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结婚纪念日那晚，沈武又裹着被子睡到客厅去了。
我数了数手机上的日历，整整八年。
他宁可半夜爬起来坐在沙发上发呆，也不愿挨着我睡。
我提离婚那天，他愣了半晌，最后只说了句“好”。
我气得浑身发抖，冲到衣柜前开始收拾衣服。
手往最底层一探，碰到一个牛皮纸袋。
抽出来一看，是协和医院的。
封面写着沈武的名字。
我翻开第一页，手指开始发颤。
01
纪念日前一晚，我就开始准备了。
去菜市场买了条鲈鱼，沈武爱吃清蒸的。
又挑了两根排骨，他喜欢糖醋口的。
超市里还买了瓶红酒，虽然我平时不喝，但想着日子特殊，总得有点仪式感。
沈武下班回来，看到满桌子菜，愣了一下。
“今天什么日子？”
“你忘了？”我端着汤从厨房出来，“结婚纪念日。”
他“哦”了一声，去洗手间洗了手，坐下就开始吃。
我坐在他对面，等着他说点什么。哪怕一句“辛苦了”也行。可他只顾着低头拨饭，筷子夹菜的动作又快又多，像是在完成任务。
我心里有点堵。
“沈武，”我叫他，“你就没话跟我说？”
他抬起头，筷子停在半空：“说什么？”
“今天是咱们结婚二十八周年。”
“哦，”他想了想，“那吃完饭我洗碗。”
我咬着嘴唇没吭声。他根本没明白我在意什么。
吃完饭他真的去洗碗了。
我坐在沙发上，听着厨房里哗哗的水声，心里翻来覆去地难受。
二十八年前嫁给他那会儿，他可不是这样的。
他会拉着我的手去看电影，会半夜骑自行车去给我买夜宵，会在我生日那天偷偷在枕头底下藏礼物。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
我想了想，好像是八年前。对，就是八年前。那年他突然就变了个人。
那天晚上，我洗完澡出来，穿了件新买的睡衣。浅紫色的，领口有点低，是我偷偷在网上挑的。沈武靠在床头看手机，我走过去躺下，胳膊碰到他。
他身子僵了一下。
“你往那边睡睡，热。”他说。
我没动。
“我睡了。”他关掉台灯，翻过身背对着我。
我盯着他的后背看了很久。黑暗中他的呼吸声均匀，可我明明感觉到他根本没睡着。我能感觉到他在装睡，胸腔里的那颗心跳得又快又急。
那一夜，我睁着眼睛到了天亮。
第二天早上，他起来做早饭。小米粥、煮鸡蛋、凉拌黄瓜，跟平时一样。我坐在桌边，看他忙前忙后的样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那只是开始。
那之后，他就再也没碰过我。起初我以为是累的，工作压力大，人到了中年嘛，总有些心有余力不足的时候。我安慰自己，等等，等等就好了。
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
他连我的手都不牵了。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半夜主动凑过去，抱住他的腰。
他一动不动地躺着，像是睡着了。
可我知道他醒着，因为我抱住他的那一瞬间，他的呼吸停了一下。
“沈武，”我小声叫他，“你是不是嫌弃我？”
他没说话。
“你是不是有别人了？”
他还是不说话。
“你倒是说句话啊！”我急了，声音都变了调。
他终于开口了：“睡吧，明天我还要上班。”
那语气，像在打发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我松开手，躺在床的另一侧，眼泪顺着枕头流了一片。他听见了吗？我不知道。他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就那么躺着，像是睡死了。
第二天早上，他依然准时起床做早饭。
小米粥、煮鸡蛋、凉拌黄瓜。
我看着那盘黄瓜，突然觉得恶心。
可我没说。
我什么都没说。
就像这八年来每一次那样，把委屈咽下去，把疑问憋回去，把眼泪擦干。
我以为忍忍就过去了，以为他总有一天会好的，以为我们还年轻，日子还长。
可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过去的。
到我提离婚那天，我已经忍了整整八年。
02
发现不对劲那会儿，我买了条新裙子。
记不清是第多少次了，我穿着那条裙子在他面前转了一圈，问他好不好看。
他头都没抬，说好看。
那个好看的语气，跟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模一样。
我彻底死心了。
后来我学会了一个人过。
买菜、做饭、看电视、睡觉。
日子像白开水，没滋没味，也死不了人。
只是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想，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那天闺蜜谢玉清来家里串门。她比我大一岁，也是个家庭主妇，嘴快心热。
“素珍，你瘦了。”她一进门就说，“脸色也不好看，是不是病了？”
“没事，”我给她倒茶，“就是最近胃口不好。”
“胃口不好？我看你是心里有事。”她盯着我，“跟我说实话，你跟沈武怎么了？”
我没吭声。
“你俩多久没那个了？”她压低声音问。
我愣了一下，脸上发烫。
