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停用GLP-1药物或增加焦虑、抑郁风险

需警惕GLP-1停药后的潜在精神风险，必要时应对停药患者进行焦虑症筛查

文｜《财经》研究员 丁宁

编辑｜王小

凭借在降糖和减重治疗中的显著疗效，GLP-1药物成为全球销售最火爆的“药王”。

然而，随着用药人群的激增，这类药物用药风险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对患者精神健康的潜在影响方面的研究也日渐增多。

近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宁光院士团队在《自然·代谢》（Nature Metabolism）发表的一篇论文，将视角聚焦于停药后的风险变化，揭示停用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简称为GLP-1）药物或与抑郁或焦虑等精神事件风险增加相关。

虽然该研究为真实世界观察性研究，仅能证明相关性，但这一研究提示临床医生，需高度警惕GLP-1停药后的潜在精神疾病风险，从审慎临床防范策略看，必要时应对停药患者进行焦虑症筛查。

停药后更易抑郁、焦虑？

为厘清GLP-1药物与精神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者正不断积累更多实证数据。

宁光团队发表的这项真实世界研究，便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观察窗口。该研究采用真实世界研究中的模拟目标试验方法，基于2018年1月至2024年6月上海医联工程中心数据库（SHLD）中糖尿病患者诊疗数据，评估了GLP-1药物在治疗期间及停药后，对抑郁和焦虑障碍风险的影响。

研究者纳入无既往精神病史的2型糖尿病患者二万多例组成GLP-1RA组，与两个对照组对比研究显示，至少在治疗持续期内，GLP-1药物并未显示出额外的精神风险，甚至在某些比较中表现更优。

然而，真正引人注目的发现来自治疗结束后。上述研究数据显示，治疗结束后，既往接受GLP-1治疗的患者发生抑郁和焦虑事件的风险显著升高，高于两个对照组，且该风险增加主要由焦虑事件的升高所主导。

研究团队深入探究了风险升高的潜在机制，他们发现停药后GLP-1RA组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反弹幅度，均显著大于两个对照组，其中甘油三酯水平的回升在统计上介导了部分精神风险的增加。

研究显示，甘油三酯等血脂快速回升，可能通过影响脑部炎症水平、神经递质代谢及血管内皮功能，间接影响情绪调节通路，这在统计上构成了部分精神风险升高的客观机制。此研究仍需进一步验证。

脂质反弹只能解释风险变化的一小部分，更关键的解释或许在于治疗前后的社会心理变化。

研究者称，GLP-1药物不仅能有效控糖，还能带来减重和心血管保护的显著获益，这些身心改善在用药期间可能转化为积极的心理体验。然而一旦停药，体重往往反弹，心血管代谢指标也大多退回原点，进而可能带来心血管危险因素回升。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昂向《财经》表示，用药期间的情绪变化，可通过药物直接作用于中枢核团来解释，机制相对清晰。而停药后的情绪问题，则涉及停药决策的背景、停药后体重反弹带来的心理压力、对长期健康管理的担忧等多重因素，其因果链条更为复杂。

例如，患者是在体重下降良好时尝试停药，还是在减重效果不佳时停药？这两种情境下的心理预期和实际体验截然不同。此外，停药后通常会出现体重反弹，而体重反弹本身可能带来沮丧和焦虑。

上述发现提醒临床医生，GLP-1药物的长期管理不仅要关注药物选择，更需审慎规划停药策略，并在停药期间加强对患者心理状态的动态监测与支持。

致郁还是抑制抑郁？

GLP-1类药物对精神健康的影响，始终是学界这几年争议的焦点之一。

李昂分析，学术界的分歧主要源于研究对象体重、种族等存在不同，疗效应答也存在个体差异。疗效显著者往往因体重下降和社交正向反馈而情绪提升，从而可能抵消药物本身的情绪抑制作用；而疗效不佳者则可能因治疗结果而沮丧。在研究中，很难排除掉社会心理带来的影响。

以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为代表的GLP-1药物，其作用机制并不仅限于调控血糖与减重，被认为还能适度下调中枢神经系统内过度活跃的多巴胺信号，进而削弱对成瘾物质或行为的渴求。

对暴食、成瘾、情绪易亢奋的人群，这种调节可带来情绪平稳、焦虑减轻的正面效果；而对多巴胺水平本就偏低、情绪偏平淡的人群，进一步抑制奖赏回路，则可能出现快感缺失、兴趣下降。

