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主动找上门了！菲副外长埃雷拉林向中国驻菲大使提出抗议，要求删除中方此前发布的相关内容，并强调这只会进一步加深两国间的不信任

马尼拉湾的落日从来不是悄无声息的。

它更像一个烧红的铁球，直直坠入灰蓝色的海平线。湿热的水汽蒸腾起来，把远处甲米地船厂的起重机轮廓模糊成一团团黑影。你站在海堤上，能闻到鱼腥味、柴油味，还有从帕赛城飘过来的炭烤乳猪的焦香。骑三轮车的老人按着破旧的铃铛，从你身后慢悠悠经过，铃铛声和海浪拍打堤岸的节奏搅在一起。

这是吕宋岛一个再寻常不过的黄昏。

但对那片海湾以外的南中国海来说，寻常这个词，已经很久没人用过了。

很多人忘了，菲律宾这个千岛之国，一开始就是被海风从地图上刮出来的。

一五二一年，麦哲伦的船队从太平洋西边冒出来的时候，宿务岛上的土著正划着螃蟹船出海。那是一次充满误会与血腥的相遇，也为这个群岛此后五百年的命运埋下了伏笔。西班牙人带来了十字架、大帆船和殖民总督。他们统治了三百多年，用圣经和王冠，把散落的上千个岛屿强行捏成一个叫做“菲律宾”的行政单位。这个名字，属于当时的西班牙王储菲利普。

那段日子太漫长了，漫长得足以把创伤刻进民族的骨血里。

马尼拉市中心的西班牙王城，城墙还保留着四百年前的样貌。巨大的石块被海风侵蚀出蜂窝一样的孔洞。圣地亚哥堡的地牢里，涨潮时海水会倒灌进来，淹没当年关押民族英雄何塞·黎刹的囚室。

一八九六年，黎刹被西班牙行刑队枪决在马尼拉湾畔。

两年后，美国军舰“奥林匹亚号”在马尼拉湾击溃了西班牙的夕阳舰队。

旗帜换了。

西班牙人走了，美国人来了。

这个群岛还没得及喘口气，就跌入了另一场漫长的战争。美菲战争从一八九九年打到一九〇二年，菲律宾方面约有二十万平民死于战火和随之而来的饥荒、疾病。这段历史在美国的叙事里往往被轻描淡写，被包装成“仁慈同化”的序章，但在菲律宾民族的集体记忆里，那是一种火烙般的刺痛。

随后到来的美国殖民统治，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塑造了这个国家。

英语被强制推广，公共教育体系建立起来，好莱坞电影和可口可乐跟着军舰一起登陆。菲律宾人开始用英文写诗，开始打棒球，开始向往加州。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菲律宾社会仍有一种极深的亲美情结。

可殖民关系从来都是复杂的。

当时，美国本土的报纸、漫画和杂志上，充斥着对菲律宾人的种族化描绘。一个常见的视觉符号，就是把菲律宾人画成毛茸茸的、笨拙的、需要被“文明人”教导的猴子或类人猿形象。大兵用鞭子训练猴子排队走路，山姆大叔给穿着草裙的猴子戴上手铐。

那不是一两幅讽刺漫画，而是一整个时代的视觉暴力。

一九〇二年，《旧金山呼声报》刊登了一幅插画，画的是美国大兵扛着枪，对一群挂在树上的“土著猴子”训话。

一九一〇年代，明信片商人把菲律宾部落的照片印在卡片上，配上嘲笑性的文字，在欧美市场热销。

这种种族刻板印象被商业、媒体和教科书不断复刻，像一层油污一样渗入全球对菲律宾的认知。

二战期间，菲律宾与美国站在一起，对抗日本。巴丹死亡行军的路上，数万名美菲士兵倒下。那是血写就的同盟情谊。麦克阿瑟在莱特湾涉水上岸，说出那句“我回来了”的时候，岛上的游击队已经在雨林里坚持了三年。

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菲律宾正式独立。美国国旗在黎刹公园缓缓降下，菲律宾红蓝白三色的太阳星旗升起。

但独立仪式的背后，是一系列被捆绑着签下的协议。

《美菲军事基地协定》让美国保留了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湾海军基地的使用权。美军在基地内拥有治外法权。菲律宾的法律，管不到围墙里面。围墙外面的城镇则围绕着基地经济生长，酒吧、舞厅、黑市和混血儿童，像雨季里的藤蔓一样蔓延开来。