“你别不好意思，”她摆手，“我跟我们家老吕也没以前多了，但好歹有。你俩呢？”
我咬了咬嘴唇：“不记得了。”
“多久？”
“八年。”
她手里的茶杯差点掉地上。
“八年？！”她瞪大眼睛，“你开什么玩笑？”
“没开玩笑。”
“那他外面有人了？”
“我不知道。”我低下头，“我查过他的手机、翻过他的衣兜，什么都没发现。他每天就是单位、菜市场、家，三点一线，准时得很。”
“那他就是不行了。”谢玉清一针见血，“男人不碰老婆，不是不想，就是不能。”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他以前也是这样的吗？”谢玉清问。
“以前不是，以前挺好的。就是从八年前开始，突然就变了。”
“八年前？”她皱起眉头，“他那个时候生过病没？做过手术没？吃过什么药没？”
“没有啊，”我摇头，“他身体一直挺好的，连感冒都很少。”
谢玉清想了半天，突然拍了下大腿：“要不要我帮你查查？”
“查什么？”
“看看他是不是在外面偷偷看病了。我有个表弟是开出租的，嘴严实，让他帮你盯两天。”
“盯梢？”我有点犹豫，“不太好吧。”
“你傻啊！”她瞪我一眼，“都八年了，你还蒙在鼓里呢。搞清楚总比憋死强。”
我想了想，点了头。
第二天谢玉清就给我打了电话：“我表弟说，你老公每周三下班后都去城南那边一条胡同，待半小时才出来。”
“那条胡同里有什么？”
“有个中医诊所。”
我握着手机的手指有点发麻。中医诊所？他去看什么病？
“诊所主攻什么的？”我问。
“我查了，专门治男性功能的。”
我挂了电话，站在厨房里半天没动。
锅里的水烧开了，蒸汽扑到我脸上，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就一个念头——他果然有事瞒着我。
可是，他宁可偷偷去看中医，也不肯跟我开口说一句？
我端着杯子坐在沙发上，越想越觉得难受。我们是夫妻啊，有什么不能说的？就算那方面不行了，我还能嫌弃他不成？
可他就是不说。
死也不说。
03
第二周星期三，我提前到了那条胡同。
中医诊所不大，门口挂着块褪色的红牌匾，写着“刘氏医馆”四个字。玻璃门关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看不清里面。
我坐在马路对面的包子铺里，要了碗豆浆，假装等人。
三点四十，沈武的电动车拐进了胡同。
他穿着灰色夹克，头发有点乱，看起来心事重重的。他在诊所门口停好车，左右看了看，然后推门进去了。
我盯着那扇玻璃门，手心里的汗把纸巾都浸湿了。
十分钟。
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
我有点坐不住了。刚想过去看看，门开了。
沈武走出来，手里提着个塑料袋。他低着头，步子有点慢，走到电动车前，把塑料袋小心地放进车筐里，然后用衣服盖住。
他骑上车走了，根本没往我这边看。
我等到他拐出了胡同，才起身走过去。包子铺老板娘喊我：“大姐，豆浆钱还没给呢！”
我连忙回去付了钱。
走出去老远，心里还在跳。那个塑料袋里装的是什么？药？方子？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接下来的日子，我变得疑神疑鬼的。
每天他下班回来，我都会偷偷翻他的包。
可他每次回来，包里除了一个水杯和一副老花镜，什么都没有。
我又去翻他的抽屉，翻他的枕头底下，翻他的衣兜。
什么都没有。
好像那天我看见的，只是我做的一个梦。
可我知道不是梦。那个星期三确实存在，那个中医诊所确实存在，那个塑料袋确实存在。
我只是找不到证据。
老太太开始频繁来家里串门。她是沈武的妈，今年七十六了，身体硬朗，嘴也硬朗。
有一回她来吃饭，沈武去厨房洗碗，她就坐在沙发上跟我说话。
“素珍啊，”她拉着我的手，“你跟沈武这些年，日子过得还行吧？”
“还行。”我说。
“那你怎么老是一副苦瓜脸？”她盯着我，“是不是嫌沈武没给你好日子过？”
“没有，妈，你多想了。”
“我跟你说，”她拍着我的手背，“男人到了这个年纪，精力难免跟不上。你别整天胡思乱想的，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我抬起头看她，心里突然有点发凉。她这话说得太巧了，像是专门来敲打我的。
“妈，”我试探着问，“你知道些什么吗？”
“知道什么？”她脸色不变，“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看你俩日子过成这个样子，心里着急。你别整天给他压力，男人在外面不容易。”
她走后，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窗外天已经黑了，路灯亮起来，昏黄的光照在客厅的地板上，像一摊凝固的旧油。我盯着那摊光看，脑子里什么也没想通。
那天晚上，沈武依旧睡在客厅。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起谢玉清的话——“男人不碰老婆，不是不想，就是不能。”
他是不能，还是不想？
这么多年，他到底在瞒什么？
我突然生出一个念头——直接问他。
第二天早上，他照常做早饭。小米粥、煮鸡蛋、凉拌黄瓜。
