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杜义德传》《一代名将杜义德》（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渡江战役史料汇编》《抗日战争纪念网·杜义德传记》《父亲和同伴的死，永远刻在了开国中将杜义德的心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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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19日，傍晚五点多钟。
湖北黄陂塔耳岗乡陈家咀湾，山里的炊烟刚起来，暮色压着树梢，村口路上几乎没有行人。
四个穿军装的人从姚集方向绕道过来，没有旗号，走的是村边的小路，脚步很快，看上去不像是来拉话的。
走在最后那个男人，身材高大，沉默着，偶尔抬头看一眼路边的树，又低下去，一句话都没说。
这个人叫杜义德。
时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
他在这一天傍晚还有一场进攻要指挥——情报显示，国民党军一个整团驻守在附近的长轩岭，他已命令部队在当晚六点发起攻击。
离开战前部署还剩不到一个小时，他绕道来到了陈家咀湾。
他在村子外围转了一圈，看了看这片他从小长大的山地，然后走到一户不起眼的农家小院前，停下来，下马，叩门。
门开了。
烛光从屋里透出来，照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手里还握着棉条，抬眼看来人，准备招呼进屋。
杜义德走在三名警卫员身后，慢慢跨进门槛。
就是那一步跨进去的瞬间，他的脚步停住了。
二十一年。他认出来了——眼前这个老妇人，是他的母亲，柳华山。
而他，只能装作从未见过她，只能用一句谎话把最想说的那些全压下去。
那一夜，他在自己家的堂屋里住了一整夜，天亮前，他悄悄给母亲留下了一样东西，然后消失在了晨色里。
没有人知道，就是这样东西，在此后整整两年里，让一个白发老太太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选择......
【一】陈家咀湾的穷孩子
杜义德，1912年5月出生，湖北省黄陂县木兰山区人，家在塔耳岗乡陈家咀湾。
这个地方山多地少，田土瘠薄，山里种出来的粮食就算风调雨顺也只够勉强糊口，还要按时交租。
杜家是实打实的贫农，祖上几代都没翻过身，父亲靠给地主打短工换几口饭吃，母亲柳华山一边操持家务一边纺线贴补家用。
家里孩子生了七个，活下来的只有五个，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拉扯五个孩子，全靠那两双手。
杜义德是最小的儿子，家里人叫他"三娃子"。
穷到什么程度，这样一个细节就能说清楚：他只在私塾里读了八个月，学费就再也交不起了，从此再没进过学堂的门。
八九岁开始，就跟着哥哥去地主家放牛，一整天换几升米。
十五岁那年，经亲戚介绍，跟着人到武汉去做木匠学徒。
那个师傅脾气极坏，对学徒严苛是出了名的，学徒在他手下受气是家常便饭。
有一回，杜义德拉锯时偏了线条，师傅冲上来，抬手照着他脑袋就是一下，没有任何预兆。
这一击力道极重，杜义德当场昏了过去，等他醒来，头还在嗡嗡响，耳朵里什么都听不清，只有师傅的骂声隐隐传进来。
他没有哭，也没有跑，等缓过气来，把手里的工具放下，就走出了那个作坊的门，再没有回去。
回到黄陂之后，他参加了农民赤卫队，1928年加入赤卫军，1929年4月，他和家乡一百多名赤卫队员一起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编入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第四大队，担任宣传队长。
这支队伍扎根在黄陂木兰山一带，杜义德对每一条山路都熟，闭着眼睛也知道走哪条岔口。
从小走惯了夜路，摸着树皮厚薄就能辨别南北，战友们喊他"夜老虎"。