苏比克湾曾经是美国第七舰队在亚洲最大的修船基地。克拉克基地的跑道，起降过B-52轰炸机、F-4鬼怪战斗机。越南战争期间，这些基地是轰炸行动的中转站和补给点。

很多菲律宾人后来回忆，那个时代，主权就是海湾里的一道虚线。虚线这边，是他们自己的土地；虚线那边，是另一个国家的铁网和哨塔。

这种微妙的耻辱感，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

一九九一年，皮纳图博火山爆发，喷吐出的火山灰把克拉克基地埋葬了大半。同年，菲律宾参议院投票否决了延长基地租约。美军开始撤离。

第二年，苏比克湾的星条旗降下。最后一批美国大兵登上运输舰，带走了冰箱、吉普车和半个世纪的驻留。

自由港取代了军港。集装箱码头建起来，韩国人和日本人投资的工厂接替了兵营。岬角上的旧弹药库变成了旅游景点。

有那么十来年，南海的风浪似乎远离了吕宋岛西岸。

但海底下，暗流一直在涌动。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围绕南沙群岛的争端开始升温。一九九五年，美济礁事件爆发。中国渔政船在那里修建了高脚屋。菲律宾方面派飞机侦察，双方军舰对峙。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马尼拉街头出现了小规模的反华示威。一些人烧了红灯笼，砸了几家中餐馆的玻璃。但很快又归于平静。

一九九九年五月九日，也就是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第二天，一艘名为“马德雷山号”的菲律宾坦克登陆舰，驶到了仁爱礁附近，以“机械故障、船底漏水”为由，就地坐滩搁浅。

这艘二战时期的美制旧船，就这样焊在了那片珊瑚礁上，一坐就是二十五年。

时间把铁壳锈成了暗红色。甲板上长出了苔藓，海浪日夜冲刷着舰底的泥沙。一小队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员轮班驻守在上面，用蓄电池发电，靠定期的物资补给艇维持生存。

这二十五年里，世界变了好几轮。

二〇一〇年之后，南海问题被不断放大。阿基诺三世政府选择了一条对抗色彩更浓的路线。

二〇一二年四月，黄岩岛对峙持续了两个月。中国的海监船和菲律宾的军舰在潟湖外互相喊话、切航线。最终菲律宾船只撤离。

那之后，菲律宾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点燃了。

二〇一三年一月，马尼拉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

这需要稍微说说背景。中国在二〇〇六年已经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二九八条提交了排除性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军事活动等争端排除在强制仲裁程序之外。这是公约允许的，三十多个国家都提交过类似声明。

仲裁庭的五名仲裁员中，有四人是由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柳井俊二指派的。柳井俊二是日本资深外交官，曾任日本驻美大使。这一指派引来过不少关于公正性的讨论。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海牙的仲裁庭做出了最终裁决。

几乎同一时间，南海的海面上，中国海军三大舰队在相关海域展开了实兵实弹演习。舰炮的轰响压住了海浪。天空被曳光弹划出一道道白线。

那几天，马尼拉的空气是胶着的。有人在酒吧里对着电视屏幕吹口哨，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欢呼“我们赢了”，但更多的是沉默。街边的三轮车夫抽着烟，说我们连下个月的房租都没着落，谁会真的在乎几百海里外一块礁石属于谁。

他们更在乎的是米价。

杜特尔特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上台的。他把那纸裁决塞进了抽屉，选择与中国展开基础设施合作。桥梁和铁路的援建项目在棉兰老岛和吕宋岛中部铺开。菲律宾的香蕉和菠萝继续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

那段日子，渔船能平安地驶入黄岩岛附近捕鱼。海警船很少再喷射水炮。

疫情打乱了一切。

二〇二二年，小马科斯当选总统。他的父亲，就是那位统治菲律宾长达二十一年、最后被人民力量革命推翻、流亡夏威夷病逝的老马科斯。

马科斯家族与美国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当年，夏威夷的豪宅、堆积如山的珠宝、三千多双鞋子，还有无数未解的法律案件，都和美国提供的政治庇护脱不开关系。

小马科斯上任之初，先访问了中国。他在北京谈成了不少协议。人们一度认为，南海的缓和期能延续下去。

但风向很快就变了。

二〇二三年二月，美菲宣布扩大《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美国可以使用的菲律宾军事基地数量从五个增加到九个。

新增的基地中，卡米洛·奥西亚斯海军基地坐落在吕宋岛北端的卡加延省，距离台湾岛最南端只有四百公里左右。另一个基地拉洛机场，也在同一个省份。

那段时间，吕宋岛北部的渔民说，美军的运输机越来越多，有时候低空飞过椰子树林，能把铁皮屋顶震得嗡嗡响。

二〇二三年四月，菲律宾海军和美国航母打击群在吕宋岛以北海域举行了“肩并肩”联合演习。一万六千多名士兵参加。演习科目包括反舰、夺岛和海岸防御。

菲律宾国内随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一些省议员在地方电台里质问，我们的稻田需要灌溉水渠，我们的孩子需要教室，为什么要拨出土地让外国军队驻扎？加布里埃拉妇女党团的一位议员说，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他人棋局中的卒子。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卡加延省的渔港圣安娜，清晨四点就开始喧闹了。绑着浮筒的渔船一艘接一艘亮起头灯，像萤火虫一样散开在海面上。船老大扶着舵柄，会对岸上的熟人说，如果那些钢铁军舰把鱼群吓跑了，鱼获少了，他们下半年的日子就难了。

