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不在的“盖世太保”

本文转自《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秘密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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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盖世太保的特务们便认定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严密监视国家工作人员，哪怕有稍许对政权的批评，也必须严惩不贷，公民们被教导互相监视，如果不情愿，便是犯罪，但是这种大规模的互相监视决不仅仅限于官僚机构。

德国被分成32 个辖区，区下分圈，圈内分地区社区，社区下是小社区，最后是街区，每一个分支都有相应的领导，区领导由希特勒直接任命，盖世太保最看重的是臭名昭著的街区长，他可以汇报一座楼里40户或60户人家的活动。

街区长们被看作盖世太保的最低级的官僚而受到轻视，他们的报酬也少得可怜，但他们却格外热心收集议论、谣言和偶然听到的对话，任何有嫌疑的事情都从他们那里层层上报，在著名的洛温布洛啤酒厂事件中，一个名叫约瑟夫•舍尔的街区长起了很大作用。

1933年7月18日，舍尔向上级报告了一个名叫麦克•兴特洛尔的木匠、一个叫做马塞亚·莫利斯的酿酒师以及一名叫埃道勃特·范斯的雇工，关于兴特洛尔·舍尔写道：“他是一个公认的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妹妹为犹太人和著名的商人海曼·斯古伦博士做工。”

莫利斯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同情者”；而范斯的嫂子也“为斯古伦博士工作”。他接着汇报说，这3个人一起在法国度过假，他想知道的是，他们是如何为这次旅行弄到钱的，尤其那个范斯天天都在抱怨没钱花。

舍尔接着建议对3人的信件和行动实行监视，他还着重指出：“他们同斯古伦博士的来往显然值得深思。”

盖世太保的触须决不止尽于此，希特勒未来的助手和心腹马丁·鲍曼于1935年签发一项命令：“将来，盖世太保的头领们将被邀请参加纳粹党及其组织的一切重要的官方活动。”
盖世太保极力要创造这样一种气氛，让每一个人，从邻居、学校老师到最年轻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都不再得到信任，当父母批评元首或纳粹党时，哪怕是在自己家里，孩子们也被鼓励去揭发他们，整个帝国时代，被抓的可能，戴手套的手敲门的可能，使千家万户时时刻刻提心吊胆。

在德国西南部工业中心斯图加特，纳粹党给希洛特班克一家带来了悲剧。

这家的主人、53岁的高堤夫·希洛特班克是一个没有职业的共产党员，他被捕后被送到休伯格集中营。他的儿子弗得里奇是唯一的幸存者。他的父母、姐妹和未婚妻都死了，1945年他写道：

盖世太保也带走了我的弟弟海曼，因为他散发共产党的传单，党卫队以各种方式折磨他，他们把他打得皮开肉绽，把他扔在地上，踩断他的骨头。几周后，他们放了他，他的内伤太重，已成了一个残废，他才14岁。盖世太保打定主意永远不让他恢复健康，他们不时地骚扰他。每次他去他们的总部，被迫去接受所谓的“社会福利教育”时，他们都要毒打他一顿。

但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为盖世太保所设想的角色，却远比鼓励公民去做告密者复杂得多。

1936年6月17日，希特勒下令，正式将纳粹党党卫队头领职务与新建立的德国警察总监的职务合并，这样希姆莱就得到了党卫队头领和警察总监的双重职务，海德里希作为盖世太保头目决不仅仅是一个警察的提升，他逐渐成为实际上的纳粹党驾驭国家政权的体现者。
海德里希一踏上柏林的土地，便采取了改造盖世太保的行动，他把从前的巴伐利亚的同事们派到关键的位置上。

其中有一个叫做海因里希·穆勒的人引起了人们的注目，这个肥胖胖、脖子粗大的刑警曾当过西线飞行员，并从1919年底起便成为慕尼黑警察总部的一员，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穆勒在警署总部政治部负责反共任务。

