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把一生中31年光阴献给两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却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与得失——他就是今年入选“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原所长徐洪杰。去年9月14日，他倒在工作岗位上，永远离开了我们。
作为上海光源的缔造者和钍基熔盐堆的拓荒人，徐洪杰直到生命最后两天，还在筹划钍基熔盐堆未来十年要做的事；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还在为第二天本科生课程更新课件……
7月20日举行的中国科学院“攻坚：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主题宣讲暨“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徐洪杰先进事迹报告会，就是为了追忆这位把“国家需要”刻进骨血里的战略科学家。
徐洪杰把“总要有人留在国内”的执念和“没有困难，要我们做什么”的胆气，留给了黄浦江畔的“鹦鹉螺”，也留给了祁连山下的戈壁滩。上海应物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李晴暖说：“我们作为后来者，将沿着他点亮的路，继续往‘无人区’深处探索”。
“总要有人留在国内”
上海应物所长戴志敏在致辞中回顾，徐洪杰一生两度转身，从离子束物理到同步辐射光源，再到钍基熔盐堆先进核能系统，每一项成果都标注着“国家需求”的坐标。“如今，上海光源开放十余年支撑数万项前沿研究、钍基熔盐堆实现我国核能技术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就是这种精神的最生动体现。”
与徐洪杰共事26年，上海应物所副所长贺战军将他一生总结为三件事——兴核所、建光源、拓核能。
上世纪80年代，徐洪杰在日本访学时，很多人劝他留在国外发展，但他却说“聪明人不能都到国外去，总要有人留在国内”。不久之后，他就欣然回到原子核所（上海应物所前身）。
1995年，40岁的徐洪杰已在离子束物理领域颇有建树，但彼时的上海原子核所正陷于“核冬天”后的生存危机：工资缓发、学科散乱。他临危受命，担起了常务副所长、法人代表的重任。同一年，导师杨福家院士找到他，问他能否放下深耕多年的方向，“五年不发文、不评奖”，扛起上海光源可行性研究的重担。徐洪杰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位于上海浦东的上海光源园区（新华社记者 陈朔 摄）
这一干就是15年，其中经历的波折与困难不计其数。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钍基核能物理中心主任邹杨至今记得，上海光源立项初期团队极度缺人，在X射线吸收谱学光束线站组中，当时只有研一的他和另一名刚毕业的博士是仅有的“两个兵”。“但徐老师敢于给年轻人压担子，即使做实验出了岔子，他也从不苛责，默默为我们兜底。”邹杨说，徐洪杰认为青年阶段犯错不是坏事，“等日后挑大梁就没空间容错了”。
2009年，经过52个月的建设，上海光源按期竣工，《自然》杂志以“中国加入同步辐射俱乐部”为题，报道了中国这一举世瞩目的进展。与此同时，上海应物所也摆脱了“生存危机”，并且走到了加速器领域的世界前沿。
“没有困难，要我们做什么？”
“没有困难，要我们做什么？”这句话，是徐洪杰最常说的“口头禅”。贺战军记得，2001年上海光源立项遭遇波折，团队思想不稳定，徐洪杰把大家叫到一起，说“国家需要就是科技工作者的天职，再难也要把光源建好。科研人员一辈子能干成一件大事，是幸运的”
2021年，徐洪杰在钍基熔盐堆实验装置前（文汇报 叶辰亮 摄）
转向钍基熔盐堆后，这句话更成了团队的定海神针。上海应物所材料研究部主任黄鹤飞研究员对此深有感触。2018年，徐洪杰让他接手材料研究部，他认为在“无任务、无经费、无人手”的情况下很难扛起重任。“我给你任务你可以提条件，直面问题才是担当。”当时，徐洪杰的这句话，给了黄鹤飞底气。黄鹤飞拿到支持后，不负众望，带领团队接连攻克材料难题，为钍基熔盐实验堆建成打下了基础。
位于甘肃武威的2兆瓦液态燃料钍基熔盐实验堆厂房（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核能领域没有容易的事，我们要有二三十年做一件事的打算。”徐洪杰在最初规划钍基核能发展路线时，就把后续的产业化推广一起考虑在内，而当时“能否研制成功”都还是未知数。戴志敏说，这份“明知最难却选最难”的较真，让所有人为之折服，“他直到离世前还在勾画2035、2045年钍基熔盐堆工业化路线图”。
在中国科学院机关党委副书记王晓虹看来，徐洪杰以实干担当铸就国之重器，是把个人理想融进强国建设的最好范本。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纪检组组长、沪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曹永感慨：“徐洪杰用一生诠释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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