再往南，在邦板牙省安吉利斯市，这里曾紧挨着昔日的克拉克空军基地。许多家庭的祖辈都有美军血统，混血的脸孔随处可见。一些老人还能用流利的英语回忆，越战时期，大兵们在这里喝得烂醉，把美金拍在吧台上，整条街夜夜笙歌。如今旧基地的一部分变成了经济特区，灯火依旧，但内里的脆弱，很多人都清楚。

马尼拉湾的另一头，是著名的人工海湾——“马尼拉湾白沙滩”。那是用粉碎的白云石铺出来的景观带。傍晚时分，沿湾延绵的贫民窟铁皮屋顶被镀上一层金色，孩子们在防波堤上跳水，他们的母亲蹲在水边洗衣服。离他们几公里外，就是菲律宾外交部、海军总部和美国大使馆。

国家机器和市井生活之间，只隔着一片泛着油光的海水。

二〇二四年，南海的海上摩擦进一步密集了起来。

仁爱礁的“马德雷山号”状况越来越差。锈蚀的钢板随时可能被台风吹散架。菲律宾方面多次试图运送加固材料上去。中国海警船依据国内法，对建筑材料运输进行了拦截。水炮被频繁使用，白色的水柱在海面上炸开一片片水雾。

六月十七日，一次试图强闯的行动中，菲方充气艇被直接刺破，一名海军人员的手指在混乱中被切断。画面通过手机视频传遍了社交网络。

菲律宾民众的情绪像被点燃的汽油。可同时，在马尼拉唐都区拥挤的菜市场里，卖菜的大婶用芭蕉叶扇着风，对着邻摊抱怨，说这月的进口大米又涨价了。

这正是菲律宾社会的深层肌理。

经济与地缘，从来撕扯在一起。

根据菲律宾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在二〇二三年依旧是菲律宾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也是第二大出口目的地。菲律宾的香蕉、菠萝、椰子、镍矿砂，大量销往中国。中国企业在菲律宾承建了桥梁、水坝和通信基站。

然而二〇二四年，菲律宾榴莲对华出口就遭遇了波折。中方海关在检疫中查出有害生物，暂停了部分产地的输华资格。菲律宾农业部的官员急得嘴上起泡，果农们更是一筹莫展。达沃市郊的榴莲种植园里，成堆的果实被切开了口子，金黄色的果肉无人收购，只能制成果脯或烂在树下。

地里的果实，有时比海上的炮艇更能刺痛人。

就在这种经济联系与政治龃龉并存的复杂局面里，一个插曲在七月的中旬出现了。

一条在中国海外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计算机生成短视频，大约一分钟长。画面里，一只穿着菲律宾传统正装“巴隆”的灵长类形象，被两只巨大的手操控着在舞台上表演。巨手上分别标示着美国与日本的图样。表演者在台上拿着一张关于南海仲裁案的纸张，最后被巨手抛入大海。

这段视频的逻辑很清楚，直指菲律宾某些政治势力充当域外大国地缘棋子的现实。

但菲律宾官方对此的反应，并没有围绕着“到底存不存在代理人角色”这一核心展开。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激烈地抨击这段内容为“卑劣的宣传”。菲律宾外交部则发表声明，称该内容涉嫌“贬低和非人化”的描绘。

七月十七日，菲律宾副外长埃雷拉林当面与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进行了交涉，递交了正式的外交抗议。抗议的焦点，完全集中在“灵长类形象”这一点上。

马尼拉的媒体连续几天滚动报道，一些前外交官和退役军官在谈话节目里面色涨红地要求北京道歉。

有趣的是，在整个激烈抗议的过程中，几乎没有菲律宾官员正面回应这个设问：他们与域外军事力量在南海周边的联动演习，算不算一种危险的地缘配合？那艘半沉半浮的坐滩军舰所代表的僵局，是不是本国法律界一部分人过去十年鼓吹的“完胜”叙事所带来的现实后果？

这些问题被刻意绕开了。

为什么偏偏是一只“猴子”的隐喻，能引爆如此汹涌的情绪浪潮？

这就不得不翻开历史深处那些发炎的伤口。

正如前面提到的，美国殖民早期对菲律宾人的系统性种族漫画化，是一段从未被正式道歉、也从未被彻底清理的殖民债务。那些发黄的旧报纸上，菲律宾人就是被画成穿着草裙、长着长尾巴、需要被白人警察用棍棒教化的猴子。

