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钱学森传》（涂元季著）、《我的父亲钱学森》（钱永刚著）、《蚕丝：钱学森传》（张纯如著）、《爱的咏叹调——蒋英传》、蒋英晚年口述采访记录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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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举国哀悼。
数千名各界人士自发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从早上开始就站着，站了很久，没有散开。
追悼会上，蒋英坐在前排，神情平静得让周围的人都有些不安——不是那种失神的平静，而是一种已经想通了所有事情的平静。
外人看这对夫妻，永远是一幅完整的图景。
钱学森是举国敬仰的"两弹一星"功勋，是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的那个名字；
蒋英是享誉中外的女高音歌唱家，是中央音乐学院教了整整45年的声乐教授，是被欧洲乐坛称为"欧洲古典艺术歌曲权威"的女人。
两个人青梅竹马，1947年在上海沙逊大厦成婚，此后相伴62年，几乎是那个年代被提起最多的伉俪典范。
然而，就在钱学森辞世前后，蒋英在一次采访中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愣住的话："我很可怜他。"
62年，从帕萨迪纳到中关村，从特米诺岛外焦急守候的那个傍晚，到西北戈壁那数不清个一去数月的消失——走到最后，她说的是"我很可怜他"。
蒋英当时给出了解释。
她说，钱学森这辈子喜欢美食，也做得了一手好菜，出去到一个新地方总要品尝当地特色，但她自己不会做饭，钱学森回国之后又长年奔波、没有时间自己下厨，两个人加在一块儿，结果是这个两弹元勋几十年里难得吃上几顿称心的饭。
"我很可怜他，因为我不会做美食。"
很多人听了觉得是老夫老妻之间的玩笑话，笑一笑就过去了。
但凡认真翻过这62年的人，都会知道，这五个字背后压着的，远不止一碗饭的遗憾。
【一】一个少年的转向，和他用一生去兑现的选择
1911年12月11日，钱学森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仁和，是钱均夫的独生子。
钱家在杭州有根基，钱均夫是教育家，博学而严谨，对独子的培养极为用心。
钱学森从小在北京长大，中学期间成绩优异，数理方面展现出罕见的天赋。
1929年，18岁的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最初读的是铁道机械工程专业。
那个年代，像他这样的有志青年走"实业救国"的路子是顺理成章的事——学好工程，替国家造铁路、造机器，这是一代人共同的想象。
但有一件事改变了他的方向。
1930年代，日本军机频繁出现在中国城市上空，上海的天空出现了一次又一次让人惊惧的轰鸣。
年轻的钱学森抬头看着那些带着"膏药"涂装的机翼俯冲而下，心里生出一个判断：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航空工业。
从那以后，他把目光从铁路转向了天空。
1934年，钱学森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毕业，当年即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
1935年9月，他从上海出发，乘"杰克逊总统号"轮船赴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
只用了一年，就拿到了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1936年秋，他转入加州理工学院，拜在世界力学大师冯·卡门门下。
这位匈牙利裔犹太人被称为"超音速之父"，是20世纪最顶尖的空气动力学家之一。
冯·卡门对这个中国学生的评价极高，认为钱学森的天赋在他见过的所有学生中名列前茅。
两人合作发表了多篇在国际学界产生深远影响的论文，共同建立的"卡门-钱学森公式"至今仍是空气动力学领域的重要基础理论。
1939年，钱学森获得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学和数学双学科博士学位，那年他28岁，已经是国际航空界公认的顶尖学者。