那时，他凭着充分的自我保护意识，没有让自己正式加入纳粹党。

作为一个天生的投机者，穆勒很清楚，希特勒欠了他某种东西：1931年9月，元首的侄女格丽·萝宝，可能也是希特勒的情妇，不明不白地死去了。掩盖丑闻，杀人灭口的任务据说就委托给了穆勒。
纳粹党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对穆勒的性格作了概括：
在穆勒掌握大权之前，他在警署总部政治部工作，他一向兢兢业业……他的工作是监视左派分子，必须承认，他对于左派分子的制裁极为严厉，甚至到了违背法律的地步。他野心勃勃，孜孜不倦，哪怕让他去同右翼作斗争，他的精神同样会使他得到上级的奖赏，不论谁作他的上级，在政治上，他似乎不属于任一派……他似乎在德国民主主义人民党和巴沃伦党之间摇摆，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他的个性比他的政治态度还糟糕，他对于任何可能妨碍他的人都毫不留情地清除掉。
海德里希对于支持技术管理者更感兴趣，他并不在乎他们以前的政治信仰，只要他们不威胁到他的地位和国家的安全，但他们必须具备好斗的性格，像穆勒一样冷酷无情。
一旦到了柏林，海德里希便分秒必争地对盖世太保开始了大规模的激进的改造。

1934年10月，他起草了一个分派盖世太保任务的计划。所有现存各分部重新分成分部，室变成分部，以前的私人顾问现在称作副官。

接着，海德里希创建了管理、组织、立法3个部，管理部门（第一部）由卡尔·鲁道夫·瓦格纳·拜斯特接管，他是一个有资历的律师，前一个州警署的头目。他以擅长组织而出名，对不必要的官僚作风从不容忍。
海德里希尤其关注的却是组织这一分支，他认为它是盖世太保的核心所在，他极想把操纵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海德里希本是一个常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工作狂。但就连他这样意志坚定的人也不得不把权力托付给穆勒，“盖世太保穆勒”掌握了第二部的权。
在慕尼黑，还有地方警察这个问题，柏林却从不忍耐这种碍手碍脚的东西，穆勒可以自行挑出左翼激进主义者，当然，有他的宿敌——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和他们的有关组织、保守派和“反动派”，连同奥地利事务，共同属于另一部门管辖之下，另有一个部门负责处理由现存纳粹党成员所带来的威胁，还有一个部负责各种宗教团体，包括共济会。
至于第三部，海德里希则握有不容置疑的大权，其任务是反间谍，他首先把自己看作是党卫队保安处的人，是纳粹党的左右手。这一党派的主要力量就是盖世太保。
至少从文件上看，各部任务分工明确，党卫队保安处独揽警署情报大权，而执行裁决权却属于盖世太保，只有前者有权逮捕、搜查和审讯，盖世太保则负责把人们“处于保护之下”并把他们送到集中营。

从理论上讲，这样做分工明确，但实际上，盖世太保独立进行自己的情报工作，但它必须依靠党卫队保安处提供的情报。
一个臃肿的官僚机构办事效率必然受挫，海德里希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反过来说，这一庞大复杂的机构又令许多人无所适从，这又是一个用警察来管理国家的有利方面。
然而，海德里希有他的担忧，希特勒要把党卫队和警察统一起来的声明是一个真正的威胁。并且，海德里希厌倦了海因里希·穆勒这个职业警察对党卫队保安处和那些独具一格的“知识分子”的不屑一顾和轻蔑，盖世太保的军官们，在穆勒的鼓励下，一点一点地向党卫队保安处渗透，党卫队保安处发现自己被盖世太保军官们包围，而这些人大多还不是纳粹党成员，更不用说是党卫队队员。

在1936年中期，607名盖世太保军官中仅有244名属于党卫队；而战争爆发时，盖世太保虽已发展壮大到2万人，却仅有3000人是党卫队队员。

轮到分配资金时，盖世太保总占据绝对的优势，而贪心的海德里希却总在东求西告地要钱，申诉说他的人得不到他们做民事服务的同事们一样的资助权利。

不论个人感情如何，海德里希是个现实主义者：必须把党卫队保安处和保安警察署正式合并，这样党卫队保安处便可成为一个国家机关，由帝国直接负责它的开支，但这要等到战争的爆发了。
盖世太保权力无限，最好的说明便是它进行大规模逮捕的权力。海德里希为自己披上法律的外衣，在他的授意下，瓦尔纳·拜斯特博士宣称“为了镇压和防止一切扰乱第三帝国安全和秩序的行为”，警署应该无所不在，无孔不入，“不论对法律和秩序的侵害是否真正发生。”海德里希天天瞅着他的目录卡，翻阅着嫌疑犯们的档案。
盖世太保在间谍领域也侵入了党卫队保安处的领地，进行间谍活动的盖世太保号称“前线警察”，他们可以对任何涉嫌叛国行为的人进行追查，在盖世太保的办公室里，他们天天趴在桌子上。
在法律系统内，确有人反对把德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早在1933年6月2日，慕尼黑的国家第二法庭检察官已经注意到达豪集中营里无数原因不明的死亡。

