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在非洲援建六年，娶了当地女教师莉娅。
婚后第三年，她突然失踪。
我们准备买房的二百六十万元被全部转走，家里只剩一条她从不离身的旧项链。
所有人都说我被骗婚了。
我却不信。
我带着项链飞去阿鲁玛找她，刚走出机场，就被十几名持枪警卫围住。
为首的男人夺过项链，看清吊坠背面的图案后，脸色骤然变了。
他先看我，又看向停机坪外那排黑色车队。
“这条项链为什么会在你手里？”
我第一次决定去非洲时，我妈把家里的门锁了。
她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钥匙攥在手里。
“今天谁也别想拿行李。”
我爸靠着床头咳嗽，脸色发黄。
弟弟郭晨站在旁边，手里捏着大学录取通知书。
屋里没有人说话。
我把刚收好的行李箱放到墙边。
“妈，我只是去工作。”
“国内没有工作？”
“有。”
“那为什么跑那么远？”
我没法回答。
国内当然有工作。
我学的是土木工程，毕业后在一家建筑公司干了五年。
项目经理把不合格的钢材送进工地，让我在验收单上签字。我不肯，第二个月便被调去看仓库。
后来公司裁员，我拿着六千元补偿回了老家。
父亲的肾病每个月要做透析。
弟弟刚考上大学，学费和生活费还没有着落。
母亲在镇上早餐铺帮工，一天站十几个小时，月底能拿两千八。
家里不是没有路。
只是每一条路，都太慢。
发小孙浩然给我打来电话时，我正在县城人才市场排队。
“阿鲁玛有个公路和供水援建项目，缺现场工程师。”
“一年能攒多少？”
“省着点，二十多万。”
我握紧手机。
“安全吗？”
“说一点风险没有是骗你。”
电话那边传来机器声。
“可我来两年，家里的房贷已经还了一半。”
我当天就递了材料。
母亲知道以后，连续三晚没睡。
临走前，她把我的护照藏进米缸。
还是弟弟偷偷找出来，塞进我行李。
他把录取通知书放到我面前。
“哥，我可以休学。”
“好不容易考上，休什么？”
“我不想你为了我的学费去那么远。”
我拍了拍他的脑袋。
“你哥不是去卖命，是去修路。”
“等你毕业，我也回来。”
父亲扶着床沿坐直。
“郭岩。”
他很少连名带姓叫我。
“钱挣多挣少，都别拿不该拿的。”
我想起那张没签的钢材验收单。
“知道。”
“每天给家里报个平安。”
母亲在旁边擦眼泪。
“没信号也想办法报。”
出发那天，她还是没去车站。
车开出镇口，我收到弟弟发来的一张照片。
母亲站在我房间里，抱着那件我没带走的旧外套。
她给我发了条语音。
“到了给妈打电话。”
只有七个字。
我听了一路。
到了省城机场，我才发现行李超重。
工作人员让我打开箱子。
衣服下面塞着母亲晒的萝卜干、父亲常喝的茶叶，还有一大包止泻药和创可贴。
最底下放着一只信封。
里面是弟弟暑假打工攒下的三千元。
纸条上写着。
“哥，我的学费先用助学贷款。你一个人在外面，别舍不得吃饭。”
我站在值机柜台旁，把那张纸看了好几遍。
最后只拿走药和信封，把吃的寄回了家。
母亲接到快递后打电话骂我。
“给你带的东西，你退回来干什么？”
机场广播正在催促登机。
我把声音压得很稳。
“那边什么都有。”
“您和爸照顾好自己，等我发第一个月工资。”
挂断电话后，我在洗手间洗了把脸，才排队登机。
阿鲁玛的热浪，是从舱门打开那一刻扑上来的。
机场外的天很蓝，路边却全是被风扬起的红土。
孙浩然来接我。
他晒黑了两圈，笑起来只看得见牙。
“欢迎郭工程师。”
“住哪儿？”
“工地营房。”
“有空调吗？”
“有。”
我松了口气。
他把行李扔上皮卡。
“坏的。”
援建项目在北部的卡乌镇。
我们要修一段连接县城和边境村落的公路，还要为沿线学校和诊所接通供水。
项目组有国内来的工人，也有当地雇员。
我刚到现场时，谁都不服我。
国内的老工人觉得我年轻，只会看图纸。
当地工人听不懂中文，我的阿鲁玛语也只会打招呼和买水。
第一次安排浇筑，我指着图纸讲了半天。
工头穆萨抱着手臂，一动不动。