此后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之间辗转任职，1947年被聘为麻省理工学院正教授，是该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之一。
同年，他主持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执掌美国最顶尖的火箭推进研究机构。
二战结束后，他还以美国陆军航空兵上校身份赴德，参与审讯德国火箭科学家，亲眼接触了"V-2火箭"的技术细节。
那趟德国之行，他见到了"V-2火箭之父"冯·布劳恩。
彼时的美国军方对他的评价，流传极广的一句是：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所掌握的知识都相当于五个海军陆战师。
这话后来被反复引用，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句话说出来的那一刻，不是赞美，而是一道锁链的开始。
【二】两家世交，一段从幼年就开始的缘分
钱学森和蒋英的故事，比大多数人知道的要早很多。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和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是杭州求是学堂——即今浙江大学前身——的同窗好友，后来又一同东渡日本，一个攻读教育，一个钻研军事。
两人回国后都留在北京工作，两家往来甚密，情同手足。
蒋百里有五个女儿，钱均夫只有钱学森一个独子。
两家人曾约定：把蒋家一个女儿送到钱家做干女儿，将来如果做不成干女儿，长大了就嫁给钱学森。
蒋英于是幼年被送至钱家，由钱均夫收做干女儿，还专门取名"钱学英"。
两个孩子在同一屋檐下一起成长，一起念书，一起在院子里玩耍。
两家聚会时，年幼的钱学森和蒋英一起合唱过一首学堂歌曲《燕双飞》——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唱，竟预兆了他们相伴一生。
后来蒋英因思念亲生父母，回到了蒋家。
两个孩子各自踏上了截然不同的成长轨迹。
蒋英的天赋在音乐上极为突出。
1936年她随父亲蒋百里赴欧洲考察，1937年进入德国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1941年毕业后获柏林德国大戏院聘用，多次登台演唱，并与德国"德律风根"唱片公司签订了长达十年的出版合同。
后来她又转赴瑞士路桑音乐学院深造，1944年毕业，1946年12月回国。
回国后次年，1947年5月，她在上海兰心大剧院举办归国首场个人独唱音乐会，引起广泛关注。
也就在这前后，钱学森回国探亲，在上海再度遇见了蒋英。
两家父亲的旧约定，就这样在1947年的上海兑现了。
婚礼定在1947年9月17日下午6点，地点是上海沙逊大厦，即今天的和平饭店。
钱均夫亲自主持，宣读手写婚书"鸳鸯谱"，弹《婚礼进行曲》的是蒋英的邻居、当时才17岁的钢琴家周广仁。
蒋英嘱咐用门德尔松版本，不要瓦格纳的。
进场时，别家新娘小碎步款款而来，蒋英大踏步走了进来。
伴郎是钱学森的好友范绪箕，连结婚礼服都是他帮忙租的。
婚后钱学森先行返美，蒋英随后跟去。
就在她出发前，意大利一家大型歌剧院向她发来演出邀请。
为了钱学森，她回绝了。
那是她后来为他放弃的很多事里，最早的一次。
【三】帕萨迪纳的平静，和1950年夏天那场改变一切的风暴
在美国的头几年，日子过得还算充实。
两人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家里陈设简单，但有一架钱学森专门为蒋英买的斯坦威大三角钢琴，摆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
1948年，儿子钱永刚出生；1950年6月26日，女儿钱永真在帕萨迪纳出生。
两个孩子的到来，让这个异国小家有了真正的烟火气。
钱学森在业余时间喜欢听音乐，常去听洛杉矶交响乐团的演出，自己也懂乐理。
蒋英后来回忆，那段日子两人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钱学森还喜欢画水彩，笔触颇为细腻。
工作之余，家里有钢琴，有绘画，有孩子——那是他后来数十年再也没有重复过的日子。
1950年夏天，这一切戛然而止。
麦卡锡主义横扫美国，联邦政府大力推行"忠诚—安全审查"。
钱学森因为早年参加过朋友威因鲍姆家里举办的社交聚会，这些聚会后来被联邦调查局认定与共产党外围组织有关，而被列为审查对象。
1950年5月18日，美国三军人事安全局召开秘密会议专门讨论"钱学森案"；
6月6日正式吊销他的涉密研究许可证。
许可证没了，等于科研路被切断。