一份呈给法律部长巴法伦的报告指出：“达豪集中营里的事件调查需要认真严厉地进行。”

1933年5月的第二周，4名达豪犯人之死得到了调查，结果发现他们是被集中营卫兵折磨至死的。
在战后无数的审判中，为盖世太保辩护的人声称，自从希姆莱建立起一个“死人团”专门提供集中营卫兵以来，集中营一直由他一手负责，1936年以前的几年是无法证实的，因为管理集中营的费用并非出自帝国总开支，
1936年以后，却有足够的文件证明盖世太保直接卷入其中，无国籍的难民被在耳朵上作了记号以便驱逐，但也有的暂时被送到集中营。拜斯特博士负责这一工作，他宣布说：“对无国籍难民的接收通过军事警察来进行，检查卡上每人有一张照片。”
只有当其它国家愿意接受被驱逐者时，他才被允许离开集中营，即使那时，盖世太保的威胁依然存在。拜斯特规定：“在移交之前，前线警察将从被驱逐者手中拿到一份复印声明，即一旦他回来，他将面临被送回集中营的危险。”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手中的警察权力的逐渐扩大，导致官场上职位肥缺的明争暗斗，其中一个是库特·达吕格，他曾任柏林党卫队的首领，但迪尔斯下台后，他胃口更大了。

希姆莱认识到，安慰一下达吕格有益无害，当盖世太保力量一分为二时，机会来了。海德里希掌握了党卫队中央保安局（党卫队保安处）、海因里希·穆勒的盖世太保，亚瑟·勒比手下的刑警、前线警察和反间谍警察，其余的权力便给了达吕格，相当于社会秩序警察。
海德里希尽管权力不断增加，但在一个部门受到希姆莱之牵制。海德里希对集中营的干涉使后者大为震惊，但他显然缺乏与之对抗的决心，相反地，1934年10月20日，希姆莱传达了一个新文件：一个新的职位产生了。

根据在此前10天的一条命令，集中营监查部门指挥机关设在柏林盖世太保大楼，关于集中营的经济事务的管理、组织、执行等权力均移交给新部门，在此之前，权力属于盖世太保第二分部。
希姆莱接着说，集中营检查员的职务将由党卫队西奥多·埃克担任，他在罗姆大清洗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希姆莱个人权力分毫不损，因为同一个文件又规定，一切有关文件，必须经由集中营检查官交到普鲁士国家秘密警署。
虽然海德里希因为这个文件失去了对集中营的控制权，但对于因为怀疑有反抗之心而被盖世太保移交来的人——所谓“国家的敌人”，他仍有生杀大权。受害者不受任何法律保护，一旦被捕，他们便成为不复存在的人，除非国家秘密警察作出另外的判决。
海德里希把主要精力放在那些他认为是最可怕的潜在的敌人身上，他们是纳粹党内和警察里的人，尽管他坚持要有合法程序。他却毫不犹豫地歪曲规定为自己服务，并不断地招惹仇恨和恐惧，除了内部监视外，海德里希整整建立了一套国外的和反间谍特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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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里希这时和他的老朋友——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成为并肩战斗的伙伴。卡纳里斯是个神秘的影子人物，海德里希第一次认识他是在海军服役时，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是国防军的一部分。

对海德里希来说，这就意味着它有“反革命”掺杂其中，即如果纳粹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对这些持有陈旧思想观念的人加以监视。

况且，党卫队保安处和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有着共同的事业。必须认识到，后者是情报部门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建立起友好的工作关系是有必要的。
尽管卡纳里斯自命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人们都知道他讨厌纳粹的野蛮过激。当然他的思想与海德里希的种种新举措缺乏共同之处。

