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家不装了：如果中国找到治愈癌症的方法，那将是我们的噩梦

可就是这样一件本该毫无争议的好事，在华盛顿某些精英的眼中，却成了必须警惕、甚至必须阻止的"噩梦"。事情的起点，是一档在美国政策圈颇有影响力的播客节目《中国说》（ChinaTalk）。

主持人乔丹·施耐德请来了刚从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任期届满的莱兰·米勒。米勒并非什么边缘人物，而是长期活跃于美国对华政策圈的建制派学者，他本人也是"中国褐皮书"的联合创始人兼CEO。

谈到中美科技竞赛时，施耐德半开玩笑地抛出一个假设：如果哪天中国率先攻克了癌症，那对整个人类来说总归是好事吧？按理说，这题不难。

哪怕是最强硬的对华鹰派，在人类健康这种议题面前，也总得给一个体面的答复。可米勒几乎没有犹豫，脱口而出的却是一句让人愣住的话——那将是美国的战略灾难。

他随后解释道：谁救人不是重点，重点是谁掌握了这条产业链。如果治愈癌症的技术握在中国手里，美国就会在供应链上被"卡脖子"，医药产业、资本市场、乃至整个国家安全体系都会遭受重创。

换句话说，问题不是癌症被治愈，而是赚这笔钱、掌握这份主导权的不是美国。他还补了一句：如果这场科技竞赛必须有个赢家，那也应该是投入了巨额研发经费的美国产业界。

这番话之所以刺耳，是因为它撕下了一层遮羞布。在这些精英的排序中，"赢过中国"已经压过了"救人"。

为了守住臆想中的产业霸权，他们宁愿看着广大癌症患者——包括美国本土的患者——继续在病痛与绝望中挣扎，也不愿意接受一个可能从东方递过来的解药。相关视频在X平台流传后，一条浏览量过百万的热帖评论区里，不少美国网友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有人讥讽说"宁死于癌症，不败于中国"，有人指出这些精英真正害怕的不是中国赢，而是失去"扮演上帝"的权力。

也有混迹投资圈的美国用户直言，这种论调在华盛顿和风投圈中并不新鲜，只是这次被公开摊在了台面上。米勒的失态并非偶然，它背后其实是一种深层的焦虑。

为什么在生物医药领域，美国精英会紧张到如此地步？这就要看看过去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生物革命正在到来。如果说20世纪属于物理学和数字技术，那么21世纪很可能是生物学的世纪。

3D打印、合成生物学、AI制药相互交织，将信息革命的速度带入了生物学领域，其规模堪比工业革命。从流行病防控、粮食安全、海洋健康到应对气候变化，21世纪几乎所有的重大议题，都离不开生物学。

也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人把这场生物革命视作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商业与投资机会之一。西方生物技术公司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开发新药，那些掌握着癌症、心脏病专利药的巨头，每年创造着数以百亿美元计的收入。

但美欧的绝对领先地位正在被撼动。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追赶速度，快到让西方同行都感到压力。

过去十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增长速度显著高于美国等其他主要市场。而从"制造者"向"创新者"的转型，才刚刚起步。

当年硅谷成为互联网时代最大的受益者，如今中国正投入巨额资源，力争成为2030年及以后生物革命的中心。中国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医学体系之一，草药、针灸等中医传统绵延两千多年，而现在，它想要主导的是明天的生物医药产业。

世纪之初的中国，属于后者。仿创药基本可以"照着答案抄"，可首创新药面对的是彻底的未知。

突破性专利药不仅利润惊人，还能形成级联效应——开辟一个新方向，往往能孕育出一整串重磅产品。默沙东、强生、阿斯利康这些欧美巨头就是这样起来的。

以默沙东的免疫肿瘤药物Keytruda为例，仅2021年就带来了超过170亿美元的收入，被视为史上最赚钱的药物之一。首创新药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大量资本，而21世纪初的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彼时中国房地产正处于高速上升期，资本更愿意去那些回报周期短、确定性高的赛道，而不是九死一生的生物医药。俞德超回忆说，那个年代的生物医药投资风险太高、回报太慢，加上资本市场也没有向未盈利公司敞开大门，企业融资难度极大。

但仿制药路线的另一面是——中国在医药供应上高度依赖美欧。而14亿人口正在加速老龄化，加上较高的吸烟率、严重的空气污染，公共卫生压力越来越大。

正因如此，生物技术被列入国家五年规划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201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在多个战略性产业发力，除了药物研发，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都是重点方向，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

为了在生物医药领域实现类似的突围，中国先从监管入手，把审批标准向国际主流对齐，要求本土药企对标西方水准，同时精简流程，让新药能更快走向市场。这既提升了药品质量，也大大加快了研发节奏。

以往一次研发申请往往要一到两年，如今大约两个月就能走完。2017年，中国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这意味着国内研发的新药开始与全球标准接轨。

资本市场也随之打开——2018年起，信达等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相继登陆香港交易所，之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也向它们敞开大门，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麦肯锡2021年10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生物医药创新企业在主要证券交易所上的总市值，从2016年的约30亿美元飙升至2021年7月的3800多亿美元。

