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波讨源：《晋书》修订随记

大多数时候，站在历史出海口的今人，往往只能看到一条宽阔的主流和若干粗壮的支流，那些曾经漫延舒展于上游、中游的细密河网，可能大多已经干涸，成为遗迹。在一部确定的史书背后，充满了无数不确定的历史，因此今人往往需要沿波而讨源。

杨伯峻批校《晋书斠注》卷二四志十四

“先天不足”的唐修《晋书》

《晋书》成书于唐代贞观年间，时距西晋灭亡已有三百多年，距离东晋灭亡也已两百余年。

正如《文史通义》所云，“魏晋以来，著作纷纷”，此期史学勃兴，而官修史体制未立，有私修晋史二十余家。至于唐初开馆修史，仍有至少十八家旧晋史。唐修《晋书》由宰相房玄龄领衔，又因唐太宗亲自为四篇纪传作论，而题作“御撰”。唐修《晋书》的晋史部分，主要依据臧荣绪《晋书》、王隐《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其中臧荣绪《晋书》“括东、西晋为一书，记、录、志、传，百一十卷”（《南齐书·高逸·臧荣绪传》），覆盖两晋历史，体例最为完备，与唐修《晋书》关系最密。《晋书》的十六国史部分，则主要依据北魏崔鸿所作《十六国春秋》。

不仅如此，《晋书》一出，诸家旧晋史遂渐湮没，《史通》云：“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崔鸿《十六国春秋》也大约在两宋时期亡佚。此后仅可在唐宋类书及古注中散见诸史节文，虽有辑佚，也非完帙。因此，对于魏晋史、十六国史研究而言，唐修《晋书》是不可替代的重要史料。

唐修《晋书》合诸家旧晋史为一书，确定了官修纪传体的正史体例，其意义正如柴德赓《史籍举要》所论：“自修《晋书》以后，历代正史沿此成规，几乎非官修不可，这也是中国史学史上由私人修史到官府修史的一个转折点。”如此成书史，也似乎与自魏晋至隋唐、由大分裂走向大一统的历史现实遥相呼应。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的跨越与转折也造成了唐修《晋书》的复杂局面，成书时代较晚、史源驳杂、成于众人之手，这也历来为史家诟病。比如史家批评《晋书》“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旧唐书·房玄龄传》），“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四库全书总目》“《晋书》”条）。不过，从今天的史学观念来看，一些未经加工的史料恰恰保留了更多原始的历史信息，《晋书》中的一些“诡谬碎事”、表疏赋颂，也往往具有独特的价值。

举例来说，《晋书》卷九五《艺术·佛图澄传》记载，石勒将攻刘曜之前访问佛图澄，佛图澄回答“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云云，并断言“此言军出捉得曜也”。《晋书》本以此说明佛图澄的异人异术，“能听铃音以言吉凶，莫不悬验”，但是现代语言学家揭示，这句箴言是汉文史料中关于匈奴语的珍贵语例，而匈奴的语系及历史也是北方民族史中最为复杂的问题，因此中外语言学家也围绕这段文字展开了诸多讨论。又如，卷四六《刘颂传》所录《除淮南相在郡上疏》，赵翼《廿二史劄记》批评“至七八千字，殊觉太冗”。今统计刘颂全传共计8500余字，而这篇上疏计7300余字，几占全传篇幅的十之八九，可见赵翼所言非虚。此固为唐代史臣裁剪失当，但亦可见《晋书》列传“多载有用之文”（柴德赓《史籍举要》）。卷三五《裴秀传》载《禹贡地域图序》，记述了当时的地图学理论“制图六体”，“不仅在当时是绘制地图所奉行的基本准则，而且一直到明末传入西欧地图学技术以前，都是我国古代地图学技术的基本准则”（陈连开《中国古代第一部历史地图集——裴秀〈禹贡地域图〉初探》）。同卷《裴頠传》载《崇有论》一文，针对王衍等所主张的贵无论而发，“文词精富，为世名论”（《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惠帝起居注》），体现了魏晋玄学在有无问题上的思辨高度。