“他说什么？”
我问翻译。
翻译抹着汗。
“他说水泥不够，按你的进度会断料。”
“昨天不是刚到一车？”
穆萨摇头，朝仓库方向说了一串话。
翻译支支吾吾。
“他说，被哈米德先生的人拉走了一部分。”
哈米德是当地分包商。
运输、砂石和营地供水都经过他的公司。
我去找他，他坐在树荫下喝咖啡。
“合同里的水泥，为什么少了？”
他听完翻译，笑着摊手。
“路坏了，运料损耗。”
“二十吨水泥，能在路上损耗一半？”
他身后几个人都笑起来。
“中国来的年轻人。”
哈米德用并不熟练的中文叫我。
“先学会这里的规矩。”
当天晚上，营地的水也停了。
工人们干了一天活，连洗脸的水都没有。
孙浩然把我拉到一边。
“别刚来就跟他硬碰。”
“材料被拉走，工程怎么干？”
“先把人稳住。”
“拿什么稳？”
我看着排队接水的工人。
有人已经把空桶踢翻。
我带着几个人去检查旧水井。
水泵电机烧坏，备用零件被锁在镇上的仓库里。
哈米德的人不肯开门。
双方在仓库外越吵越凶。
穆萨带来的工人举起铁锹，保安也把手按到了腰间。
我站在中间，连他们骂什么都听不明白。
一辆旧摩托车停在人群外。
穿蓝色长裙的年轻女人摘下头盔，快步走过来。
她先用当地话对穆萨说了几句，又转向保安。
争吵声慢慢低下去。
她最后看向我，用中文问。
“你有零件清单吗？”
我愣了两秒。
“有。”
“给我。”
她看完清单，告诉仓库管理员，水泵属于学校和诊所共用设施，不在哈米德公司的扣押范围。
管理员仍然不肯开门。
女人拿出手机。
“我现在给教育办公室打电话。”
门很快开了。
她叫莉娅，二十五岁，是卡乌学校的教师。
母亲曾在中国留学，她从小跟着学中文，后来又参加过孔子学院的课程。
我拿到零件后，带人连夜修好水泵。
清水从管口喷出来时，营地和学校的孩子一起欢呼。
莉娅站在水池旁，裙摆被水溅湿。
我递给她一条毛巾。
“今天谢谢你。”
“水泵本来就有学校的一半。”
“你也帮了我。”
她擦了擦手。
“如果你真想谢我，明天别让卡车从学校门口开那么快。”
我第二天便在校门外加了限速带。
哈米德却从那以后盯上了我。
一周后，我夜里高烧，浑身发冷。
孙浩然以为我只是中暑，给我吃了退烧药。
莉娅来取供水记录时，摸了一下我的额头，立刻让人送我去诊所。
检查结果是疟疾。
医生说再拖一晚，情况会危险得多。
我醒来时，她坐在病床边批作业。
窗外停着她那辆旧摩托。
“你一直在？”
“孙先生回工地了。”
她把药和水推到我手边。
“你家人知道吗？”
“不知道。”
“为什么不告诉？”
我打开手机。
母亲刚发来消息，问我晚上吃了什么。
我拍了一张诊所窗外的蓝天。
“告诉她也帮不上忙，只会睡不着。”
莉娅看着我打字。
“你们中国人都这样报平安？”
“出门在外的都差不多。”
我给母亲回复。
“吃得很好，今天不忙。”
发完消息，我手上没力气，手机滑到床边。
莉娅替我捡起来。
屏幕上是全家在镇口拍的合照。
她把手机放回我掌心。
“你很想家。”
我闭上眼。
“想也不能回。”
我在卡乌镇的第二年，学校的旧水塔塌了一半。
没有人受伤，但整个东边教学区停水。
项目图纸里，学校新水塔原本排在第二期。
哈米德却要求先给他投资的度假营地接水。
会议上，他把合同拍在桌上。
“营地能带来收入。”
“学校可以用水车。”
莉娅坐在旁听席，手里攥着学生名单。
“旱季水车三天才来一次。”
“那就少用一点。”
哈米德没有看她。
“孩子需要的是读书，不是每天洗澡。”
我把现场照片放到桌面上。
“学校有四百多人，还有一间诊疗室。新水塔必须提前。”
哈米德转向我。
“你只是工程师。”
“我负责供水施工。”
“钱从哪里来？”
这句话问住了所有人。
项目预算不能随便挪。
我回营地算了一夜，把公路边坡一项能优化的方案做了出来。
第二天，国内总工在视频里骂了我半小时。
“郭岩，你知不知道改设计要担多大责任？”
“知道。”
“出了问题谁负责？”
“我。”
“你负责得起吗？”
我看着窗外排队接水的学生。
“先请专家复核。能省下来的钱，正好修水塔。”
