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文献：《旧唐书》、《新唐书》、《唐才子传》、《资治通鉴》、《唐人行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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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史称安史之乱。
这场叛乱来势之猛，超出了朝廷所有人的预判。
叛军一路南下，所向披靡，不到两个月，洛阳便已失守。次年六月，潼关告破，长安危在旦夕。
唐玄宗在仓皇之中带着一批近臣出逃，往西南方向的蜀地撤退。
此后不久，太子李亨在灵武自立为帝，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着手组织收复失地。
整个北方，在极短的时间内陷入了一片战火。
那些年，官道上的人流是混乱而沉默的。有人往南跑，有人往北走，有人跟着队伍走，有人独自在荒野里摸索方向。
粮食短缺，道路难行，到处是溃散的士兵和失所的百姓，今天这个城头换了旗，明天那个渡口又断了路，没有人知道下一段路会走进什么处境。
王昌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踏上了返乡之路。
他当时已经年过花甲，在外滞留已久，战乱一起，一切都顾不上了，能做的只有往家的方向走。
他走了很长的路，经过了很多地方，最终到了亳州，停了下来。
然后，他就再也没能离开那里。
杀他的人叫闾丘晓，是亳州刺史。
这件事沉在那段乱世里将近一年，既没有人专门去追究，也没有人公开为他发声，直到一个叫张镐的人出现，事情才重新被摆到了台面上。
闾丘晓临行之前开口求饶，张镐说了八个字。
这八个字，后来被写进史书，被历代文人一再引用，距今将近一千三百年，读来依然有一种让人沉默的力量……
[一]【寒门举子到"诗家天子"：王昌龄的仕途与诗名】
王昌龄，字少伯，生年约公元698年，祖籍太原，后定居京兆，也就是今天陕西西安一带。
他的家世谈不上显赫，没有高官父祖可以倚靠，没有门荫可以走捷径，和大多数出身寒微的读书人一样，走的是最正统也最艰难的那条路——苦读，应试，等候朝廷的选拔。
这条路在唐代并不好走。唐代进士科每年录取人数极为有限，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四十人，而参加考试的举子往往多达数百乃至上千，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王昌龄在这条路上走了相当长的时间，开元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27年，他终于登进士第，那一年他大约二十九岁。
中第之后，他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一职。
校书郎在唐代官品不高，从九品上，主要职责是在秘书省负责校勘典籍，工作清苦，薪俸有限，但这是绝大多数寒门进士踏入官场的第一站，能在京城立足，已经不容易。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王昌龄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以优异成绩通过，被改授汜水县尉。
县尉是地方基层官员，负责治安、缉捕、征税等事务，是个务实的差事，虽然比在京做校书郎又降了一格，但博学宏词科出身，说明朝廷对他的才学是认可的。
仕途走到这里，还算平稳。
但随后，麻烦来了。
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王昌龄因"不护细行"被贬谪，发往岭南。
《旧唐书》对这次贬谪的记载就是这四个字，"不护细行"，意思大约是行为举止不够检点，但具体犯了什么事，史书没有交代清楚。
岭南在唐代是荒僻之地，山高路远，瘴气弥漫，被贬至此，基本等同于被排斥在政治核心之外。
在岭南待了一段时间之后，王昌龄得以返回，被授予江宁丞一职，驻守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江宁相对来说条件好一些，他在那里住了几年，继续写诗，也继续在仕途上蹉跎。
然而第二次贬谪来得更彻底。
天宝七载，公元748年，王昌龄再度因事获罪，被贬为龙标尉。
龙标，即今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黔城镇一带，在当时属于湖南道的偏远地带，远离中原，交通极为不便。
