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文献《杜义德文集》《一代名将杜义德——纪念开国中将杜义德百年诞辰》《中国人名大辞典·当代人物卷》《百战将星杜义德》《一代名将杜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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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春天，淮海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
这一年，解放战争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长江以北的战局已定，百万雄师正在集结，准备向南挺进。
而在湖北黄陂一带，另一场较小规模的战斗也在悄然推进。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的杜义德，正率部在鄂北一带展开清剿行动。
他这个人，打仗向来不爱坐在后方等消息，喜欢亲自到前沿摸情况。
1949年4月19日，杜义德收到消息：台伪军的一个团驻扎在长轩岭。
他当即开始部署战略计划，命令第十军的一部准备在当晚六点发起进攻。
时间紧，容不得半点迟疑。
就在部署作战的间隙，他带着三名警卫员，骑马绕道，寻一处民居落脚，准备就近指挥当晚的战斗。
他的足迹，从鄂豫皖根据地、川陕苏区到雪山草地，从祁连山下到太行山上，从冀南平原到千里跃进大别山——二十年里，他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唯独从来没有踏进过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离他此刻落脚的位置，只有几十里路。
那是他出生的村子，叫陈家咀湾。
对一个打了二十年仗的军长来说，这种距离算不上什么。
可对于杜义德，这几十里路，他愣是没走过去。不是走不了，是不敢走，也不能走。
这里面藏着一个说出来让人五味杂陈的原因。
那天傍晚，当他在警卫员引路下走进一户农家小院，老妇人从屋内迎出来，手里端着一盏昏黄的油灯，灯光打在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杜义德的脚步，猛地顿了一下。
他认出来了。
二十年，这张脸老了许多，头发也白了大半，但那双眼睛，他不可能认错。
而那位老妇人，看了看这个穿着军装的陌生人，客气地把他们请进了屋，转身去烧水。
她没认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开头，一边是压在喉咙里往下咽的二十年，一边是一碗端出来招待陌生人的糖茶。
两个人坐在同一张桌子前，灯火摇曳，母子相对，却开口叫了一声——大娘……
[一]【贫寒少年，黄陂木兰山下的"三娃子"】
1912年5月，湖北黄陂塔耳岗乡陈家咀湾，一户杜姓农家迎来了一个男孩的降生。
这孩子在家排行第三，母亲柳华山给他取了个小名，叫"三娃子"。
那是一个乱世。清王朝刚覆灭没几年，北洋军阀你争我夺，老百姓夹在中间，苦不堪言。
杜家世代务农，本就是一穷二白，加上兄弟姐妹众多——父母一共生养了十二个子女，最后活到成年的只有五个，三男两女。
那种日子，能吃饱肚子就算过得去了，哪还顾得上别的。
三娃子杜义德和别的孩子一样，打小就被生活逼着往前走。
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他在私塾只读了短短八个月，就被迫停了学。
往后的日子，不是跟着哥哥杜义良在田间地头放牛，就是给地主家做长工，干最累的活，挣最少的工钱。
八九岁的小孩，人还没牛高，就已经学会了怎么忍气吞声。
黄陂的木兰山区是个穷地方，但也是个硬地方。山里的孩子，从小就练出了一身好脚力，翻山越岭如履平地。
三娃子尤其如此，他天生方向感好，在山路上走惯了，摸一摸路边树皮的厚薄，就能判出背阴还是朝阳，辨出东南西北。这个本事，后来给他救了不少命。
十五岁那年，经亲戚介绍，杜义德只身去了武汉，在一个姓胡的木匠铺子里当学徒。这个师傅脾气极差，动辄打骂。
杜义德年纪小，但骨子里是个倔脾气，忍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拉大锯时不小心锯偏了，师傅上来就是一拳，把他打得当场昏厥。
等他醒过来，头还在嗡嗡作响，爬起身，没说多余的话，拍了拍身上的木屑，头也不回地走了。
回到黄陂之后，家乡已经风云变色。1927年，北伐浪潮席卷全国，黄陂一带农民运动风起云涌。
共产党员李先念在木兰山一带宣传革命，杜义德白天干活，晚上去听他讲道理。