我坐在他对面，盯着他把鸡蛋剥开，一口一口地吃。
“沈武，”我叫他。
他抬起头。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他愣了一下，手里的鸡蛋停在半空。
“我能有什么事瞒你？”他说，“你别乱想。”
“我不信。”我说，“八年了，你八年没碰过我。你要是身体有问题，咱可以去看。你要是厌了我，你就直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
“没有的事。”他说，“我就是……累了。”
“累了八年？”
他没说话，低下头继续吃早饭。
我看着他的样子，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失望。他不说，打死也不说。我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除了憋屈，什么都没得到。
那之后，我决定离婚。
04
离婚是我自己提的。
那天晚上，我坐在餐桌边，面前摆着张离婚协议。我自己从网上下载的模板，填好了名字和日期，只等他签字。
沈武从公司回来，看到那张纸，愣了一下。
“这是什么？”
“离婚协议。”
他站在那里，手里还拎着菜。塑料袋勒进他的手指，勒出几道红印。
半晌，他说：“你认真的？”
“你看我像开玩笑吗？”
他把菜放在地上，走到桌边坐下。他拿起那张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房子归你，”他说，“存款也归你。”
“我知道，我写的。”
“那儿子呢？”
“儿子大了，他自己有主意。”
他放下纸，沉默了很长时间。
我坐在他对面，心跳得很快，好像在等一个判决。
我不知道他希望什么答案，但我知道，不管他说什么，我都不会再回头了。
“好。”他说。
我愣住了。
“你说什么？”
“好，我签。”
他站起来，去书房拿了支笔。他坐回桌边，在签名处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三个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像是在发抖。
然后他把笔放下，站起来，进了厨房。
我听见水龙头打开的声音，哗哗地响。他把菜洗了，开始切菜。刀落在案板上，一下一下的，很有节奏。
我看着那张签了字的离婚协议，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解脱？不甘？还是悲哀？
我不知道。
那天晚上，他做了三菜一汤。糖醋排骨、清蒸鲈鱼、蒜蓉青菜、番茄蛋汤。都是我爱吃的。
我坐在桌边，看着满桌子的菜，一口也吃不下。
“吃啊，”他说，“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夹了一块排骨，放进嘴里，嚼不出味道。
他坐在我对面，照样低头扒饭。跟以前每个晚上一样，只是我们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
窗外下起了雨，淅淅沥沥的，落在玻璃上，留下一道道水痕。客厅的灯昏黄，照在他的侧脸上，我看见他眼睛下面青紫一片，像是好几天没睡好。
他老了。我突然发现。
鬓角白了，眼角皱了，背也驼了。五十四岁的人，看着像六十多。
我低下头，继续嚼那口嚼不烂的排骨。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厨房里熬着一锅小米粥，盖着盖子，还是热的。桌上放着一碟咸菜，旁边压了张纸条：粥趁热喝。
我把纸条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那天晚上，儿子沈浩打来电话。
“妈，爸说你俩要离婚了？”他声音很急，“怎么回事？”
“我跟他过不下去了。”我说。
“为什么？爸不是挺老实的吗？又不抽烟又不喝酒，工资卡也交给你。”
“有些事你不懂。”我不想解释。
“那你也得跟我说个原因啊。你一句过不下去了就要离婚，我接受不了。”
“你接受不了我也要离。”我挂了电话。
挂了之后，我坐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发呆。
儿子的话一直在我脑子里转，“爸不是挺老实的吗”——是啊，他是老实，老实得像一堵墙，无论我怎么推，他都不动，也不倒。
可他为什么就不能跟我老实一次呢？
05
第二天下午，我开始收拾东西。
搬哪儿去还不知道。先找了个纸箱，把衣柜里的衣服一件件叠好放进去。儿子小时候的旧衣服不舍得扔，包在一个袋子里，放纸箱最底下。
手摸到衣柜最底层的时候，碰到了个硬邦邦的东西。
我以为是某件厚外套里忘了拿出来的衣架，拽了一下，没拽动。干脆把上面堆的衣服全搬出来，探进头去看。
最里面贴着柜板的地方，塞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
不是我的。
我没见过这东西。
我把文件袋掏出来，拍了拍灰。封口用白线绕了好几圈，缠得很紧。我解开线，抽出里面的东西。
三本协和医院的病历本。一叠化验单。一张CT片。
