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提到德国，人们几乎条件反射般想起两次世界大战。
这并不奇怪，二十世纪两场把整个欧洲拖入泥潭的冲突，主战场都在欧洲大陆，而德国都扮演了发起者或者核心角色。
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将民族主义和纳粹意识形态推向极致，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道灾难。
那场战争过去已经超过七十年，战败后德国在欧美和苏联的严密约束下，被拔掉了曾经锋利的爪牙，在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温和而克制。
不过，这种温和更像是一种长期驯化的表象。
就像一只体内流着狼群血脉的雪橇犬，表面再怎样驯顺，底子里的某些特质不会消失。
在非军事化和去垄断化的改造过程中，德国看起来变成了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但它所保有的工业能力、技术传统和思维习惯，依然不容世界忽视。
无条件投降之后，摆在盟国面前的德国是一个被打烂的躯壳。
数百万军人放下武器，约二百五十万以上的德国士兵被关进盟军战俘营，随后根据《波茨坦协定》和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一系列指令，大规模的非军事化步骤开始推进。
没有被关押的退役和伤残军人处境更加艰难。
许多人双目失明或四肢残缺，他们同时是战争的加害者和受害者。
战后的德国满目废墟，社会秩序崩塌，对这些人的抚恤政策很快被大幅度压缩。
过去德军官兵享有的各类优先权、荣誉津贴、特别保险福利悉数取消，只保留维持最基本生存的社会救济金。
纳粹时期军人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被彻底翻转。
占领当局有意通过各种媒体和出版物，系统地揭露国防军和党卫队在战争期间的罪行，从集中营屠杀到对占领区平民的暴行，不间断地展示在德国人面前。
军人形象从“保卫祖国的英雄”急速跌落为“犯罪组织的成员”，民众对军队的反感甚至鄙视成为新一代德国人的普遍心态。
许多退伍军人在找不到工作、丧失社会尊重和基本生活保障的困境中走向自杀，或者靠乞讨和打零工苟活。
可以说，战后最初几年，德国社会对一切与军事相关的事物产生了强烈的排斥，这种排斥并不是纯粹的反思，也夹杂着现实生存压力和占领当局刻意营造的舆论氛围。
但那只是非军事化改造的表面一层。
更根本的动作指向了支撑战争机器的工业基础。
德国具有世界一流的军工体系，克虏伯、莱茵金属、梅塞施密特、亨克尔、布洛姆与福斯等企业曾在二战期间为德军提供了海量装备。
如果这些工厂及其技术团队原封不动保留下来，限制军备的条约就可能沦为一纸空文。
但全部拆除又会让德国失去最基本的生产能力，变成一块无法自我维持、更无力支付战争赔偿的经济荒地。
在这种两难中，1946年3月28日，盟国对德工业水平委员会公布了《工业水平计划》。
计划列出十四类完全禁止生产的工业，包括军备、飞机、远洋船舶、合成橡胶、航空汽油等；另有限制发展的十二类工业，例如粗钢、基本化学品、重型机械和机床等。
规定西占区粗钢年产量不得超过五百八十万吨，仅相当于1938年产量的一部分，大批机械设备被列为拆除对象。
最初在西方占领区内确定的拆除清单包含约一千五百家工厂，苏联占领区则进行了更加彻底的拆迁，将大量完整设备运回国内作为赔偿。
不过，德国工业的根基并非几套机床和几条流水线那么简单。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前半叶，德国已经形成了深厚的技术教育传统和工程师文化。
即使厂房被炸毁、机器被搬走，一大批通晓工艺流程、掌握产品开发知识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熟练工匠还在。
只要这些人留在德国，重建工业能力就只是时间和条件的问题。
事实上，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西方盟国尤其是美国很快意识到，一个彻底贫穷化的德国只会成为欧洲大陆的不稳定因素，而且无法充当对抗苏联的缓冲区。
马歇尔计划的推出和1948年的货币改革，为西占区经济恢复创造了条件。
拆除计划逐渐收缩，到1950年基本停止，很多曾列入拆除名单的工厂保留下来并迅速恢复生产。
与非军事化并行的是去卡特尔化，也就是打破德国高度集中的垄断经济结构。
早在十九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德国经济就快速走向集中，卡特尔、辛迪加和康采恩遍布煤炭、钢铁、化学、电气等关键部门。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本化学工业公司、联合钢铁公司、克虏伯、西门子、蒂森等寡头集团几乎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深度融合，例如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等大银行同时在企业监事会中占据大量席位，形成交叉持股、互相锁定的关系网。
这套体系得到纳粹政权的全力扶持，国家订单和战争动员进一步加剧了生产能力的集中。
盟国的判断是，不把这些高度垄断的经济怪兽拆散，德国就保留着再次发动总体战的组织基础。
为此，盟国管制委员会发布多项法令，要求解散卡特尔、拆分大型企业、限制银行规模、消除经济权力的过度集中。
法本化学公司被强制拆分为巴斯夫、拜耳和赫斯特三家独立企业，同时相关高管在纽伦堡后续审判中因掠夺占领区和强迫劳动等罪名被判刑。
克虏伯康采恩被勒令拆解，其掌门人阿尔弗里德·克虏伯被判处十二年监禁，产业面临重组。
联合钢铁公司也被分割。
大银行被按区域拆分为若干独立机构，限制跨区经营。可去卡特尔化在具体执行中遇到的阻力极大。
各个占领区政策不一，苏联在其控制区内推行国有化和大规模拆迁，西方占领区则发现彻底拆分会影响生产恢复，特别是当冷战的紧张气氛加剧之后，华盛顿和伦敦不愿过度削弱西德的经济能力。
许多拆分名义上完成了，但原有的人脉网络、技术协作和默契很快让各个单位以更灵活的方式重新联系起来。
比如巴斯夫、拜耳和赫斯特后来各自壮大成新的全球化工巨头。
德意志银行等在1950年代重新整合，再次成为大型金融机构。
去卡特尔化没有能从根本上瓦解德国经济的集中趋势，但却在客观上打破了一些旧壁垒，让新企业有机会进入市场，也促使德国经济在战后走向一种既能竞争又能协作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一个重要但常被忽视的事实是，这些外部强加的改造之所以能持续，和当时德国民众的心态有直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