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四个月加印三次，这是一本怎样的书？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历史长河中的那些“河道拐弯”—历史变迁的性质与意义呢？我们一定都同意，晚清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启幕，100 多年前的近代化先驱希望通过发展军事、工业、商业、金融业，摆脱内忧外患，建设富强的近代化国家。

近代化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原指西欧各封建制王国走出中世纪的历程，具体点说，即通过王权的扩张削弱封建领主与教会的特权，建立强大的官僚制政府；通过推行重商主义的政策发展经济，同时建立与商品市场、金融市场紧密结合的国家财政体系；通过文艺复兴运动解放神权对人的精神禁锢；通过普及市民权解放农奴制的人身束缚。

如果以这样的近代化内涵理解传统社会的转型，我们马上会发现 2000 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的“周秦之变”便是一场极度早熟的近代化运动，秦王朝建立的便是最早的现代官僚制政府。这个说法当然不是我个人的穿凿附会，让我引用著名的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的看法吧：“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发明了现代官僚机构。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凭能力获选，不靠亲戚关系或家族人脉。官僚机构自周朝中国的混乱中崛起，全没计划，只为征收战争所需的税金”，“周朝晚期，中国各地逐渐采用现代国家制度，但都比不上西部的秦国”，秦国通过商鞅变法扩张了王权，削弱了贵族特权，建立了官僚体系（意味着平民也有机会获得官职），废除了井田制（意味着井田农脱离了农奴身份），弱化了封建性的人身依附，“马克斯 · 韦伯定为本质上的现代特征，秦朝如果没有全部，至少也有很多。很熟悉中国的韦伯为何把中华帝国描述成家族国家，这是个谜”。

但是，不管是按传统儒家的准则，还是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秦国这场由法家主导的变法都可谓是坏的近代化试验，因为它虽然使平民挣脱了封建制的人身依附，却又将他们驱入更严密的秦制牢笼；它虽破坏了等级森严的封建宗法团体，却不能重建近代性的社会组织，使社会完全丧失了自我维持的活力；它虽然打破了农奴式的井田生产关系，但出于耕战的国家目标又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它虽然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与财政汲取能力，却无法采用市场化的动员方式，只能依靠暴力机器超限度役使民力、压榨民脂。也正因为如此，秦国虽然通过变法迅速变得空前强盛，却无法持久，统一六国后又迅速覆灭。

针对法家方案的内在缺陷，西汉以后的多数王朝都在秦制框架内引入了儒家主张，包括揽纳士人进入政府，推行轻徭薄赋之政，宣扬儒家义理，扶植儒家士大夫重建宗族共同体，等等。先秦儒家的许多治国主张都是与法家相反的，法家为王权的扩张极力辩护，儒家却希望回到多中心的贵族治理模式，今人多以为儒家是“皇权专制”的鼓吹者，这是天大的冤枉，但若说儒家支持贵族政治、贵族特权，则不算污蔑。只是秦制建立后，郡县制、官僚制的构架已不可撼动，在郡县制、官僚制构架内嵌入儒家推崇的贵族制，顺理成章的结果便是形成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士庶隔离局面。从本质上讲，这种“再封建化”是逆近代化的，而“唐宋变革”则是回归近代化转型的历史变迁。

将“唐宋变革 ”视为近代化转型，是许多汉学家的观点。首倡“唐宋变革 ”论的内藤湖南即认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福山则援引内藤的见解，提出：“中国建立（或重建）较为现代的政治制度，不是 17 世纪和 18 世纪与西方接触之后，而是在唐宋之间的过渡期。”福山使用了“重建”一词，显然是因为他相信，在此之前，秦王朝已经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从某个角度来看，宋朝与秦朝的政制确实要比其他的任何王朝都更接近，比如政府组织的官僚化程度最高，而贵族政治色彩最淡薄，以至被明末的王夫之讥为“孤秦陋宋”。不同的是，秦朝的官僚集团由“工具人”一般的技术官僚组成，宋朝的官僚集团由接受过儒家价值观熏陶与行政 – 司法专业训练的士大夫组成。而与宋代的“纯粹的官僚政治”相比，辽金元明清等王朝都保留了浓厚的贵族政治遗风，在以周制与秦制为两端的横标上，显然更靠近周制这一端。

《唐宋之变》特装版

宋代的现代色彩当然不是仅仅体现在官僚政治上，都市发展、货币经济、金融市场、科技发明诸层面的现代性都十分引人注目、令人炫目。以王安石、沈括等北宋变法派士大夫，南宋叶适、陈亮等事功学派士大夫为代表的宋代儒家，也要比汉晋经学家、宋明清道学家更具拥抱市场经济的自觉，他们的思想气质极富现代气息。

为避免自说自话，我还是引述汉学家的评价。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黄仁宇说：“在 20 世纪末叶提及王安石，我们只更感到惊异 ：在我们之前 900 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时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增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 ，而与他同时代人物远。”

黄仁宇又说：“公元 960 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水密隔舱等，都于宋代出现。在 11、12 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十三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它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企业，对外贸易的重要（丝绸、瓷器），各地出产的专业化等等。国家掌握了许多货物的买卖，经由专卖制度和间接税，获得了国库的主要收入。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

