

彭州铜矿深藏亿万年地质密码

湔江河谷蜿蜒流淌

串联起千年采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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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的铜来自彭州？

近年来，随着三星堆考古重大发现，追溯青铜来源逐步成为考古学界、地质学界的重要研究问题。考古学界曾长期困惑：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了数以百吨计的青铜器，原料究竟从何而来？

过去曾有“蜀地无铜，全靠进口”的说法，但随着彭州境内铜矿遗址的不断发现，这一偏见已逐渐被改变。

著名的《华阳国志》中有这么一段关于沱江的著名介绍：“‘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泉源深盛，为四渎之首，而分为九江。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之饶。”龙门山镇（即彭州铜矿遗址集聚区）太子岭是沱江西源的彭州湔江发源地，自古即有采金炼铜的记述。

▲玉垒山脉和光光山脉之间的牛圈沟峡谷地貌 图片来源：作者胡德攀提供

据《彭县县志》记载“彭县采铜，历史悠久”，同时《辞海》（1948年10月中华书局再版合订本）中“彭县”词条写道：“县北多山，有铜矿，发现时代已不可考。土人尝于矿内拾得崇宁古钱，知宋代已曾开采。“

近代也曾于龙门山境内牛圈沟区域（铜矿遗址聚集区）的铜厂坡发现有古人采矿冶炼遗址和所铸崇宁古钱数千枚。此外，在彭州龙门山镇的铜厂坡、桂花坑、马松岭、下炉房等地，至今仍留存着古人采矿的遗迹。

▲彭州龙门山回龙沟铜矿开采及冶炼遗址图 图片来源：《四川彭州大宝山铜矿矿石与三星堆青铜器关联性研究》（作者：刘建成等，2025）

关于彭州铜矿是否属于三星堆青铜器物的矿石来源，学界还尚无定论。但是从资源空间分布、水运交通条件以及青铜器微量元素组合特征来看，古蜀人采彭州境内的铜矿资源来制铸青铜器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黄铜矿标本 图片来源：作者胡德攀提供

第一，彭州铜矿虽历经漫长的开采历史，但其储量较大（新中国成立后经地勘单位勘查发现玉垒山支脉仍有2.37万吨铜金属储量，同时蕴藏了蛇纹石玉、铁矿资源），资源供应的稳定性强；

第二，彭州境内矿石的成分与三星堆青铜器中的铜、锡、铅、锌、铁等元素高度吻合；

第三，彭州龙门山区的铜矿资源，处于广汉鸭子河上游湔江流域，矿石经水运即可到达下游鸭子河畔的三星堆，交通便捷。

龙门山脉孕育的丰富矿产

在成都平原西北边缘，巍巍龙门山脉如一道天然屏障拔地而起，区分开了东西两侧的高原山地与广袤平原。这片看似静默的群山，是一部记录了地球亿万年环境变迁的“活历史”，其中既保留了丰富的地壳活动印记，也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周边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撑。

▲龙门山脉 图片来源：品鉴彭州

彭州的矿藏富饶，并非偶然。

彭州地处四川盆地西北部，为高原高山地貌向盆地平原地形急剧过渡的陡变带。地质研究表明，复杂的岩浆活动和持久的地质构造运动，让这片土地成为了天然的“宝藏容器”。

早在距今7至8亿年前的元古代，剧烈的岩浆侵入形成了“彭灌杂岩”主体，后续历经印支（约2-2.5亿年前）、燕山-喜山构造运动期（约2亿年前至今）的挤压和推覆抬升逐步形成今天的形态。

▲龙门山脉断裂带示意图 图片来源：成都理工大学报

龙门山断裂带的深大断裂，如同大地的伤疤，也成为了矿液运移和沉淀的通道。伴随着这一漫长的地质历史过程，铜、金、铁、镍等金属矿藏以及蛇纹岩、石棉等非金属矿产开始成藏富集。这种独特的地质背景，为后来古蜀文明的青铜辉煌和玉器文化埋下了伏笔。

▲龙门山脉 图片来源：作者胡德攀提供

彭州的采矿历史

从三星堆到金沙遗址，彭州采铜的历史并未随着古蜀国的消亡而中断。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关于这里采矿的记忆虽时隐时现，却从未断绝。