那些话，戳到了这个年轻人心里最深的那根筋——穷人为什么要穷，凭什么就该被人踩？
1927年，杜义德参加了当地农民协会，由此正式踏上革命之路。1928年，他加入赤卫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9年，是他这一生真正意义上的转折之年。
那年，杜义德带着家乡磨盘区一百多个赤卫队员一起参加了红军，被编入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第四大队，担任宣传队长。从这一天起，他就再也没有回过头。
这一年，他十七岁。
宣传队长这个职务，听着文绉绉的，其实干的是最苦最险的差事——每天带着一队人翻山越岭，走乡串户搞宣传，顺带为队伍筹集给养。
碰到敌人下乡"清剿"，就得带着战士打伏击，打完了继续走。
战友们服他，因为他熟山路，因为他敢打，叫他"夜老虎"；领教过他厉害的对手则带着几分忌惮，在黄陂一带传开了另一个绰号——"尖黄陂"。
然而，就在杜义德在外拼命的日子里，家里发生了一件让他此后几十年都无法释怀的事。
[二]【父死还乡团，二十年仇恨压心底】
杜义德参加红军之后，名声渐渐大了起来，这让当地一些为国民党办事的地主们如鲠在喉。
1930年前后，国民党调兵"围剿"苏区，地主还乡团也趁机在各地兴风作浪。
他们拿着枪，到各村清查红军家属，抓人、逼问、拷打，无恶不作。
杜义德的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在村子里人缘不错，但他有一个"罪名"——儿子参加了红军。
还乡团的人进村那天，杜父提前察觉到风声，让妻子柳华山带着几个孩子先躲出去，自己一个人留下来应付。
他知道，妻子走了，这些人翻不出什么来；他也知道，自己走了，他们可能会拿家里的其他人泄愤。
还乡团踹开门，翻箱倒柜没找到什么，便把矛头对准了杜父，逼他说出儿子的下落。
老人家一个字也没吐。
那帮人对他又打又踢，用了各种手段，杜父咬紧牙关，始终没有开口。
最后，他们把杜父关进了县城的监狱，严刑逼供。
杜父临死前还留下一句话，大意是：我儿子一定会回来的。
杜义德在前线得到消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放声大哭了一场。
这个仇，从那一刻起，就被他死死压在心底。他知道，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
军队有纪律，革命还没有胜利，他得先把这口气藏住，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恰恰相反，正是从那一刻起，他每上一次战场，就会多一分不要命的劲头。
从1929年加入红军，到1931年底，不过两年时间，他就已经是红四方面军主力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团第三营营长了，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层指挥员。
打仗的时候，他嘴里总挂着两个字："坚决。"
接受任务，他说"坚决执行命令"；遇到困难，他说"坚决克服"；面对敌人，他说"坚决消灭"。
时间久了，战友们给了他一个新绰号——"杜坚决"。
这个绰号，跟了他一辈子。
1935年，杜义德已升任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政委，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一起渡嘉陵江，踏上长征之路。
长征途中，杜义德带部队三过草地，历尽磨难。他的热血和直性子，在部队里是出了名的。
有一次，部队久攻一座城池不下，杜义德在指挥所里坐不住，直接跳出战壕，亲自带头往上冲。
结果一颗子弹穿胸而过，从右胸打进，从后背穿出，险些击中心脏。
当时医疗条件极差，没有麻药，为了防止伤口感染，护士把盐水泡过的纱布，用通枪条一点一点往伤口里捣——那种疼，常人难以想象。
杜义德愣是咬着牙撑了过来，后来他儿子杜军回忆，父亲说那是他这辈子受过的最难熬的一种苦。
伤好之后，他调到了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继续担任政委，继续打仗，继续"坚决"。
1936年10月，杜义德随西路军西渡黄河，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的任务。
这是他军旅生涯中最惨烈的一段经历。西路军深入西北，与马家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苦战。
杜义德临危受命，兼任只有四百多人的骑兵师师长，以大刀、刺刀和长矛跟对方的骑兵硬拼。