他带着宣传队翻山越岭，碰上下乡的对立武装就打，对方被他搞得苦不堪言，给他送了个外号——"尖黄陂"。
离家那一天，是1929年春天。
母亲柳华山没多说话，把家里能找出来的干粮都塞进他的包里，送他出了院门。
杜义德出了村口，没有回头。
他以为仗打完了就能回来，没有人知道，这一去是整整二十年。
【二】1930年：父亲死在那个冬天
杜义德参军的消息，在黄陂一带传开没多久，就上了对立武装的通缉名单。
1930年，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各地苏区，红军压力骤增，各地被赶走的地主恶霸趁机卷土重来，拼凑"还乡团"，借着外部武装的势力回村清算，大肆搜捕与红军有关系的家属。
黄陂一带也没能幸免。
那些地主记得"尖黄陂"杜义德带着宣传队在木兰山让他们吃的那些亏，记得自己被打跑时的狼狈样子。
现在他们回来了，有武装撑腰，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找上门。
一天，还乡团得到消息，杜义德可能悄悄回了家，立刻派出一队人马直奔陈家咀湾。
这队人进村时动静太大，还没到村口就被人看见了。
一个机灵的村民抢先跑到杜家报信，杜义德的父亲立刻做了决定——让柳华山带着孩子先出去躲，他留下来拖延时间。
他说：你们找到地方躲好，最近几天先别出来，等风声过去。我要是不在了，你就照顾好自己和家里。
柳华山带着孩子走了。
他一个人坐在屋里等着。
还乡团踹开门，扑进来，把整个屋子翻了个底朝天，没找到别人，就把他绑了起来，逼他说杜义德的下落和红军游击队的藏身之处。
他一个字都没说。
他们打他，他还是不说。
他们把他吊起来，整整折磨了一夜，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断了气。
临死前，他喊了一句话，大意是：等我儿子和红军回来，你们这些人一个都跑不掉。
这个消息辗转传到了在木兰山带队的杜义德那里。
交通员把信送来，他站在那里，没有立刻动作。
过了很久，他抬起拳头，朝身边的大树狠狠砸了一拳，拳头破了，血顺着指缝渗出来。然后他收回手，扭头对队员们喊了一声：出发。
他没有离开队伍，因为当时正是围剿的关键时期，他是骨干，走不了。他把这件事压在心里，压了整整十七年。
柳华山带着孩子躲出去，等还乡团走了才敢回来。
从这以后，她对外说儿子杜义德早已死在了外头，不知道死在哪里，反正是没了。
这个谎，她撑着说了整整二十年。
【三】二十年，他走过了什么路
1929年入伍到1949年，二十年。
这段时间，杜义德的脚印踩遍了大半个中国，每一段路都不是安稳的路，每一段都是真刀真枪地熬过来的。
土地革命时期，他从班长、排长、连长，一路做到营政委、团政委。
打过鄂豫皖苏区的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每一次都是拉锯战里磨出来的。
有一次与敌人近身拼刺刀，对方的刺刀捅到了他的鼻翼，血流满面，他没有退，反手一刀捅进了对方太阳穴，把人打死，自己才撑着出来。
那道疤就留在鼻翼上，花生米大小，他后来指着这道疤对战士们说，这叫"生死疤"，打仗就是这个道理，你不坚决干掉他，他就坚决干掉你。
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一路转战到四川，参与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打了仪南战役、营渠战役、宣达战役，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每一仗都是硬仗。
在嘉陵江渡江作战中，徐向前命令他担任渡江指挥，负责架设浮桥保障大部队过江。
渡到一半，浮桥被堵塞，原来是当时还是九十师副师长的王近山带着一批缴获的战马强行上桥，两匹驮辎重的马蹄卡进了桥缝，怎么推都推不动。
杜义德毫不犹豫，掏出手枪，连开两枪，把两匹马打进江里，浮桥这才通了。
王近山当场大怒，两人险些翻脸。
后来徐向前出面狠批了王近山。从这时候起，这两个人既是了解彼此的搭档，也是谁都不服谁的对手。
1936年10月，随西路军西渡黄河。