诚然，若十八家旧晋史及《十六国春秋》俱在，势必能够保留更多历史信息。但对于早期历史及中古史研究来说，传世史料往往并不会给今人留下太多挑拣的余地。在古籍流传中，新旧相代的例子并不稀见。仍以“二十四史”为例，刘宋范晔作《后汉书》，而诸家东汉史除袁宏《后汉纪》流传，余皆散佚；唐初李延寿删南北朝史书作《南》《北》二史，而此后断代史流传遂少，北宋开刊南北朝“七史”之时又不得不反据“二史”补其阙卷；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问世，而《旧五代史》至金元亦佚，清代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排纂，使之又见天日。由此可见，新旧史书不仅存在替代关系，还有补阙、失而复得等种种复杂可能。中国的古代文明向以连续性而著称，以王朝正史为代表的史书修撰，延绵不绝，既是这一连续性的重要载体，也是其主体。然而大多数时候，站在历史出海口的今人，往往只能看到一条宽阔的主流和若干粗壮的支流，那些曾经漫延舒展于上游、中游的细密河网，可能大多已经干涸，成为遗迹。在一部确定的史书背后，充满了无数不确定的历史，因此今人往往需要沿波而讨源。唐修《晋书》正是这样的一个缩影。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晋书》（中华书局，2026年6月）

一项“劳动密集型”工作

从2008年开始，北大历史系罗新老师承担了点校本二十四史《晋书》的修订工作，并与叶炜老师一同以读书班的形式组织开展修订。当时几乎所有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研究生都参加了读书班。我是从2013年研究生入学之后开始参与修订的，当时读书班已经开展多年，聂溦萌师姐也已成为二位老师的左膀右臂。我记得她向我们这些新成员提供的修订资料，规整地分为四大类：一是十余种版本的《晋书》（附“晋书各卷宋元本”文件），二是他校类书（比如宋本《册府元龟》、元本《通志》），三是清人校勘，四是工具书（比如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干支朔闰表等）。大家的修订思路和方法也由此统一起来。

读书班每周一次，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修订流程：通常2—5名同学为一组负责一卷的内容，低年级的研究生作版本校，高年级的撰写修订长编。课上罗、叶二位老师带领大家逐条审读修订长编，主要关注史料解读有无问题、史实判断是否正确、修订处理是否合理等等。大家因为修订工作，每周见面、读书、讨论，还不时借助查书的机会去金陵考察。我记得2017年，大家再次去往南京，期间一起爬了栖霞山。山并不高，秋雾弥漫，彼时罗老师已完成了他的上都之旅，脚程轻快，与三两同学，走在最前，叶老师则一路与大家聊天同行。后来读到陈侃理老师的文章，将北大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学风概括为“松散而亲密的联盟”，我也时常回想起这段美好的经历。

毕业以后，我一直辅助聂老师、罗老师进行统稿。虽然校勘实属“劳动密集型”工作，对于青年学者而言，周期漫长，又不纳入考核评价，并不符合当下的“学术经济学”考量，但在修订过程中，我也时常感受到校勘与研究工作关联密切，个中收获很难量化。

首先，校勘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史学训练。由于上述的“先天不足”，《晋书》的异文问题尤其呈现出层累的特点：是宋代以后传抄、转刻的问题，是唐代史臣编修取材的问题，还是史实记载本身就有偏差？这个判断的过程，也是一层层剥开《晋书》记载、编纂、流通等诸环节的过程。修订时，我们首先要明确校点，搜集相关史料，然后进行辨析，形成判断，并最终凝练为长编按语或校勘记。有时面对复杂问题，这样一番爬罗剔抉的过程，已近于写一篇史学札记。虽说对于史料的阅读、辨析、批判，从来都是史学的基本功，但对我个人而言，自己的中古史研究主要围绕数量有限的传世史料而展开，这一基本功训练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然，更多时候我深感校勘工作仅是浅尝辄止。限于学力和时间，很多问题只能从版本、体例上进行判断和处理。而前辈学者的专门研究则提供了坚实依据，他们对相关史料的辨析，往往出于对某一问题的宏观把握，无疑更为深入和准确。