因此，GLP-1药物对情绪的影响并非单向“致郁”或“抗抑郁”，而是会因个体不同而出现截然相反的反应。

也正是基于GLP-1药物上述机理，部分研究者认为，GLP-1药物通过调节大脑的奖励回路，可能同时发挥抗抑郁、减轻焦虑的作用。

一位暴食症患者告诉《财经》，她选择通过注射GLP-1药物来抑制食欲。然而，GLP-1药物对神经系统的调节是一把“双刃剑”。

使用GLP-1药物的最终效果高度依赖于个体的生理基础。对于多巴胺功能本就偏低或处于平衡状态的个体，长期施加抑制性影响，反而可能带来负面后果。

学术界围绕GLP-1药物与情绪疾病风险，出现结论相互矛盾的大规模观察性研究。

瑞典一项覆盖近10万人的全国性队列研究，入组人群以合并抑郁或焦虑障碍的2型糖尿病患者为主，研究观察到使用GLP-1药物人群原有精神疾病恶化风险下降，抑郁症相关不良事件风险较未使用者降低44%，焦虑障碍相关风险下降38%。

而《科学报告》2024年刊发的研究得出相反结论。两项研究结果难以直接对比：受试者基线精神状态不同，同时入组人群是糖尿病患者还是单纯肥胖人群、随访时长，以及对混杂变量的校正方案均存在明显差异。

两种结果并不意味着其中一项研究错误。观察性研究极易受试验设计影响：受试者是糖尿病患者还是单纯肥胖人群、入组前是否存在隐匿情绪问题、随访时长差异，以及如何校正基础疾病、生活方式等混杂因素，都会显著改变最终统计结果。现阶段，仅凭现有研究还不能简单判定GLP-1药物是“抗抑郁”还是“诱发情绪疾病”。

现实中的个案报告引起了监管层面的警惕。自2023年起，冰岛、欧盟及美国监管机构相继启动调查程序。

停用，还是继续？

在李昂看来，GLP-1药物的选择与停用涉及多因素综合考量，不仅需考虑患者身体状况、血糖控制水平、治疗效果、不良反应及患者偏好和依从性，更应认识到停药可能带来的精神事件风险。

宁光团队在研究结论中也强调，在启动GLP-1治疗之前，即应进行更审慎的患者筛选和更严格的临床决策。临床医生应在治疗前详细了解患者精神病史并评估其精神状态，同时告知患者停药后体重可能反弹的风险。

从审慎预防性临床策略角度，结合宁光院士团队研究中“用药未满270天停药的亚组人群，精神风险升高幅度更显著”的结论，对于目前正在接受GLP-1治疗，尤其是治疗时长不足270天且考虑停药的患者，临床医生应告知其体重反弹和心血管风险增加的潜在可能，监测其情绪和精神状态，并在必要时建议咨询心理医生。

在GLP-1用药期间，轻度情绪改变、快感缺失，如食欲下降带来兴趣减退这类现象较为常见。一位患者向《财经》自述，其在注射替尔泊肽后出现了快感缺失问题。

李昂提到，临床来看，用药期间部分患者出现的情感平淡或快感缺失，大多仅为轻度功能性情绪改变，尚未达到精神疾病诊断标准。

不过，上述症状的严重程度需要评估。李昂分析，如果仅仅是对食物的兴趣降低，且患者整体生活和工作未受影响，则可视为治疗过程中的可接受代价；但确实影响到日常生活和工作，则可能已从症状发展为需要干预的病理状态，此时应考虑减量或停药。若选择停药，需要遵循一定停药流程、密切监测体重和代谢指标、采取积极措施防止体重反弹。

总体而言，李昂表示，在用药期间，GLP-1药物对情绪的影响是存在但可控的，绝大多数患者可以耐受，并未观察到有普遍的自杀、自残或严重抑郁事件。

针对自杀意念、自残行为，经过全面评估后，2026年1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宣布，现有数据不支持GLP-1药物增加自杀意念与行为（Suicidal Ideation and Behavior, SI/B）或其他相关精神疾病风险，因此撤销新增自杀意念与行为（SI/B）黑框警告的提案，不再要求药企在药品标签新增对应警示。不过，药品说明书依旧保留抑郁、情绪改变需要监测的常规警示。

也就是说，没有充足证据证明GLP-1药物升高自杀风险，因此不再新增黑框警告；但零星不良反应信号不能忽视，个体潜在风险无法彻底排除。因此，监管机构强调，需要持续进行药物警戒，因为观察性研究提出的安全信号仍未解决。

李昂指出，针对停药后的情绪风险，未来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以区分药物遗留效应、停药本身影响及社会心理混杂效应。

责编 | 陈湘

题图来源 |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