他的好友李白听说这个消息，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以当时的地理概念，龙标已经是接近蛮荒的地方，李白在诗里说"过五溪"，足见路途之遥远。
就这样，王昌龄在龙标做了将近七年的县尉，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
在整个仕途生涯里，他的官职从来没有超过从七品，两度遭贬，在偏远之地消耗了大量岁月，政治上可以说是相当失意的。
但恰恰是在这些颠沛的岁月里，他写下了大量的诗作，而且越写越精。
他的边塞诗，是大唐诗歌里最硬朗的一块。
《出塞》二首，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开篇，把边关的苍凉与将士的命运写得极为深沉。
《从军行》七首，写戍边生活，写征战艰辛，写家国之间的遥望，每一首都有真实的重量。
他不是那种在长安城里凭想象写边塞的诗人，他是真的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经历过很多事的人，所以那些诗读来不浮不虚，字字落地。
后人给他的评价，是"七绝圣手"，又称"诗家天子"。以七言绝句这一体裁而论，整个大唐能与他并列的，屈指可数。
但这样一个人，最后的命运，是被人活活打死在亳州，死时年过花甲，尸骨还没有运回家乡。
[二]【安史之乱：一场把所有人都卷进去的风暴】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初九，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以"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
所谓范阳，即今天北京一带，是当时唐朝东北方向最重要的军事重镇之一。
安禄山手握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兵权，麾下士兵多为久经沙场的精锐，此番起兵，兵力号称二十万，实际数字各史料说法不一，但规模之大，是毫无疑问的。
叛军一路南下，速度之快让朝廷措手不及。河北各州郡，有的望风而降，有的被迅速攻破，几乎没有出现有效的抵抗。
天宝十五载正月，洛阳失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燕，改元圣武。
朝廷急调兵力在潼关一线布防，寄希望于这道关口能够守住长安的最后屏障。
但这道屏障没能守住。
同年六月，由于朝廷决策失误，强令守将哥舒翰出关迎战，哥舒翰在灵宝一带遭遇大败，潼关随即失守。
消息传到长安的当天，整座城市陷入了极度的恐慌。
唐玄宗在六月十三日凌晨秘密出逃，仓皇之间带着杨贵妃及一批近臣从延秋门出城，向西南方向逃往蜀地。长安就此沦陷。
玄宗出逃途中，在马嵬驿发生了一场兵变。
随行将士哗变，杀死了宰相杨国忠，并强迫玄宗赐死杨贵妃。
这一幕后来成了无数诗人笔下的素材，但在当时，它不过是一场大乱局里众多惨剧中的一个。
玄宗之后继续西行入蜀，而太子李亨则在护送父皇一段路后，率部北上，于当年七月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
肃宗随后着手收拢各地兵力，积极筹备反攻。
这场叛乱，从爆发到基本平定，持续了足足八年。
在这八年里，唐朝的政治格局、军事态势、财政体制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以说是整个唐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而对于无数普通人来说，这八年意味着什么，史书上很难完整记录。
失去家园的百姓，流离失所的官员，死于战火的士兵，死于饥荒的平民，构成了那段历史最沉重的底色。
诗人杜甫在这一时期写下了大量记录民间疾苦的诗作，成为那个年代最真实的文字见证之一。
王昌龄的处境，放在这个大背景里，并不是孤立的个案。
战乱爆发时，他正在龙标任职，或者已经从龙标离任北上，具体的行程细节史书记载不详，但可以确认的是，到公元757年前后，他已经辗转来到了亳州境内。
亳州，今安徽省亳州市，地处淮北平原，是当时连通南北的重要州郡之一。
安史之乱期间，淮南一带虽然没有成为主战场，但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后方，局势同样动荡，地方官的权力在这种时候往往比平时大得多，朝廷的管控也相应地弱了许多。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昌龄到了亳州，见到了闾丘晓。
[三]【亳州刺史闾丘晓：史书里只留下了一件事的人】
闾丘晓这个名字，在唐代史料里出现的次数极少。
他做过什么政绩，有过什么经历，家世如何，出身何处，这些信息几乎都没有留下来。