随着人口老龄化，癌症成为最沉重的公共健康负担。2020年，中国占到全球癌症死亡人数的约30%。

2015年那轮改革之后，中国企业凭借更具竞争力的定价搅动了市场格局，部分产品的售价只有美国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过去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开始向首创新药发起冲击。

加科思药业CEO王印祥认为，他们做的不只是提供竞争，更是全球新药研发管线的一部分。加科思在北京和波士顿都设有实验室，与全球大药企展开合作，其中包括与美国艾伯维就SHP2抑制剂研究达成的协议——加科思获得研究资金，艾伯维负责全球开发与销售。

同时，加科思也在自建生产设施，未来还计划组建自己的营销团队。信达生物则与礼来结成战略合作伙伴，过去十年增长迅速，如今已有六款产品上市，年营收达数十亿元人民币，员工规模超过六千人。

当然，客观地说，中国生物研究整体仍与西方存在差距，这一点在新冠疫苗的技术路线上体现得最直观：中国累计接种超过32亿剂本土疫苗，全程接种率约87%，但主要采用的是较为传统的技术路线，效果被认为不如美德研发的mRNA疫苗。差距是真实的，但缩小的速度同样真实。

生物技术本身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重构。它是生物学与技术的交汇，过去几十年，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软件工程与自动化不断嵌入生物学。

制药领域最典型的例子，是谷歌DeepMind开发的AlphaFold——它把过去要花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完成的蛋白质结构预测，压缩到了几小时或几天。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支团队则利用AI在短短几天内筛选了一亿种化合物，成功发现了一种效力惊人的新型抗生素。

随着生物数据处理能力飞跃，合成生物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崛起。它的本质，是让生物学的数字化变得更廉价、更快、更简单。

地球上每一个细胞、每一株细菌、每一种植物和动物内部，都以DNA的形式存在一段"数字代码"——A、T、C、G。这些代码既可以被读取，也可以被写入。

美国Ginkgo Bioworks的CEO杰森·凯利把细胞比作以DNA编写的生物计算机，只要能"调试"这段代码，就有可能治愈疾病、创造出更好的产品。研究者曾利用类似技术，从一种已经灭绝的夏威夷花卉中提取出编码香味的DNA，植入细菌复原了它的气味。

合成生物学在制药中的作用，是让科学家能合成更多化合物进行筛选，从而提高新药研发的成功率。它的想象空间远不止医药。

植物蛋白替代传统肉类、可用于制造甚至建筑的新型生物材料，都是它的舞台。愿景是用生物学知识去改造肉、木材这些有机材料，或者取代塑料、航空燃料等非生物制品，甚至为气候变化提供生物解决方案。

麦肯锡2020年的一份报告估算，全球60%的物质投入未来可以通过生物途径实现，到2040至2050年，直接的经济潜力将达到3万亿至5万亿美元。摩尔定律曾让信息产业实现指数级增长，而在生物系统设计工具上出现的变化，被认为比摩尔定律更加剧烈。

正是这场悄然进行的生物革命，让中国从"跟随者"逐步走向"并跑者"，甚至在某些细分赛道上出现了"领跑者"的苗头。也正是这一切让华盛顿真正睡不着觉——他们担心的其实并不是某一款药，而是整个生物医药产业链的话语权正在悄悄转移。

正是在这种情绪之下，那种"我得不到，你也别想过好"的破坏性思维，才有了土壤。过去的精英们信心满满地相信可以靠实力压制对手，现在的精英们已经开始把"中国治愈癌症"本身当作对美国的冒犯。

潜意识里，一个能解决人类终极难题的中国，比拥有航母舰队的中国还要令他们不安——因为那意味着，中国能够向世界提供的将不只是廉价商品，而是关于人类未来的定义权。当然，生物革命不是没有隐忧。

技术门槛的快速下降，让合成生物学既是99.9%的希望，也带着极小但绝不能忽视的滥用风险。2018年，加拿大艾伯塔省的一组科学家用大约六个月时间和10万美元，就重构出了导致马痘的一种已灭绝病毒，也就间接证明了重构天花病毒的可能性。

目前尚无有效的国际生物技术监管机制——现行的生物安全条约多形成于冷战时期，针对的是国家主导的生物武器项目，而非个人或小团体。要建立起真正管用的规则，需要中美等主要国家携手。

问题是，当美方一些精英连"中国治愈癌症是不是好事"都能给出否定答案时，这种合作的空气就会变得稀薄。米勒那句话像是一份病历——诊断出来的病灶不是中国的发展，而是霸权心态的病变：对他国进步的生理性排斥，对自身停滞的病理性焦虑，以及为了守住位置不惜牺牲全人类利益的偏执。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或许恰恰是一种另类的"认证"。当美国的建制派学者都开始为"中国可能救人类"而失眠时，说明中国确实已经站到了那个位置附近。

真正的对手不会为一个虚幻的威胁如此紧张。他们做他们的噩梦，中国接着治自己的病、做自己的研究。

等到某天真的有一款中国研发的新药能够扭转某种绝症的走向时，世界上绝大多数普通人不会看药瓶上印着哪国商标，只会为多活的每一天而庆幸。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该为这样的未来感到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