瓦尔纳·拜斯特博士却是另一副德性，拜斯特和海德里希二人举行了一次会谈，海德里希对他理智妥协的风度颇有好感，在时机成熟时，拜斯特拿出了“十诫”，在间谍事务上，把党卫队保安处和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的职责进行了明显分工。
这一文件实质上在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这个相互竞争的情报机构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又使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免受党卫队的干涉，而且，对卡纳里斯来说，尤其重要的是，它似乎确立了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在间谍与反间谍中至关重要的地位。
但“十诫”中有些有意模糊的条文，在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年里变得非常明显。例如，条文规定，盖世太保主要负责处理背叛行为，而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则主要负责国外军事间谍活动。

海德里希和他的人监视外国来使、报社代表、商人和有嫌疑的外国人。但是，逐渐地，反对国家的管辖“一切”敌人的斗争，不论国内国外，有意无意地进入了海德里希的范围之内。

很快，海德里希便实行起对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的监督，他夺取它的情报，理由是他必须了解一切军事和政治上的动向。
与此同时，还有其它事情亟须海德里希处理，国家社会主义者们、犹太人、共济会基督教派以及布尔什维克，都更难以对付。

年轻的阿道夫·艾希曼对这些事情格外感兴趣，他是从党卫队保安处调到盖世太保去的，艾希曼对犹太人的仇恨被他在学校期间的经历火上浇油，因为他有一张黑面孔，他的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小犹太人”。

当艾希曼的母亲去世后，他一家移居到了奥地利，1932年4月初，他加入了奥地利国家社会主义党，并宣誓成为党卫队成员，然而，奥地利警察却对他不放心。

作为权宜之计，他去了德国，在那里，他很快便引起了海德里希的注意，艾希曼的第一个工作是纯粹的苦工，他被要求打印那些处于纳粹党监督之下的嫌疑分子的资料。

他开始阅读所有关于共济会的文件，并且很快使自己相信共济会正和犹太人策划一个巨大的控制世界的阴谋。
作为一个迂腐小心、毫无色彩的人，一个热忱的种族主义学生，他颇受希姆莱的欣赏，这并不令人奇怪，他同有权实行实质性监督的盖世太保ⅡB部共同工作，逐渐扩大自己的职权范围。

当希姆莱创建了犹太事务科学博物馆时，他任命干劲十足的艾希曼负责筹备工作，艾希曼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参加犹太人的集会，走访许多市镇的犹太人居住区，作了大量的笔记并建立起系统的档案。

随着自信心的增强，他不再把自己仅仅当作一个档案保管人，而是一个情报特务。艾希曼的得意之作便是揭示了希特勒的厨师是2/30的犹太人。

像海德里希一样，艾希曼坚信犹太人是纯种雅利安女人的践踏者。法律已经禁止德国人和犹太人发生任何性关系。盖世太保有权决定是否将违犯者送交保护监管处。
一个例子是来自诺伊施塔特盖世太保办公室的一份报告，报告说犹太疗养院、旅馆，客人和德国雇员之间的关系中，都有严重的违法行为，海德里希下令对案件逐个审查，由法庭判决后再决定是否送交特殊的“保护监管处”，他的助理宣布：“我要求，每个案件结束后，如果一个德国人被判刑，那么相关的犹太人必须送到保护监管处并立即报知柏林警署。”
对于共产党员、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动派”和教堂，党卫队保安处采取了同样的方式，实际上，党卫队保安处情报机器如此活跃，其特务们可谓亦步升趋地跟随着那些干同样工作的盖世太保军官们。

当然后者还多了执行逮捕和监禁的任务，在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领导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党卫队保安处，逐渐成为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情报机构。它给帝国头脑们、纳粹党领袖们提供一切关于“帝国政治局势和大众情绪”的信息。
与此同时，元首正用搜索的目光审视着他的由17个军和36个师组成的新部队。依照他的品味，这支军队远远称不上是“新”的，这个曾经是送信员和一战战壕里的二等兵，对于他所称之为“上层一小撮该死的人”从未停止过深深的蔑视，他们是反动派，他知道他们崇尚君主政体而仇视他，他将在给这些旧秩序的残留代表者们的最后一击中，发挥神秘莫测的作用。
从1933年起，这“一小撮该死的上等人”由3个指挥德国国防军的人作代表：国防军统帅冯·布伦堡、国防军陆军总司令瓦尔纳·弗立契和国防军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前两个人是清除的目标，由戈林和希姆莱实行暗杀。