这是杜义德一生里最惨烈的一段。
当时他担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第四局局长，随西路军西征，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
进入河西走廊后，战局急转直下，西北马家军骑兵如潮水般压来，西路军孤立无援，弹药粮食越来越少，越打越难支撑。
1937年1月28日，西路军实力消耗过半，杜义德临危受命，兼任只剩四百余人的骑兵师师长，手里的兵拿的是大刀、刺刀、长矛，去硬扛装备齐整的马家军骑兵主力。
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在石窝山开了最后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整个会场哭声一片。
陈昌浩宣布总部决定，剩余部队分编左右两个支队分散突围，徐向前和陈昌浩分头返回陕北向中央报告。
杜义德与副总指挥王树声被编入右支队，进入祁连山。
那时候，右支队加起来已经不剩多少人了。
进了祁连山，队伍越走越散，联系断了，人影消失了，一截一截地掉队。
第二天黎明，王树声从雪地里冻醒，回头一看，身边只剩二十来个人。
往后走，敌人追上来了，只能留几个战士断后掩护，队伍脱出去了，掩护的人无一生还。
渴了抓把雪吃，饿了嚼草根，困了随地打个盹，但不敢停太久，怕一睡不醒。
雪地里走路，还要派人轮流用树枝扫掉脚印，防着被人追踪。
食物完全断绝，捡到死马肉就是宝贝，野菜少的时候还互相让着，谁都不肯多吃。
拖到最后，有个战士撑不住了，在雪地里开枪自杀。
杜义德闻声赶去，捡起那几粒还带着余温的子弹，对剩下的人说：死比活容易，但是我们不能死。
就这样，一直到1937年农历端午节前后，这一路剩下的八个人走到了黄河边。
他们分成两批从不同渡口过河，杜义德顺利渡过，遇上了总部派来接应的援西军。
回到延安时，他二十五岁，身上只剩一条破裤子，人瘦得脱了相，走进延安城，没有人认得出这是个军事指挥员。
他去见了伟人。
伟人说，西路军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你打得很英勇。
杜义德蹲在地上，失声痛哭。
此后，他在抗大学习了两年多，1939年9月出来，去往八路军一二九师参加抗日战争。
在抗战期间，他担任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副校长、新编第四旅副旅长、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了百团大战，率部破击德石铁路及邯郸至大名段公路，连续打掉大批日伪军据点，晚年追忆往事时被问到抗战哪段时间最苦，他说"在冀南与敌人血战的那几年"。
解放战争爆发，出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政治委员，与老搭档王近山再度配合，成了刘邓大军里公认的军政黄金组合。
定陶战役，六纵担任主攻，歼灭对立武装四个多旅共一万七千余人，打完之后伟人连发三封电报表示肯定。
1948年秋冬淮海战役，他率部将对立武装黄维兵团四个军十一个师共十二万余人往西牵制，打打走走，走走打打，神出鬼没，把黄维兵团耗进了包围圈，再一层一层剥皮，最终将其全歼。
杜义德后来自己说，围歼黄维，是他一生打过的最痛快的一场仗。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在部队短暂休整期间，六纵政委杜义德敲响了邓小平的门，提出申请：回乡，为父报仇。
他把1930年父亲在黄陂被还乡团杀害的事，一字一句说了出来。
邓小平听完，没有迟疑，当场拍板批准，还特批了一挺机枪。
那个年代，机枪是稀罕物，轻易不外借。
杜义德带着一队战士绕道黄陂，把当年参与杀害乡亲、害死父亲的地主还乡团骨干一一揪出来就地处决，击毙百余人。
这件事在黄陂传开，乡亲们奔走相告。
但那一次，他到了黄陂，却始终没有踏进陈家咀湾的院门。
任务紧，部队不能久留，他远远望了一眼那个方向，跟着队伍走了。
母亲是否还活着，他不知道。