三个多月里，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鲜血把他身边的黄土都染成了暗红色。
1937年3月，西路军最终宣告失败。
在石窝山最后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会场里哽咽声一片，谁也不愿接受这个结果。
会议结束后，剩余部队被编成左右两个支队，杜义德与副总指挥王树声一起被编入右支队，进入祁连山，艰难地向延安方向转移。
那是一段几乎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经历。
队伍越走越少，走着走着就断了，到最后身边只剩下二十多个人。
天寒地冻，没有食物，渴了抓把雪吃，饿了嚼把草根，睡觉打个盹就换地方，生怕被追兵摸到。
有一名战士实在扛不住了，举枪自杀。
杜义德闻声赶来，捡起那几粒还带着体温的子弹，说了一句话——不错，死比活容易，但是我们不能死。
1937年端午节前后，这一行人靠着吃草根、喝雪水、沿途乞讨，终于越过了祁连山最后一座山峰，渡过黄河，遇到了总部为援救西路军组建的"援西军"。
回到延安时，队伍里只剩下了寥寥几人。
回到延安，杜义德见到了伟人。伟人让他好好学习，先去抗日军政大学。
杜义德进了抗大，随后又转入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担任副校长，在太行山区培养军政干部，由此与刘伯承、邓小平结下了深厚的渊源。
[三]【从冀南到大别山，"杜坚决"打遍中原】
抗日战争的烽火，把杜义德从一个地方派到另一个地方，把他从一个职务推到另一个职务，却始终没有给他留出一点回家的时间。
1939年，杜义德成为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副校长，校长正是刘伯承。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学校没有固定的教室，有时候在老乡的民房里上课，有时候就坐在大树底下讲，遇到敌情就分散，等安全了再重新聚拢。
他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和刘伯承一起，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能打仗的干部。
之后，杜义德历任新编第四旅副旅长、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南军区司令员等职。
在冀南这片土地上，他既要打鬼子，又要对付汉奸和伪军，战法越来越灵活，军政两手都练得越来越扎实。
他带部队建立武工队，深入敌后做瓦解伪军的工作，夜晚靠近敌人碉堡，把宣传品用弓射进去；把已经投诚的伪军组织起来喊话，号召更多人放下武器。
冀南军区在他的手里，一点一点把鬼子压缩到大的据点里。
1945年5月，杜义德率部连克南宫、新河两县城，6月配合冀中军区发起子牙河战役，到8月抗战胜利，冀南大片土地已经得到解放。
解放战争一打响，杜义德调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政治委员，搭档正是以"王疯子"著称的猛将王近山。
这一对"二杆子"的组合，在刘邓大军里出了名，打起仗来不要命。
1946年9月，定陶战役打响。
杜义德与王近山以全部预备队为代价，在大杨湖西南方向撕开一个缺口，活捉了国民党中将赵锡田，成为解放战争中首次歼灭国民党嫡系主力的大胜仗，王近山和杜义德从此名震全军。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是解放战争中一盘决定性的战略大棋。
当年8月，部队南渡汝河时，前有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五师和第十五师六十四旅约三万兵力扼守南岸，后有数万追兵从北逼近，汛期的汝河水深三四米，渡口船只已被破坏殆尽。
六纵司令王近山此时正在后方养伤，军政一肩挑的杜义德独自指挥了这场强渡战斗。
刘伯承当时说了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
杜义德把这句话传达到各旅，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打过去。
最终，第六纵队撕开了口子，为刘邓大军打通了挺进大别山的通道，受到刘、邓首长的高度赞扬。
也正是在这一次挺进大别山的过程中，杜义德请了一次特殊的"假"——他找到邓小平，说了一件压在心底十七年的事：父亲被还乡团杀害，他要回老家报仇，顺带打掉当地为祸一方的地主武装。