方案最终通过。
施工那天，哈米德的人却把砂石车堵在路口。
他说我们欠运输费，不准卸料。
穆萨带着工人围过去。
两边推搡起来。
莉娅刚带学生离开校门，一块石头从人群里飞出来。
我把她往旁边推开，额角被石头擦破。
血流进眼睛，我仍抓住哈米德的司机。
“孩子还在这里。”
“要闹，换地方。”
哈米德站在车旁，脸色发沉。
“你为了一个女人，连项目都不要了？”
我用袖子擦掉血。
“我是为了学校。”
莉娅在身后接了一句。
“也为了我。”
人群安静了一瞬。
她走到我旁边，面对哈米德。
“运输费已经由项目账户支付。你再拦车，我会把收款记录交给县里的监督办公室。”
她手里真的有一叠复印件。
哈米德盯着她。
“你从哪拿到的？”
“学校采购水车时，我见过相同账户。”
砂石车最终开进工地。
我去诊所缝了三针。
莉娅坐在门外，手上还沾着我额头的血。
“你刚才为什么不躲？”
“没看见。”
“骗人。”
“你身后有学生。”
她不再说话。
医生替我包扎时，她把脖子上的项链摘下来，放到掌心里握了一会儿。
那是一枚深色金属吊坠，边缘已经磨旧。
“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
“她说，遇到愿意挡在孩子前面的人，可以相信一次。”
我开玩笑。
“只能相信一次？”
“看你以后表现。”
水塔建成那天，全校在墙上画了一幅画。
画里有水池、树和一条很长的公路。
右下角，两个小人并排站着。
一个额头贴着纱布，一个穿蓝色裙子。
孩子们围着我们起哄。
莉娅没有躲。
她只是用中文轻声问我。
“你在阿鲁玛还要待多久？”
“原计划三年。”
“那还有一年。”
我看着她。
第一次觉得一年太短。
后来，我主动申请续期。
第三年，我们一起修完学校图书室。
第四年，我升任现场负责人，莉娅带学生给新公路画安全标识。
第五年，我父亲病情稳定，弟弟大学毕业，家里终于不用等我的汇款过日子。
母亲在视频里问我。
“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镜头外，莉娅正在给我晒在院子里的工作服收衣架。
我咳了一声。
“有。”
“哪儿的人？”
“卡乌镇的老师。”
母亲沉默了好一会儿。
“她愿意跟你回来吗？”
我还没问过。
晚上，我和莉娅坐在学校水塔旁。
她听完以后，没有立刻回答。
“你的家人会接受我吗？”
“我会让他们了解你。”
“如果他们不喜欢我呢？”
“那是他们需要学习。”
她笑了。
“郭岩，你现在比刚来时会说话。”
“刚来时只会修水泵。”
“现在呢？”
“现在还会问你。”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枚很普通的银戒指。
“愿不愿意跟我回中国？”
我带莉娅回国那年，在阿鲁玛工作正好六年。
机场接机口，母亲站在最前面。
她提前一个月学了几句阿鲁玛语，见到人却全忘了。
最后只握住莉娅的手。
“回家。”
莉娅听懂了。
她低头抱住我妈。
父亲身体不好，没来机场。
回到镇上，他拄着拐杖走到门口。
莉娅从箱子里拿出自己准备的护腰和当地手工茶杯。
父亲接过去，反复说。
“好，好。”
真正难听的话来自亲戚。
婚礼前的家庭饭局上，二婶把我拉到厨房。
“郭岩，你真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语言、习惯都不一样。以后孩子怎么办？”
“跟其他孩子一样办。”
她压低声音。
“你在国外六年，是不是被人拿住了？”
门外忽然传来一声碗碟轻响。
莉娅端着水果站在那里。
她中文很好，什么都听懂了。
二婶脸上尴尬。
“我没有别的意思。”
莉娅把果盘放到桌上。
“我知道您担心郭岩。”
她看向我。
“我也担心他。”
“所以我才来。”
父亲从客厅走过来。
“这是我儿媳妇。”
他把手杖重重放到地面。
“谁来喝喜酒，欢迎。谁来挑人，不留饭。”
那顿饭以后，再没人当面说什么。
婚礼没有办得很豪华。
莉娅只提了一个要求。