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孙隆基发表过一篇题为《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千年》的长文，文中论及宋朝部分，直接使用了“世界‘近代化’的序幕” 的标题，文章说：“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是世界‘近代化 ’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国内不少学者习惯于认为，近代化是西方历史演进的产物，即使不得不承认“宋代确实具有某种 modern looking（近世化面貌）”, 也一定要强调那只是“看上去像现代的东西，是似是而非的”。这样的意见就好比，有一种动物看起来像鸭子，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但我们的学者坚定地说，那也不是鸭子。原因也许是这些学者坚信“鸭子”只会出现在西欧，绝不可能提前出现在宋代中国。

我想提出：“唐宋变革”是继“周秦之变”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近代化，而晚清的洋务运动则是第三次近代化。之所以又有第三次，是因为随着宋王朝的灭亡，“唐宋变革”代表的第二次近代化遭遇了严重挫折，元明王朝建立的制度—不论是政治层面的贵族制、家臣制，财政层面的实物税与劳役制，还是社会层面的奴婢贱口制，经济层面的贱商抑商（明王朝），都是逆近代化的。至于晚明的“资本主义萌芽”，那不过是“萌芽”而已，谈不上“变革”。况且，以自由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生产关系也不是明清时期才出现的，我们在宋代、唐代甚至汉代的手工业生产中也可以看到大量这样的“萌芽”。

如果说，法家主导的“周秦之变”是一种被许多人当成负面遗产的坏的近代化，那么“唐宋变革”所展现的近代性图景大约可以说是近代化的范式，至少有一部分学者在尝试用“宋朝化”的视角描述近代化的历史展开。比如，对于晚明的“一条鞭法”，刘光临教授说，“一条鞭法承认市场作用和移民自由，彻底否定了洪武型实物财政和里甲摊派体制，对于有明一代经济社会之发展意义重大，但这仅是回到 8 世纪唐宋变革以来经济市场化和财政货币化的轨道上”；对于晚清洋务运动，刘光临也说，“晚清之后局势变迁与唐宋变革有相似性”，“就军事—财政关联而言，晚清改革是重回宋朝立国模式”。

我们再将视野拉到世界史。对于西欧文艺复兴以后的资本主义兴起，刘光临教授同样认为这正是“宋朝化 ”的呈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十七世纪的荷兰，还有十八世纪的英国，都在南宋之后走过相似的道路”，这里的“南宋道路”，指宋代产生的“资本主义的雏形”，即“市场化的战争、货币化的财政和中央集权的政府共生共济”。另一位学者罗冬阳教授也称：“放眼 17 世纪中叶以后的西方，则会发现英格兰等地发生的金融革命有着相当程度的‘宋朝化’特征。”

对于日本的明治维新 ，东京大学教授小岛毅曾提出，明治日本的思想、社会、王权等，“在相当程度上与宋朝以后相似”。另一位年轻的日本学者與那霸润进而将明治维新定义为“日本的宋朝化”：“把迄今为止看作‘西洋化’的明治时期的改革成果仔细研究发现，实际上那些改革同时也可看作‘ 中国化’，甚至相比‘西洋化’，‘中国化’的特征更为显著。”與那霸润又将“中国化”称为“宋朝化”，主要表现为：“大政奉还”，确立了天皇的一元化王权；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以高等文官任用考试组织官僚制政府；废止身份制度，实现职业选择自由化；正式认可土地交易，改年贡为地租、改实物缴纳为货币缴纳，等等。

引述这些历史学者的观点，当然不是为了争近代化的发明权，而是想强调：近代化的动力一直内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即使遭遇到“魏晋再封建”与“宋明断裂”的暂时逆转，内在于历史的动力也总会驱使着历史回到近代化的演进轨道，从“唐宋变革”到晚明“一条鞭法”再到晚清“自强运动”，莫不体现了内在于历史的近代化驱动力。

这即是本书要展示的中国传统社会演进史观。

（以上选自《唐宋之变》序）

唐宋之变

作者：吴钩

出版时间：2026年1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民说

内容简介：

本书从大历史视界出发，聚焦嫁妆制度、税制演变、游民兴起、奴婢消亡等微观场景，分析“唐宋之变”的深层意义。

在作者笔下，从唐代门阀森严的身份社会，到宋代契约化的流动社会，这场跨越数百年的转型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景：政治上，贵族政治瓦解，科举制构建起 “取士不问家世” 的官僚体系；经济上，人身依附松弛，从人头税转向财产税，城市商品经济与证券市场空前繁荣；社会层面，奴婢贱籍消亡，女性财产权与婚姻自主权显著提升；文化上，贵族文化让位于市井文艺，形成极具现代气息的世俗风貌。

作者以翔实史料勾勒出传统中国从“固态”到“液态”的演进轨迹，揭示“走向近代”是内在于我们历史之中的演进动力，为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逻辑提供全新视角，让我们看见一个充满活力的近世中国。

作者简介：

吴钩，宋史研究者，知名历史作家。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宋朝文明，主张“重新发现宋朝”“重新阐释传统”，著有《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宋神宗与王安石》等作品。其中，重点介绍宋朝社会生活的《风雅宋》一书出版之后好评如潮，获得2018年度“中国好书”。

- End -

成为更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