戈林尤其痛恨布伦堡，这个人，从军事理论的角度上看，是高他一筹的，而布伦堡总乐于不失时机地让他认识到这一事实，戈林急于让国防军和纳粹党形成更紧密的关系，然而这对于国防军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在1937年期间，戈林对布伦堡的不信任与讨厌具体化为一个愿望：那就是取代他成为战争部长。
那一年，戈林和盖世太保的机会来了。装备部队的速度之慢一直不合希特勒的口味，为了寻求补救之策，他召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会议，会议记录以希特勒的副官豪斯巴命令名。作了会议记录，幸运的他活了下来，并在纽伦堡审判中作了证。这次会议在1937年11月5日举行，出席会议者有外交部长冯·纽赖特、戈林、布伦堡、弗立契和海军总司令雷德尔。
希特勒阐述了他的侵略思想及如何成功的观点。除了戈林表现出高涨的热情，别人都认为德国并没有完全准备好发动一场战争。布伦堡相信，一旦德国有扩军的迹象，法国和英国就会发动攻势。弗立契附和了他的观点，还抱怨说，纳粹政治过多牵制了国防军的精力。如果希特勒打算发动战争，他不太可能指望他的两个年老的指挥官建奇功。

用行话来说，从那天起，布伦堡和弗立契的好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不论作为一个士兵有多少美德，一旦轮到纳粹政治，他总是极端愚蠢的。显而易见，他不是无耻残忍的戈林的对手，却径直落入了他的手中。

1937年10月，布伦堡缺乏判断能力这一致命的弱点使他去找戈林，寻求戈林对他“在一件微妙的私人事件上的承诺”。

布伦堡曾跟一位低层的不属于军队的女人搭上了关系。他急于从戈林那儿得到保证，使之不致影响他个人的地位。戈林立即作出了反应，同时他却利用盖世太保和警察的力量去揭示这位情妇的过去，情人，戈林“劝”他移居到阿根廷。布伦堡认为在戈林那里找到了理解与承诺，却不知戈林的调查已成果累累。
这场戏剧的下一场于1938年1月12日拉开帷幕。这一天报纸上登出了一则声明：布伦堡元帅在柏林和弗洛琳·格鲁恩结婚，婚礼私下里举行，证人是希特勒和戈林。人人知道，布伦堡是个漂亮的鳏夫，已成年的孩子的父亲，所以他的婚礼报道既无评论也无照片也许不值得惊奇。

沙龙里谣传，新郎是个爱虚荣的人，他为自己情场老手的名声感到沾沾自喜。至于新娘，除了她出身卑微之一事实，人们对她一无所知，然而，婚礼后还不到一周，柏林关于布伦堡元帅的谣言却沸沸扬扬。

人们纷纷嘀嘀咕咕，指指划脚。为什么婚礼快得让人觉得“有失体面”，又如此保密？新娘真的拿不出那无数的法律所要求的官方文件吗？尤其是关于其祖父母的警方记录或文件？
不到两个星期，戈林自称已掌握了关于布伦堡的严重证据。证据来自于亚瑟·勒比的档案，他是刑警头子，海德里希的下属，里面包括一张黄色照片，照片上的女人除了一串珍珠外浑身一丝不挂，照片后面写的是布伦堡的名字和地址。戈林把它带给希特勒看，示意说这照片来得很突然。对性问题一向严谨的希特勒勃然大怒。极合时宜的是，戈林令人怀疑地恰恰弄到一份完整的档案，说其它同样淫秽的照片还有很多，而且被拉皮条的四处兜售。
戈林不失时机地请求，让他去亲自告诉布伦堡，这个婚姻应该宣布无效。当然，戈林去找布伦堡另有动机，他想要求后者为了名誉而辞职。如我们所知，戈林认为他是战争部长这一职位最合适的人选。但作为一个很现实的人，他知道这职位也极可能落到弗立契手中。戈林和他在早期的会议上曾大动干戈。弗立契像个令人讨厌的梦。怎样对付他呢？
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巧合发生了：一起新的丑闻在国防军最高层传开了。其主要人物就是弗立契，他被指责是同性恋者，虽然消息的来源很可疑，一个叫汉斯·斯密德的同性恋拉皮条客被盖世太保抓住。