这个问题，他又压下去，再压了两年。
【四】1949年4月19日，傍晚五点，陈家咀湾
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正式改编为第二野战军，杜义德被任命为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同时兼任第十军军长。
大多数军长都是从纵队司令员里出来的，杜义德是从六纵政委改任军事主官，刘伯承称他"才兼文武"，这四个字在当时不是随便给的。
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在侧翼掩护主力，负责向塔耳以西的长轩岭方向推进布防。
4月19日，情报到位：长轩岭驻扎着对立武装整整一个团，地形险要，须当夜拿下。
杜义德当即完成部署。
部署完成，他做在下午五点多钟，他带着三名警卫员，骑马从姚集专程绕道陈家咀湾。
姚集到陈家咀湾，是绕路，不是顺路。
但他去了，在村子外围转了一圈，把儿时生活过的地方认了个遍，然后在一户低矮的农家小院前停下来，下马，叩门。
这个小院，他认识。
警卫员开口说明来意：军队借宿，打扰一晚。
门里有人应了，吱呀一声，门开了。
烛光从里面打出来，照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手里还攥着棉条，抬起头打量着门口的几个人，态度热情，招手让进屋。
杜义德走在警卫员身后，慢慢跨进门槛。
就在这一步跨进去的瞬间，他整个人定住了。
他认出来了。
二十一年没见，就站在三步远的地方，正在招手让他进屋。
他把帽沿压了压，低下头，跟着进了屋。
屋子里昏暗，一盏油灯。
墙上糊着发黄的旧报纸，角落里有一双磨破底的布鞋，灶台边摆着两个豁了口的碗，纺车停在窗边，棉条堆在篓子里，这些东西和他记忆里的样子差不了多少，只是母亲老了，头发几乎全白，腰弯了，走路比他记忆里慢得多，手上的皮肤像树皮一样粗糙。
母亲柳华山招待这几个军人进屋，拿出水来，热情地和他们聊天。
问从哪里来，去打哪里，仗还要打多久。
那一带是老苏区，见过部队，不怕，说话也随和。
聊着聊着，她开始说起家里的事。
说起了那个离家出去的小儿子，出去这么多年，一封信都没有，多半是已经不在了，每次想起来，总要掉眼泪……
杜义德坐在那里，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盯着摊开的军用地图，嘴上不动声色地配合警卫员应答。
他不是不想开口。
但他必须压着。
黄陂山区当时匪特和还乡团残余尚未彻底清除，地方政权还没完全稳固，当地百姓家里有红军亲属的，消息走漏，报复来得很快。
母亲靠着"儿子死了"这句话撑了二十年，就靠这一句话，她和大儿子杜义良才没有遭到更大的祸事。
眼下他若暴露身份，一个高级将领的亲属，等来的是什么，他心里清楚。
他开口了，说：大娘，我在延安见过您儿子，他一切安好，等仗打完就回来看您。
话说出口，他把一个只有家里人才知道的字眼悄悄嵌进了话里——是他小时候在家的乳名，不是常用的那个"三娃子"，是更私下的一个称呼，只有柳华山和几个最亲近的家人才知道，他把这个字嵌进那句话里，让母亲知道：说这话的人，不是随口编的，真的认识她儿子。
柳华山听了，眼圈红了。
她点着头，说：那就好，那就好，拜托你帮我给他带个话，叫他回来看我。
杜义德背过身，没有说话。
那一夜，他就在自己家的堂屋里，铺着行军毯，躺在那里。
隔着一道门，能听见母亲压低了声音哭，断断续续，不让外人听见，但他离得近，全都听见了。
天蒙蒙亮，四周还没有动静，部队还没有出发。
他轻手轻脚地起来，在屋子里最后转了一圈，把一样东西，悄悄压进了堂屋里装棉条的篓子最底下，压得严实，从外面看不出来分毫。
就这样，他带着三名警卫员，走出了那个院子，出了村口，消失在清晨的薄雾里。
直到整整两年之后，他再次踏进了这个院子——而当柳华山终于弄清楚那个人是谁、当她从柜子里把那样东西取出来交还给他的时候，她说出的那第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料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