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校血流成河！执法官上门都没用！父亲用谎话打发走警察

7月28日和29日，科林·格雷将在美国佐治亚州巴罗县法院接受量刑。今年3月，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名因子女实施校园枪击案而被判谋杀罪成立的家长。陪审团用不到两小时，就认定他在2024年9月4日阿帕拉契高中枪击案中所涉27项罪名成立。那起案件中，他14岁的儿子科尔特·格雷使用父亲送给他的AR-15式步枪，打死两名学生和两名教师，另有9人受伤。

科林·格雷并未亲自实施枪击，但仍被判二级谋杀、过失杀人、危害安全、虐待儿童以及明知故犯地允许儿子持有武器等罪名成立。他最高可能面临180年监禁。

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有家长因子女实施枪击案而被起诉，但却是第一次有家长因这类案件被判二级谋杀罪成立，这为法律树立了新的标准。它也提出了一个其余所有人如今都必须回答的问题：对于那些仍然有机会挽救的孩子，我们打算怎么办？

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追问这个问题。新泽西州一所私立高中的二年级时，我认识的一名高一女生把我拉进厕所隔间，给我看她父亲那把上了膛的枪。她当时已濒临崩溃——体重超标，长期遭受霸凌，而我现在明白，她很可能还患有未经治疗的双相情感障碍。她问我该怎么办。

我能感觉到她希望我说什么。我告诉她，把枪放回父亲的保险箱里。我相信，如果当时我说了别的话，她就会使用那把武器。

那一刻让我走上了精神病学的道路，最终开始研究大规模枪击案凶手。过去10年里，我与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同事一起，研究这些校园枪手的心理、童年经历，以及他们身边许多人都曾看到、却很少有人采取行动的预警信号。我们为数十名袭击者建立了临床画像，考察他们的精神病史、精神科诊断，以及他们是否接受过治疗、接受过什么治疗。

最终呈现出的，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绝大多数人都成长于充满虐待、忽视和失序的童年环境中。他们是“看不见的孩子”，他们的精神科危机被误读为行为问题，或者干脆被彻底忽视。几乎所有人，早在扣动扳机之前很久，就已经在拼命求救。

当我读到科尔特·格雷的案卷时，我想起了他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研究团队考察过的许多枪手一样，格雷陷在偏执、杀人和自杀念头的循环中，一再恳求接受心理健康治疗，却被父母忽视。11岁时，校方在他的平板电脑上发现了“如何杀死父亲”的搜索记录。14岁之前，他已在5个学区的6所学校之间辗转。上八年级时，他几乎缺席了整个学年，原因是惊恐发作和偏执性妄想严重到无法上学。

但当警长上门时，执法人员接受了他父亲的否认说法，没有检查任何一件武器便离开了。在佐治亚州，对学校发出恐怖威胁属于重罪。如果当时格雷被起诉，法官本可以下令将他带离那个他能够接触枪支的家庭环境。但他没有被起诉，案件也就此结案。

一桩又一桩案件都显示，疾病的迹象原本就在那里，孩子也一直在请求被看见。只是他们身边的成年人选择了不去看。

联邦调查局造访格雷家7个月后，科林·格雷在圣诞节给儿子买了一支AR-15，并带他去射击场。后来，他又给这把枪添置了战术背心和瞄准镜。从临床角度看，我认为他是在试图与这个自己不知如何接近的男孩建立联系，让一个正在挣扎、感到无力的孩子觉得自己拥有能力。

但错误的动机并不能抵消灾难性的后果。你不能把枪交到一个正在恳求见精神科医生的孩子手里。格雷不只是无视了儿子心中的火，他还亲手递上了助燃剂。

枪击案发生前3周，科尔特·格雷的祖母安妮·布朗几乎就要成功了。多年来，她一直敦促学校和个案工作人员为孙子寻求帮助；最终，她为他争取到了一张精神科住院床位——在如今不堪重负的医疗体系里，这绝非易事。她甚至在奔走过程中摔伤了脚踝骨折，随后把后续安排交给了科林·格雷。

但他没有带儿子去那家机构。第二天早上，科尔特·格雷带着父亲的步枪走进了阿帕拉契高中。

精神病性发作是人类可能经历的最可怕状态之一。明知自己的孩子正处于这种状态，却仍选择否认，本身就是一种虐待儿童。如今，佐治亚州陪审团认定，在科林·格雷的案件中，这同样构成谋杀。

判决很重要。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它尚未解决什么问题。几十年来，美国投入数亿美元加固校园建筑，配置金属探测器、校园警务人员、防弹课桌，并组织“主动枪手演练”，让孩子们在演练中假装死亡。研究结论非常明确：这些措施并不能阻止大规模枪击案。

真正有效的干预发生得更早，而且成本更低：一名教师注意到后排那个沉默、压抑的男孩，把他调到前排；一名辅导员继续跟进；当一个学生连续数月缺课时，儿童福利系统能够作出反应；一位父亲开车带儿子去看精神科医生。

即便有善意，制度也可能失灵。在圣迭戈，当时16岁的凯莱布·巴斯克斯身边的预警信号曾被认真对待——警方接到通报，联邦调查局也获知情况，他父亲的枪支被没收。他此前还曾被强制送入精神科留观。但制度似乎在将他释放时，没有把他转入强化门诊治疗。后来，他与一名17岁、通过网络认识的少年在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开枪，打死3名男子。

和我研究过的几乎所有案件一样，激进化过程都发生在网络空间，而这并不是单靠家庭干预和收缴枪支就能触及的地方。

自2020年以来，枪支暴力一直是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的首要死因。没有其他工业化国家以这种方式生活。

格雷案的判决开始弥补其中一个缺口。接下来怎么办，取决于我们其他所有人。我们需要的是：当孩子发出有记录可查的威胁时，必须强制落实精神科后续干预，而不是由一名副警长站在门口，听信家长的一面之词；我们需要为精神科床位提供资金，不该让祖母为了争取一个床位而摔断脚踝；我们也需要让每一个靠近困境中孩子的成年人都明白，主动接近他们，不是越界，而是在救命。

这场悲剧并不是从校门口开始的，而是从餐桌旁开始的。科尔特·格雷并非生来就会做出这样的事。他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职中，被身边本有机会采取行动的人和机构一步步推到了这里。而此时此刻，在某个与他家并无二致的家庭里，可能还有另一个孩子，正在请求被看见。我们其实早就知道该如何看见他们。我们只需要下定决心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