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求解时代之问①）

本报记者 周姝芸

AI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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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桌面级Origin F1。Origin F1是首形科技面向桌面交互场景打造的标准化AI仿生交互平台。它将大模型的对话能力、感知能力与情绪表达能力，转化为可面对面交流的实体机器人形态。 王 初摄(人民视觉)

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世界。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生活，从工具辅助迈向深度参与，人工智能不仅改变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也在叩问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与价值边界。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四个值得国际社会共同思考的时代之问被提出：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这四个问题，既关乎技术演进的方向，也关乎人类文明的未来。

本版今起推出“求解时代之问”系列报道，邀请相关领域专家深入对话，从技术、产业、治理、伦理等多个维度，剖析问题背后的深层逻辑，探寻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现实路径。

第一期聚焦“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人工智能从执行指令的工具，逐渐成为能够感知、生成、推理、协同的智能体，人机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技术不断突破，“人—AI关系”如何划定？人类未来如何与人工智能同行？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朱孔林、广东省数字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德豪。

——编 者

记者：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人工智能四问”中，“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作为四问之首被提出。您认为，这一问题为何成为人工智能发展中需首先回答的问题？其背后的深层内涵是什么？

朱孔林：这一问实质是人工智能的“根本”之问。人工智能正逐步从被动指令型的工具算法发展为主动决策型的机器。今天的AI大模型和智能体能独立写方案、做医疗初判、参与企业决策、自主操控设备，甚至形成人类难以完全预判的输出逻辑，变成了“会思考的机器”。因为有了“可以思考的机器”，在和人类相处过程中才有了后面的AI安全、治理和普惠的问题。

AI已经深度嵌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的学生会使用AI进行科研探索，父母和老人会使用AI进行聊天和陪伴……小到日常沟通、职业选择，大到公共安全、资源分配，所有人都在和具备思考能力的智能系统共存。但人们在和AI相处中害怕被AI替代。如果缺少统一、清晰的相处准则，会快速滋生社会矛盾，例如人机权责模糊、数字鸿沟拉大等。只有先回答相处问题，才能给社会大众建立稳定、可预期的人机共存秩序。人工智能本身无善恶，风险来源于人与AI的互动模式。把相处问题放在第一位，相当于在技术高速发展前，先锚定一条价值红线：AI永远服务于人，而非支配人，这是所有人工智能发展不能动摇的底层准则。

如何以人为本平衡AI的工具属性和类人属性，是这一问题的基础内核。在机器有了像人类的思考能力甚至超过人类的思考能力时，人类如何守住情感温度、价值判断、道德坚守和创新灵性等独特价值，重新定义人在智能时代的主体地位和发展方向，是人的发展问题；机器会思考、能决策，但是AI也会出事故、有错误的判断，谁来承担AI决策或应用引发的责任，是人机相处中权责判定的底线问题；最后，技术服务于人，还是人适配技术？我们强调AI作为技术服务于人类社会，而不是人类成为AI的附庸，这是“以人为本”的人机相处终极问题。

记者：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改变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您认为，是什么推动“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成为当前必须面对的时代之问？

李德豪：这个问题的出现，源于AI的三个跨越。首先是能力跨越。从语言模型到具身智能，AI不再只是聊天，而是有了双手双脚，能操控物理世界，这促使风险的本质发生改变。再者是目标跨越。随着智能体的发展，一些商业模式开始赋予AI长期、持续的目标，例如自主运营、持续创造收益、不断优化自身表现。当缺乏价值约束时，AI可能会为了实现目标而采取不符合人类利益或伦理规范的行为。第三是速度跨越。AI的迭代速度是指数级的，而人类的立法和伦理讨论是线性的。这种速度差导致出现治理真空。当我们还在讨论“应该怎么做”的时候，AI已经在做了，人类的治理速度跟不上技术的奔跑速度。

记者：在当前现实生活中，“人—AI关系”是什么样的？您认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会是如何？

李德豪：我认为当前的人—AI关系像“婴儿与不成熟父母的关系”。AI在快速成长，拥有强大的学习能力，而它的“父母”，也就是开发者、使用者们对技术和风险的认知未必同步成熟。如果赋予AI不合理的目标、又缺乏必要的价值约束，带来的风险将不只是程序漏洞，还可能对社会运行产生系统性影响。

朱孔林：现阶段人机关系权责边界与价值主导尚不清晰，AI会产生不可预判的“黑箱输出”，人机责任划分、风险兜底机制尚未完善；当下AI是有辅助能力、无主体资格，有智能输出、无价值立场的新型智能协作伙伴。

放眼未来，我认为“人—AI关系”将走向以人为本、权责清晰、深度共生的稳定形态。首先，人机分工将更加明确：AI负责效率与执行，人类主导创造、审美、道德与终极决策，实现价值共创。其次，AI会从通用工具进化为场景化智能伙伴，软硬件深度融合，适配各行各业的个性化需求，融入社会运行与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未来人机关系将建立完善的治理约束，形成风险可控、权责明确的成熟体系。技术发展会始终锚定人类福祉，守住伦理与安全底线，最终构建起有序、可持续的人机共生新文明，让AI真正成为人类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助力。

以我从事的“自动驾驶”这一研究方向为例，当前自动驾驶算法层出，但均存在缺乏可解释性、应对极端场景不足等问题。而当下自动驾驶领域讨论激烈的问题是“自动驾驶车辆如果出了车祸，谁应该负责？”这显然就是人机责任划分不明确、风险兜底机制不完善的具体体现。未来，自动驾驶领域“人—AI”的关系必将走向以人为本、权责清晰、深度共生的稳定状态：人来负责指明前进的方向，AI负责具体执行操作。

记者：当人工智能技术以指数级速度向前发展之时，我们如何把握人机关系的发展方向，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社会？

朱孔林：在AI技术指数级迭代的当下，我们首先要理性重塑人—AI关系的核心认知。当下的人机关系，已经逐步从传统的“人主导、机器被动执行”的工具关系，进入人类主控、AI赋能、双向适配共生的全新阶段。我们既要摒弃“AI万能”的技术崇拜，也不应有“AI威胁”的恐慌心态，正视人机各有所长、互补共生的客观现实。

我认为需要构建以人为本、AI赋能、可控可管、权责清晰、协作向善的人机共生体系，具体有四个路径。

首先，坚守人类主体性底线，确立人机分工边界。AI承载重复性、标准化、高算力、海量信息处理的工作，主打效率与迭代速度；人类坚守价值判断、道德抉择、创新创造、情感共情与终极决策的核心职能，牢牢掌握技术发展的主导权与决策权，杜绝人类主体性弱化、思维惰性异化。其次，以治理前置规范技术发展。建立适配AI指数级发展的行业规范、法律准则与伦理框架，明确AI研发、落地、应用的权责边界，厘清企业、使用者、监管方的责任归属，破解算法黑箱、技术滥用、权责模糊等核心难题，让技术发展有边界、有底线。再者，强化全民数字素养与AI适配能力。面向全社会普及AI认知与应用能力，破除数字鸿沟，引导大众理性使用、合理借力、独立思辨AI输出内容。同时在教育体系中强化人文素养、创新思维、批判思维培育，打造人类区别于智能机器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坚持技术向善的发展导向。推动AI技术研发与应用始终锚定人类福祉，让技术迭代服务于社会进步、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通过技术优化降低算法偏见、安全风险，最终实现人机互补、协同增效，构建有序、健康、可持续的人机共生新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