这种图像形成的侮辱链，是嵌在民族潜意识里的。它像一个埋进皮肉的陈旧弹片，平时不会痛，但只要按到特定角度，就会尖锐地刺疼。

对于菲律宾人来说，“被当成猴子”这个意象，触动的不仅仅是外交上的不礼貌，更是被殖民数百年间那种深入骨髓的屈辱记忆。

许多上了年纪的菲律宾人至今还记得祖辈讲过的故事：一九〇四年，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上，美国把一千一百名菲律宾土著部落民运到展出现场，在人工搭建的“原住民村庄”里供人参观，像观赏动物园里的动物。参观者可以给他们扔硬币，要求他们表演舞蹈。

那场博览会，有近两千万美国人入场。

那是活生生的真人秀。人的尊严，在那片围栏里被踩得稀碎。

所以当那样的视觉比喻再次出现在屏幕上，不论创作者的初衷是什么，它在菲律宾国内引发的已经不是对政治观点的辩驳，而是一种全频段覆盖的情感海啸。被压抑的愤怒和羞耻感，以一种不可遏制的姿态倾泻出来。

官方的应对也因此陷入了两难。如果不猛烈反弹，就会被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反噬；但如果反弹得太猛，等于向世界承认自己对这个历史伤疤的巨大敏感，反而强化了对方想要揭示的那个核心意涵。

这就造成了我们看到的景象：抗议的声音震天响，却完美地绕开了所有实质性的地缘质问。

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务实合作并未中断。

几乎就在提出抗议的同一天，中菲执法部门合作，在马尼拉附近捣毁了一个大型电信诈骗窝点，现场拘捕了数百名嫌疑人，并成功遣返了六名被中国通缉的在逃重犯。

电视新闻里，一边是外交部发言人在讲台上满脸严肃地读着抗议照会；一边是移民局和警察总署的大楼前，戴着手铐的嫌犯被押上飞往中国的包机。

两个画面并置在一起，是这个时代中菲关系最真实的切片。

马尼拉老城里的华人博物馆，有一整面墙记录着数百年来华侨与本地族群融合的历程。隔壁的展板上，则陈列着几次排华浪潮中被打砸的商铺照片。玻璃被敲碎，算盘珠子散落一地。

融合与摩擦，几百年里就像潮汐一样涨落。

在马尼拉湾南端的甲米地省，新的国际集装箱码头正在扩建。中国港湾工程公司的重型机械在岸边轰鸣。菲律宾工人戴着安全帽，操作着水泥搅拌车。工间休息时，他们会凑在一起，用他加禄语聊起昨晚的篮球赛，刷着手机里那些关于海上对峙的短视频。

“那边又喷水炮了。”一个人说。

“哦。”另一个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然后咬了一口面包，“下午的活儿几点开始？”

这就是普通人的地缘政治感知。

它不是一个巨大的、清晰的图景，而是像海雾一样，从生活缝隙里渗进来，又很快被柴米油盐冲淡。

菲律宾有一千多万公民散落在全球各地打工。从香港的摩天大楼到迪拜的商场，从伦敦的医院到多伦多的养老院，都有菲籍护工、海员和家政人员的身影。他们每年汇回国内的外汇超过三百亿美元，是这个国家经济最关键的稳定器。

每个月的汇款单，比任何国际条约都更能让一个菲律宾家庭感受到全球化是什么。

一旦南海爆发直接冲突，航运保险费飙升，海湾地区的用工需求紧缩，那些在海外擦地、看护病人、焊接油管的菲律宾人将最先感受到切肤之痛。他们的工作签续期会变难，他们的侨汇通道会受阻，他们家乡的新房子会停工。

这种脆弱性，坐在马尼拉空调会议室里的政客们并不总是挂在嘴边，却真实地压在千千万万个家庭的账本上。

黎刹公园的晚上，卖豆花的小贩推着车，摇着铃铛。年轻人坐在草地上，手机屏幕的光照在他们脸上。有人在聊最新的韩剧，有人在刷TikTok上关于美军航母的视频。

海风从马尼拉湾吹过来，带着一丝咸腥。

远处，一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艇正缓缓驶入港口，船身上的白漆被海浪冲刷得有些斑驳。更远处的海面上，灯火明灭，分不清是渔船还是其他什么。

孩子们在黎刹铜像的阴影下追逐打闹。铜像的底座上刻着黎刹最著名的小说的名字——《不许犯我》。

那是他一百三十多年前写下的，关于这片土地被外来力量摆布的寓言。

海风继续吹，把夜色吹得更浓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