在《晋书》修订时我们也努力寻找这些前辈学者的指引。比如卷九八《王敦传》所载《上疏罪状刘隗》，唐长孺先生《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收录于《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一文，对上疏进行了逐句甚至是逐词的解读，这背后是他对魏晋南北朝奴客制度以及南方社会经济的精深研究和整体把握，至今仍具说服力。此次修订也据此更新了部分标点。又如，卷二五《舆服志》所载《中朝大驾卤簿》，皇帝金根车队中有左将军、右将军，点校本校勘记原采纳了姚鼐的观点，认为当为左军将军、右军将军。张金龙先生指出“四军”将军已在金根车的前后车队中出现，基于对魏晋禁卫武官制度的系统研究，他指出“侍卫‘金根车’的只可能是执掌殿内禁卫的左卫将军与右卫将军”（《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修订本也据此改写了原有校勘记。不仅是前辈宏论，青年学者的专精研究同样助益良多。比如我们曾就肃慎人名的专名线问题、朝服名词的标点问题，请北大历史系专攻相关问题的于子轩、布依宁博士指教把关，而这样的“对口支援”、无私襄助已难一一细数。

校勘与研究各有其使命

然而校勘与研究之间终有一条界线。比如《舆服志》记载，“自非公会不得乘朝车”，其中“朝车”，底本等三种宋元本皆作“轺车”，南监本以下的四种明清本以及《续汉书·舆服志》《通典》均作“朝车”。从版本来说，宋元本固然重要，但众所周知《晋志》质量并不理想，《续汉志》等他校同样重要。修订组起初缺少充分的判断依据，拟保守处理，从底本及点校本作“轺车”并出校。三校时，我有幸拜读阎步克老师已经完稿、即将出版的新书《诗言制：〈羽林郎〉〈陌上桑〉中的职官与车驾》。阎老师首先对于左右騑、驾数等种种车驾制度进行考析，进而对于中古舆服志的相关史料多方辨讹。对于此句中的“朝车”，阎老师也从车驾礼制层面给出了明确解释。这样，作“朝车”在版本证据之上，又有了理校支持。最终修订本改作“朝车”并出校，但囿于体例，校记不便采用未刊书稿以说明这个理校依据，因此仍体现为版本改字校。

正如《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作总则》所指出：“修订本的校勘重点在文字校订，不在史实考证，要严格区分‘校史文’与‘考史实’的界限。”在我看来，“朝车”问题正处在校勘与研究的交汇点上，二者的解决方法、呈现方式也有不同：修订工作从版本异文出发，借助理校形成判断，最终仍然回归文字订正，并以校勘记的形式说明版本依据；而研究工作则是从问题出发，经过史料考索、思辨论证，最终形成史实层面的新认识，并以论著的形式和盘托出。由此，我也感到即使面对同样的文字问题，校勘和研究也往往各有其使命。

当然校勘工作不仅需要从版本异文、学术观点上进行判断，还要从整体上把握尺度。《晋书》一百三十卷体量不小，问题繁多。关于改字出校的尺度，专名线、标点等大小问题，修订组也与中华书局编辑组反复沟通，形成工作备忘、共享文档等，既使成员之间保持尺度一致，也为了确保长达数年的修订工作能够前后一贯。

如果以户外运动相类比，平日的个人研究犹如一个人登顶，顾虑不多，取径往往陡峭而直接。而校勘工作，则像一群人负重环线徒步，在行走中几乎能领略一座山的全貌，然而路途悠远，非一日可达。大家背负着繁复的细节，步调一致地向前推进。一边计算着进度，一边互相提点莫要有遗。走完这一圈，还要走下一圈。毕竟“校书如扫落叶”，难免挂一漏万。如今，修订本《晋书》的“徒步旅途”已经告一段落。但对于这样一部复杂且重要的史籍而言，校勘工作仅是基础，复杂问题仍需专门研究去突破解决，二者相互补益。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这更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扫落叶”之旅。

（作者单位：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原标题：《沿波讨源：《晋书》修订随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