她想在新房阳台种一盆薄荷，跟卡乌学校窗边的一样。
婚后，她在一所国际学校做语言教师。
我和孙浩然合伙成立了一家工程咨询公司，专门做海外基建配套。
最初两年，我们过得很紧。
我跑项目，她备课，晚上回家一起核账。
她不熟悉国内手机支付，有次买菜多付了两百元，回来懊恼了一整晚。
第二天我陪她去市场。
卖菜的大姐把钱退回来，又送了两根葱。
莉娅认真学着扫码，回家后把我的支付密码也背下来了。
我母亲住院，她请假守了五天。
弟弟结婚，她把自己攒的奖金拿出来，给他们添置家具。
我出差时，她会替我给父亲送药。
她想家时，我陪她跟卡乌的学生视频。
有时候屏幕那头的孩子已经长高，追着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我们答应，等攒够买房的钱就回去看看。
结婚第三年，公司接到一个大项目。
项目款到账后，我把这些年的积蓄、父母还回来的医疗费和公司分红放进同一个账户。
一共二百六十万元。
我们准备在省城买一套小房子。
看房那天，莉娅站在阳台上问我。
“这里能种薄荷吗？”
“能。”
“还能放一张桌子。”
“给你备课。”
“给你画图。”
她笑着靠到我肩上。
那晚，她把母亲留下的项链摘下来，放进我手心。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替我保管。”
我把项链重新替她戴上。
“你能去哪儿？”
她没有回答。
第二天早上，我出差去邻市。
三天后回来，家里空了。
莉娅的衣服少了一半，护照、证件和旧照片全不见了。
她没有留下纸条。
电话关机，学校说她已经提前辞职。
我冲进书房打开账户。
二百六十万元，一分不剩。
转账发生在我出差当天。
收款账户经过多次中转，最后去了境外。
母亲赶来时，我还坐在电脑前。
她看见空衣柜，嘴唇发抖。
“莉娅是不是家里出事了？”
二婶却在门口说。
“还能出什么事？拿钱跑了。”
“我早就说过，外面认识的人不能全信。”
弟弟把她劝走。
朋友也劝我报警。
孙浩然说。
“郭岩，二百六十万不是小数。她辞职、关机、转账，明显早有准备。”
我盯着餐桌。
那里放着一只小木盒。
打开后，是莉娅那条从不离身的项链。
吊坠下面压着一片已经干枯的薄荷叶。
她带走所有证件，却把母亲的遗物留给我。
这不是一个只想卷钱离开的人会做的告别。
她一定在借这条项链告诉我什么。
警方立案后，查到莉娅从省城转机回了阿鲁玛。
孙浩然拦着我。
“你去了能干什么？”
“找她。”
“万一她真骗了你？”
“那我听她亲口说。”
“如果那边有人等着你呢？”
“她要害我，不会把项链留下。”
我把吊坠握在手里。
这些年，我从没问过它的来历。
只知道是她母亲的遗物。
吊坠正面刻着一棵枝叶舒展的树，背面有一圈细小文字。
我戴着项链和莉娅的照片登上飞机。
母亲送我到机场。
她没有再锁住房门拦我。
只把一包饺子塞进我背包。
“见到莉娅，先问清楚。”
“别冲她发火。”
我鼻子发酸。
“钱都没了，您还替她说话？”
“她照顾我那么久，我不信她没良心。”
父亲没来送。
弟弟说他站在阳台看了很久。
飞机落地前，我给卡乌学校的穆萨发过消息。
六年过去，他已经成了学校后勤负责人。
消息一直没有回复。
下飞机后，机场变化很大。
新航站楼、电子屏和免税店，跟我离开时完全不同。
我排队过海关。
工作人员看过我的护照，又看了一眼电脑。
“郭岩？”
“是。”
他没有盖章，反而按下桌边的按钮。
两名穿制服的人走过来。
“请跟我们走。”
“为什么？”
没人回答。
我的手机和护照被暂时收走。
他们把我带到一间没有窗的房间。
桌上放着我的行李。
一名警卫打开背包，翻出项链。
吊坠落到桌面时，他的动作停住。
“这是谁的？”
“我妻子的。”
“她叫什么？”
“莉娅。”
“全名。”
我报出她在结婚证上的名字。
警卫脸色瞬间变了。
他拿起对讲机，连续说了几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