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那张照片里，老人没有戴帽子。
头发灰白，贴着脑门，日光灯从侧面照过来，额头上的皱纹清清楚楚。
他坐在旧沙发上，手里攥着一份摊开的报纸，目光落在镜头之外。
那是1989年9月中旬，北京夏天还没完全退，窗外蝉鸣一阵接一阵。
拍这张照片的人是叶永烈。按下快门的时候他没想过，这是陈伯达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张照片。
陈伯达对帽子的依赖近乎偏执。不管去哪都顶着一顶帽子，夏天穿短袖也不摘，冬天天冷更不用说，睡觉都扣着。旁人不明白，以为他头发少要遮丑。
后来熟悉了才知道，他怕风。脑袋一受风就疼，疼起来整宿睡不着。
这个毛病是早年在监狱里落下的，秦城那段日子，他住的牢房朝北，冬天墙体透寒气，狱里不允许戴帽子，只能硬扛。十几年下来寒气蚀进去，骨头里生了根。
叶永烈能拍到这张照片，不是运气。
八十年代初，陈伯达保外就医后住在北京东郊一栋普通居民楼里，深居简出。想采访他的人不少，全被挡了回去。叶永烈是唯一的一个敲开门的。
他不是一上来就直奔主题，先把能找的资料全翻了一遍，从陈伯达早年出版的那本《论谭嗣同》到六十年代各种讲话稿，一个字一个字过。
然后他转向外围，找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聊，找他儿媳妇聊，找当年在《红旗》杂志共事过的人聊。
一圈走下来，陈家人觉得这个人实在，肯下笨功夫，不写假东西。
第一次踏进陈家是1988年春天的事。
那天陈伯达坐在客厅里，头上扣着一顶深蓝色干部帽，见了叶永烈也没摘。两个人聊了将近三个小时，临走叶永烈合上笔记本，陈伯达突然说了句：“下次来不用带那么多资料，坐下聊就行。”
从那天起叶永烈每年往返京沪多次，住陈家附近的招待所。去的时候拎两盒稻香村点心，陈伯达让张兰华泡茶，普洱，很浓。
两人聊的内容很杂，多半避开政治。陈伯达晚年不说过去的事，偶尔被问急了就把话题岔开，问叶永烈上海现在什么样，南京路的店还卖不卖旗袍。
叶永烈也识趣，顺着他的话头往下接。
有一回聊晚了，末班公交已经没了，叶永烈起身要走，陈伯达摆摆手说住下吧。
第二天早上张兰华煮了小米粥，陈伯达把咸菜碟往他那边推了推。这件事后来被陈晓农记在信里，说那天早上老爷子的心情是那几年最好的。
拍照片那天是9月中旬。叶永烈照例从上海飞到北京，那次聊的内容比往常长，陈伯达破天荒说了一段在延安的事，说着说着窗外起了风，他下意识摸了摸帽檐。
叶永烈掏出相机问能不能拍两张，原以为会被拒绝，陈伯达看了他一眼，竟然点了头。
拍了几张戴帽子的之后叶永烈试探着问：“能不能摘一下。”陈伯达手搭在帽沿上顿了一会，慢慢摘了下来，顺手拿起茶几上的报纸，翻到中间摊开，搁在膝盖上。
叶永烈拍了三张。
胶卷冲洗出来之后，底片在他手里一直留到1996年，那一年陈伯达去世满七年，他在整理资料时翻出这张底片重新放大了两张，一张收在书里，一张寄给了陈晓农。陈晓农回信说父亲生前很少对人这么信任过。
那张摘了帽子的照片后来被《陈伯达传》收录，位置在全书最末。
有人翻到那里会多看几眼，也有人在网上留言问这个没戴帽子的老人是谁。
照片背景很简单，老式茶几上摆着一个白瓷杯，杯口缺了一个小口。
沙发扶手磨得发亮，那块布料上常年被胳膊肘压出一道凹痕。
他握着报纸的手指骨节微微凸出，指甲修得很短。头顶的灯管发出细微的嗡嗡声，快门落下之后，那声响继续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
1989年9月20日，北京降温，陈伯达在家中因突发心肌梗塞离世，头部朝向床头的方向，那顶帽子搁在枕头旁边，没有被戴上。
后来，张兰华整理遗物的时候，把那顶帽子折好放进衣柜最底层，跟几件旧衣服叠在一起。
那件外套的口袋里还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叶永烈单位的地址，像是准备下次回信用的。
叶永烈，也收不到回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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