最上面那本病历本的封面，写着沈武的名字。
我整个人僵在那里。
手开始发抖。我翻开第一页，日期是八年前的十月份。
上面写着几行字。医生的字有点潦草，但我认得出来——“主诉：勃起功能障碍，器质性。”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建议神经内科会诊。”
眼眶突然热了。
我坐在地板上，一页一页地翻。
每一页都是不同的日期，前后跨度八年。
他每个月都去复查，症状一次比一次记录得详细，治疗方案也从吃药变成了打针，又从打针变成了理疗康复。
病历本的最后一页，夹着一张纸条。
纸条叠得很整齐，像是被人反复打开过。我展开来，看见上面写着几行字，是沈武的笔迹。
“别告诉素珍。她要是知道了，我连最后那点脸都没了。”
我盯着那行字，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那张纸上。
八年。
整整八年。
他一个人扛着这个秘密，一个人去医院，一个人吃药，一个人打针。他半夜爬起来，不是去卫生间自己解决，他是去看自己的药吃完了没有。
我坐在衣柜前，哭得浑身发抖。
我想起他这么多年做过的每顿饭，想起他每天早上给我熬的小米粥，想起他每个月准时交的工资卡，想起他每次想要靠过来又缩回去的手。
他爱过我。
他爱了我整整三十八年。
只是在最后这八年里，他用了一种我理解不了的方式来爱我。
06
我拿着病历本冲到协和医院的时候，太阳已经快下山了。
挂号窗口的大姐看了看那三本病历，又看了看我，问：“你是病人什么人？”
“老婆。”
“那你直接去找主治医生，”她递给我一张纸条，“神经内科，黄洋医生，周三下午的专家门诊。”
当天不是周三。
可我等不了。
我站在门诊楼大厅里，拿着那张纸条，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来来往往的人都绕过我，像绕过一尊雕像。
我听见电话响了，是谢玉清打来的，我没接。
儿子也打来了，我按掉了。
我找到神经内科的楼层。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护士站那边有人在说话。我走过去，问护士：“黄洋医生在吗？”
“今天不是他的门诊，他在住院部查房。”
“我有急事找他。”
护士看了看我手里的病历本，又看了看我哭红的眼睛，说：“你等一下，我去叫他。”
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手心里全是汗，病历本的边角都被我攥皱了。
十分钟后，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走过来。他戴着眼镜，个子不高，看起来五十岁左右。
“你是沈武的家属？”他问。
“嗯。”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你终于来了。”
我一愣：“你认识我？”
“不认识，”他摇头，“但沈武每次来，都会提你。他挂号时填的联系人，写的也是你的名字。”
“他……他这病，是不是很严重？”
黄医生在我旁边坐下：“神经性功能障碍这种病，说严重也严重，说不严重也不严重。主要是影响到夫妻生活。但器质性的问题，通过康复训练，是可以恢复到七八成的。”
“那他为什么……”
“你是想问，他为什么熬了八年都没好转？”黄医生叹了口气，“因为他的问题不止是器质性的。他还伴有严重的心理障碍。他总觉得这个病是治不好的，每次复查都问我‘会不会永远都这样’，我说不会，他就是不信。他把自己吓到了。”
我攥着病历本的手越来越紧。
“他心重，”黄医生说，“你跟他过了一辈子，应该比我了解。这种病人，最难受的不是身体，是觉得抬不起头来。他觉得，一个男人连那种事都做不了，还算什么男人？”
“可他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声音发抖，“哪怕他早说一年，我也不至于恨他这么多年。”
黄医生看着我：“他说，他宁可你恨他，也不愿你看不起他。”
“他父亲也是因为这方面的问题被母亲嫌弃，最后气急攻心，倒在了车间。”黄医生说，“他说他不想走他爸的老路。”
走廊里很安静。夕阳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墙上的“神经内科”四个字上，照出一片昏黄的光。我坐在长椅上，脑子里空白一片。
我想起他爸去世那年——沈武才二十五岁。
他妈来灵堂哭了几声，然后就走了，再也没来过头七。
厂里人都说她心狠，可沈武从来没说过他母亲不对。
“她有她的苦，我有我的命。”他当时这么跟我说。
我现在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他现在还在治疗吗？”我问。
“还在，”黄医生站起来，“他上周刚来复查过。恢复得不算快，但一直在进步。你如果愿意，可以带他来做个系统治疗。”
“我愿意。”我说。
黄医生点点头：“明天下午，我还在门诊。”
我站起来，朝他鞠了个躬。
“谢谢你，医生。”
“别谢我，”他摆摆手，“你们俩好好过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