《旧唐书》《新唐书》对他的记载，都是因为他杀了王昌龄才提到他，而且篇幅极短，《旧唐书》的记述只有寥寥数语："以刀火之际，忌而杀之。"
《新唐书》的说法基本相同。《唐才子传》在记王昌龄事迹时也提到了这一段，用语同样简略。
综合几处史料可以确认的是：闾丘晓在王昌龄到达亳州的时候，正担任亳州刺史一职，他在这段时间里杀了王昌龄，理由或者说借口，史书记为"忌"，也就是嫉妒或者心存忌惮。
"忌而杀之"这四个字，透露出的信息，其实相当复杂。
一个刺史，要嫉妒或者忌惮一个已经年过花甲、在官场上几乎没有什么实质地位的老诗人，这里头的逻辑需要放到当时的具体情境里去理解。
安史之乱期间，地方官员的权力膨胀是一个普遍现象。
战时状态下，朝廷无暇顾及地方，各地刺史、节度使的自主空间大幅扩展，处置地方事务的随意性也相应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地方官对某人产生了不满或者忌惮，处置起来要比太平年间容易得多，也少得多的制约。
闾丘晓为什么会忌惮王昌龄，史书没有解释。
一种可能是，王昌龄在路过亳州时，言行举止或者某些表态让闾丘晓产生了不满；另一种可能是，王昌龄的声名本身就让某些人感到不安；还有一种可能，是战乱之中人心惶惶，地方官员在处置过路之人时有更多的借口和空间。具体是哪种情形，已经无法确考。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王昌龄在亳州期间遭到了闾丘晓的殴打，伤情极重，《唐才子传》里描述为"周身筋骨碎裂，五脏受损"，随后不久便去世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殴打致死"这一定性，来自《唐才子传》等文献的综合记载，该书成书于元代，作者辛文房在记述时已距事件发生约五百年，部分细节描述有文学渲染的成分，但王昌龄死于闾丘晓之手这一基本事实，《旧唐书》《新唐书》均有明确记载，不存在疑问。
王昌龄死的那一年，大约是公元757年，具体时间难以确定。
他此前已在官场沉浮了三十年，写下了数百首诗，见过长安的繁华，也见过岭南和龙标的荒僻，熬过了两次贬谪，最后死在了一个本来只是路过的地方，死因是一个地方官的"忌"。
他的名字，因为那些诗，在文学史上留了下来。而闾丘晓的名字，也因为这件事，被永远地钉在了他杀人的那一刻。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将近一年之后，一个人的出现，让这件事有了一个后续。
[四]【一把刀已经举起来了，闾丘晓突然开口了】
公元757年，对于整个唐朝来说，是极为关键的一年。
这一年九月，唐军在回纥援兵的配合下，收复了长安；同年十月，洛阳也随之收复。
历经两年的沦陷，两京重新回到了朝廷手中，肃宗回到长安，人心稍定。
但战事并未就此结束，安庆绪、史思明等人仍在北方掌握着相当规模的武装力量，各地的平叛工作还在继续推进。
就在这一年前后，张镐以淮南节度使的身份，在其辖区范围内抓住了闾丘晓。
张镐其人，博州（今山东聊城）人，天宝十四载登进士第，至德元载，也就是公元756年，以中书侍郎之职拜相，是肃宗时期倚重的重臣之一。
此后他转任淮南节度使，主持淮南一带的军政事务。闾丘晓所在的亳州，地处淮南节度使的管辖范围，因此最终落到了张镐手里。
闾丘晓被拿下，不仅仅是因为杀了王昌龄。
更直接的原因，是他在军务上出了大问题。
张镐在组织淮南地区的平叛行动时，曾下令各地驰援睢阳。
睢阳，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是安史之乱中著名的睢阳保卫战的发生地。
睢阳太守许远与张巡在此率军死守，以极为悬殊的兵力比例，坚持抵抗叛军长达近十个月，最终城破，张巡、许远殉国，守城将士几乎全部战死。
这场战役被后人列为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守城战之一。
张镐曾下令包括闾丘晓在内的各地驻军前往驰援睢阳，而闾丘晓以种种理由拖延，迟迟不发兵，致使援军未能及时赶到。
《资治通鉴》对此有记载，闾丘晓的延误在当时被视为严重的失职行为，是他被张镐处置的最直接原因。
按军法论处，此罪足以致死。
张镐下令处决闾丘晓。
就在行刑之前，闾丘晓开口了。
他说，自己家中还有老母亲，需要人奉养，请求宽免。
这是一句在当时语境下非常常见的求饶话。以孝道为由请求宽免，在历代都是常见的陈情方式，有时候确实能够起作用。
闾丘晓大概也抱着这样的希望，把这句话说了出来。
大帐里，沉默了片刻。
张镐看着他，缓缓开口。
那几个字说出来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
那句话，像一块石头，重重地落下去，落进了所有听见它的人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