邓小平听后，说了一句话："这个仇应该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仇，是整个黄陂乡亲们的仇。"不仅批准了他的请求，还特批了一挺机枪。
杜义德带着几个精锐战士，趁夜摸回老家黄陂，将那些曾经害死父亲、祸害乡里的还乡团武装一举歼灭。
为父报仇之后，杜义德到父亲坟前磕了头，然后立刻归队，继续打仗。
此后，他随刘邓大军转战中原，参加了淮海战役，和王近山一起指挥了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从大王庄逐街逐巷地把黄维的兵往死里打，最终将黄维兵团这支国民党嫡系王牌全部歼灭。
杜义德后来多次说过，这是他一生打过的最艰苦、也最痛快的一场仗。
1949年2月，全军进行大规模整编。杜义德被任命为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迎来了解放战争最后的决战阶段。
渡江战役的前夜，就要来了。
而那个埋藏在杜义德心底、压了二十年的牵挂，也悄悄地随着这支部队，一步一步向着黄陂靠近。
[四]【1949年4月，那扇他最熟悉的门】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夕。
第三兵团按照命令，从河口姚集出发，向塔耳岗以西的长轩岭方向行进。这是为了配合主力部队渡江，在侧翼完成掩护任务。
长轩岭的位置，距离陈家咀湾，不过几里地。
那是杜义德长大的地方。那条土路，那片山头，那个村子口的老槐树，他在二十年前走过的每一寸路，如今正静静地铺在他前进的方向上。
1949年4月的某天傍晚，天色将暗未暗，杜义德带着几名警卫员，骑马从姚集绕道，来到了陈家咀湾。他要在这里察看地形，顺带安排宿营。
部队的规矩是，进驻老乡家要征得同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杜义德来到村子里，找了一户农家，请求借宿一晚。
门开了。
迎面而来的，是一位满头白发、佝偻着身子的老妇人。
她端着一盏油灯，灯光昏黄，把她的脸照得明明暗暗。
杜义德愣了一下。
就是这么一下，短短的一下，他认出来了。
老妇人叫柳华山——那是他的母亲。
二十年过去了。
他离家的时候，母亲还是个中年妇人，头发乌黑，腰板挺直。
而现在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头发已经全白，脊背已经弯了下去，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疲惫和盼望，同时存在着。
母亲没有认出他。
二十年，一个十七岁的毛头小子，早就长成了一个满脸沧桑、身形魁梧的中年将领。
脸上有战场留下的痕迹，眉眼之间的青涩早就不见了踪影。
母亲盯着他看了一眼，没有认出来，侧过身子，让他们进屋。
杜义德跟着进了门。
他在屋里坐下，借着油灯的光，把这个他魂牵梦绕了二十年的家扫了一遍。
土墙，低矮的屋顶，角落里的纺车，门边靠着的扁担——每一样东西，都和他记忆里的一模一样，又都蒙上了一层时光磨损过后的暗色。
母亲坐回到纺车边，继续纺线。纺车嗡嗡作响，这个声音，他小时候听着睡过无数个夜晚。
杜义德搬了张凳子，坐到母亲旁边，轻声开了口。
"老人家，您有几个儿子啊？"
母亲抬起头，眼神里闪过一丝东西，轻声答："就两个儿子。"
顿了顿，她又补了一句，声音里有掩不住的惦念："有个小儿子出去参了军，好多年没有音讯了，也不知道……还在不在。"
杜义德听着，没有动。
他听见了，全都听见了。
那种疼，不是身上的疼，是从胸口某个地方漫出来的，一点一点往上涌，往眼眶里涌。
但他没有哭。
他只是隔了片刻，微微抬起头，平静地说出了那七个字——"大娘，我在延安见过您儿子。"
就是这七个字。谎话。他亲口说出来的谎话。
母亲一听，整个人顿时直了起来，双手颤抖着，端起旁边的茶碗，往里面加了一勺糖，站起身，把这碗糖茶捧到他面前，声音哽着说："那就拜托你了，帮我找找他……"
糖茶的热气蒸腾着，在油灯的光晕里散开。
杜义德接过茶碗，低下头，喝了一口。
那一口糖水咽下去，又苦又甜，像是把二十年的分离一起咽进了喉咙里。
屋外，警卫员和战士们还在忙着安顿宿营，枪声和战鼓声已经在不远处的夜风里隐隐传来，渡江战役随时可能打响，他没有时间，没有立场，也……有他自己的理由，让他在这一夜，没有办法开口说出那句话。
当年轻的警卫员悄悄从门缝里望进去，看到这位平日里最不怕死的军长，就那样低着头，坐在一个白发老妇人身边，一声不吭地捧着一碗茶，久久不起身——没有人知道，那碗糖茶端在他手里的时候，他的手，是不是在抖。
而那个压在他心底、让他在母亲面前说不出自己是谁的原因，在他离开之后的很多年里，每每想到心里都会猛地一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