唐朝诗人高适在出任彭州刺史期间，曾写下《赴彭州山行之作》，诗中“峭壁连崆峒，攒峰叠翠微”的壮丽景色背后，或许就隐藏着当时已被开采或废弃的古矿洞遗迹（“崆峒”意即古矿洞遗址）。

清末时期，彭州铜矿的开采多集中于龙门山马松岭一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设矿政调查局，四川总督锡良收彭县铜矿为官办。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日本矿科毕业生孙海寰任彭县铜矿局局长，逐步采用西式新法炼铜，并运用蒸汽机、鼓风机和圆鼓风炉等先进生产设备，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年产粗铜约40吨，属当时国内新法炼铜的代表性矿山。

民国时期，彭县矿山虽引入了国外的先进采矿设备和技术，但受时局影响，几易其手，军阀、私商混杂其中，加之设备老化和方法退步，以及抗日战争爆发导致进口设备器材等必备物资的断绝，铜矿终因成本高企、产量低迷，而于民国31年（1942年）停办。

▲清末彭州白水河铜矿冶炼厂 图片来源：那爱得/摄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原地质部西南地质局211队和原重工业部地质局昆明地质勘探公司304队等专业地勘单位，对彭州境内马松岭、新开河、花梯子、马槽、核桃坪、铜厂坡等地开展专项勘探。随后，由北京有色金属设计院根据勘探成果进行采矿工程设计，采矿区集中在马松岭和铜厂坡，设计年采矿达16.5万吨，年产粗铜2000吨。

1956年，正式兴建彭县铜矿，历时三年完工。该铜矿归属四川省管辖，是一座集采、选、炼一体的中型有色金属联合企业。

随着铜矿的建成，当地也提出了“变彭县为铜县”的工业口号，兴起了一股举办铜矿的高潮，陆续筹办了濛阳铜矿、敖平铜矿、隆丰铜矿等10余处小矿，并联合毗邻的广汉兴办了彭广铜矿。

玉石与青铜的双重馈赠

值得一提的是，彭州不仅是铜的产地，更是古蜀玉器的源头。

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上千件玉器，经鉴定多为蛇纹玉，经玉石溯源示踪调查和矿物薄片显微镜下鉴定分析，表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玉料来自四川彭州红岩山蛇纹石矿区（牛圈沟附近）。

这意味着，古蜀文明的两大见证——青铜与玉石，其原料供应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彭州这片神奇的土地。古蜀人“鱼凫王田于湔山”的记载，或许正是对他们在这一带进行资源采集与开发活动的真实写照。

▲三星堆玉刀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

综观彭州铜矿的历史脉络，它不仅仅是一段关于金属开采的记录，更是古蜀先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结晶。

从新石器时代对玉石的追逐，到青铜时代对金属的驾驭，龙门山的矿脉如同一条隐秘的血脉，滋养了成都平原的璀璨文明。

如今，当我们再次凝视那些出土的青铜重器时，看到的不仅是精湛的工艺，更是千年前从彭州深山中走出、顺着湔江奔涌而下的文明火种。

作者简介：胡德攀，现为成都市地质环境监测站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温泉地热及地质灾害防治方面的技术研究工作，发表撰写专业学术文章及资政报告数篇，对地球科学与历史地理的融合交叉研究有一定探索。

【参考文献】：

[1]李春丽,赫荣乔. 三星堆青铜文明矿物资源的探索_李春丽[J]. 科学中国人, 2008, No.158(02): 88-90.

[2]四川省彭县志编纂委员会. 彭县志[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3]赫荣定,陈晨,张鸶鸶等. 探索三星堆青铜铜矿之源_赫荣定[C]//Proceedings of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sychology,management and Social Science(pmss 2013) Volume 18, 2013: 350-362.

[4]刘建成,王运生,唐涛等. 四川彭州大宝山铜矿矿石与三星堆青铜器关联性研究_刘建成[J]. 地质论评, 2025, 71(01): 317-327.

[5]张学君,张缪斯. 彭州铜矿资源与古蜀青铜文化_张学君[J]. 文史杂志, 2009, No.141(03): 30-33.

[6]刘建成,明伟庭,王运生等. 三星堆遗址出土大玉料溯源研究_刘建成[J]. 四川文物, 2021, No.220(06): 8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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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成都方志

编辑：邓茹月 审核：祁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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