据吉斯韦斯说，审判官们诱惑斯密德为自己开罪，而供出了一个叫做“弗里希”或者“弗立契”的人物。除了那个臭名昭著的大人物、国防军的最高指挥官，还有谁呢？何况党卫队正拼命地要找他的碴呢？盖世太保军官们记下了这个皮条客所供出的一切，斯密德还说他从这个主顾手里赚了几千帝国马克。
他们拿出一张高级指挥官的照片给他看，问他这是否就是那个在柏林外宛西火车站搞同性恋的人，斯密德说弗立契付了钱要他保持沉默。据吉斯韦斯说，供词被整理成档，由海德里希交给了希姆莱，后者又呈交给帝国总理希特勒。

可是，元首仅仅匆匆瞥了一眼，似乎对这种脏污的东西感到不寒而栗，他命令希姆莱烧掉它，但布伦堡危机使之未能付诸行动，弗立契的档案被交给了海德里希。希姆莱确实听从希特勒销毁了它，但仅是在进行了复制之后，不管如何，戈林希望这一丑闻闹得越凶越好。

戈林告诉了希特勒有关布伦堡夫人伤风败俗的事情后，希特勒马上召来弗立契，当着戈林的面，把吓得六神无主的斯密德带到了他面前。弗立契凭自己的名誉发誓，他以前从未见到斯密德，但元首却不相信。
第二天，布伦堡辞去了国防军总司令的职务，但是，令希特勒、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恼火的是，弗立契却不愿善罢甘休。他要求一个正式的审判，对此希特勒无法拒绝。

3月18日，怒气冲冲的戈林主持了听证会，而弗立契被判无罪。事情很简单，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去了一趟斯密德所供出的地点。那里确有一个叫弗里希的退役骑兵。他承认了自己的同性恋行为和付给别人敲诈他的钱。而且，弗里希声明盖世太保对他的事情了如指掌，他们大约2个月前便审讯了他。
弗立契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尤其尴尬的是，希特勒不得不给这个无罪开释的人寄一封道歉信。关于希特勒是否知道有人企图中伤布伦堡和弗立契，至今没有任何确凿证据。戈林和希姆莱显然是出谋划策者。问题是无罪开释并没有帮上弗立契的忙，后来还是没能保住自己的职位，希特勒毫不顾忌地开除了他。

冯·布劳希奇将军取代弗立契做了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是一战时的炮兵军官，以对帝国忠心耿耿而出名。希特勒的下一步行动是创立一个组织，使其凌驾于军队各机关之上，该组织（即第三帝国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是无能的马屁精凯特尔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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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30位将军被解除指挥大权，44人调动或退休，许多老年军官落到同样的下场。政治家们也受到了免职和被人取代的遭遇。外交部长纽赖特被革职，由一个死心塌地的名叫里宾特洛甫的纳粹份子代替。战争部长因悔过自幸而幸免于难，逃脱了戈林的魔掌。
弗立契最终被允许回归国防军。1939年他去了波兰，一门心思但求速死，不久即如愿以偿。希特勒为他安排了国家级军人葬礼，授予他种种荣誉，在大雨滂沱的柏林鲁斯卡顿广场，戈林代表元首，举杖作最后的致意。布伦堡满怀庆幸，隐姓埋名，终于在1946年作为美国的战犯死去，这也是他无法逃脱的下场。

1974年，一位叫加利克的老记者为了写海德里希的传记而采访了布伦堡的遗孀，她说海德里希在他们的婚礼前便伪造了那些下流的照片，而她丈夫也知道伪造照片的人是谁，她丈夫向她说明那是一个业余画家，他擅长伪造模仿，在海德里希的工厂里工作。
加利克只知道他名字开头两个字母是“KM”。布伦堡的遗孀解释说她丈夫认为，那人把她的头像加到做下流动作的女人照片的身体上。
在这场戏中还有两个人值得一提，真正的同性恋弗里希在盖世太保监狱中自生自灭，在历史上消声匿迹。拉皮条的敲诈者斯密德承认自己撒了谎，他并没有在宛西车站见过弗立契，但他说，他这么做是有人以死来威胁。

戈林曾向他保证：“如果你说真话，我保证不会伤害你。”戈林很守信，一经审判完毕，他便把斯密德交给了希姆莱，把他永远地关进了集中营。
1938年2月，国防军将领们蒙受的耻辱令他们永世难忘。但他们的意见就像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中的树叶子一样摇曳无力。

希特勒决心已定，不可更改，纳粹德国正踏上战争之路，而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秘密警察机器将与之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