钱学森当即向加州理工学院提出辞职，着手准备回国，雇了搬家公司打包了家里的钢琴、书籍、床上用品、乃至一台洗碗机，准备用船托运回中国。
货物在海关被截下来了。
打包运走的文件里，有几箱标注了"机密"或"绝密"字样的技术资料。美国海关据此申请了搜查令，移民局随即发出逮捕令。
1950年9月7日，移民局两名特工敲开了钱家的门。
开门的是蒋英，她手里抱着刚满三个月的女儿钱永真。
钱学森神情平静，跟着特工出了门。
他被押送到距洛杉矶数十里之外的特米诺岛拘留所。
那是蒋英和钱学森分开的第一夜，她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手里还抱着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身边还有一个两岁的儿子。
【四】特米诺岛的15天，和蒋英接回来的那个他
蒋英此后多次在采访中描述过那15天的细节。
那间牢房是单独关押的，阴暗潮湿，铁栏窗户。
24小时都有探照灯直射进来，不分白天黑夜。
守卫每隔10分钟打开一次沉重的铁门，伸头进来查看，铁门声音极重又刺耳，一夜要响上百次。
白天被轮番审讯，夜里无法睡眠。
和他关在一起的大多是说西班牙语的墨西哥越境者，语言完全不通，15天里他几乎没有和任何人说上一句话。
就连导师冯·卡门从巴黎专程打来的电话，他也不被允许接听。
被关押第10天，蒋英才被获准上岛探视一次。
她后来说，进入那座岛时，看到四周围墙高耸，铁丝网通着电，里里外外警卫森严，气氛压抑。
见到钱学森，她旁边有卫兵盯着，只能轻声说一句："该办的事情都办妥了，还有两三天就可以接你回家了。"
保释金是1.5万美元。
这笔钱放在当时不是小数目——相比之下，保释一个普通犯人也不过2000美元，这笔钱是对钱学森的有意刁难。
蒋英四处奔走，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李·杜布里奇和冯·卡门教授倡议募捐，师生们凑齐了这笔钱，钱学森才得以被释放出来。
1950年9月22日，蒋英去特米诺岛把他接了回来。
回到家里，钱学森一言不发。蒋英问他什么，他只是点点头，或者摇摇头。
蒋英明白了——他失声了。
15天，他的体重掉了整整15公斤。
后来他缓过来，才将那15天里的遭遇告诉了蒋英：探照灯24小时直射，每隔10分钟士兵打开铁门检查，不准和任何人交谈，白天不间断审讯，夜晚完全无法入睡。
那段时间里，他甚至出现了短暂的幻听症状。
保释之后，美国司法部并未就此了结，随即启动了四次正式听证会，从1950年11月25日到1951年4月16日，历时近半年。
假释期间，钱学森每月必须亲自前往洛杉矶移民局登记报到，信件和电话受到全面监控。
他实际上处于行动受限的状态，既无法从事涉密科研，也无法离开美国。
就是在这种处境下，他写完了《工程控制论》。
书稿完成，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他后来说："当时并没有想到建立新学科，而是为避开美国方面的追踪和迫害。那时我还很年轻，虽然痛苦，精力还很充沛，我不能消沉。我必须积累知识，随时准备返回祖国。"
这五年里，蒋英撑起了整个家。
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一次次应对特工的登门，独自处理家里所有事务。
他们租住的房子每次都只签一年合同，随时准备离开；那些被扣押的八箱资料，他们再没有打开过，就那么放着，等有一天能带走。
有时候，两个人会用吉他和竹箫合奏——那架斯坦威钢琴已经被没收了——用音乐疏解那些压在心里无处安放的东西。
1955年6月，被困五年的钱学森想到了一个极其隐秘的传信办法。
他写了一封信，写在一张香烟纸的背面，信封上的地址，是蒋英用左手模仿孩童笔迹写的，寄给了蒋英远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
信上写："被美国政府扣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
这封信辗转送到了国内，最终成为推动外交谈判的重要证据。
1955年8月4日，美国司法部正式签署同意钱学森回国的通知。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四口——他和蒋英，6岁的儿子钱永刚，5岁的女儿钱永真——乘坐"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到国土。
从罗湖下船到过海关大门之间，有一段300米的大桥。
蒋英在那段路上，做好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丈夫的准备。
那架被没收的斯坦威钢琴，是蒋英在出发前据理力争一直交涉到最后时刻，才让它跟着一起带了回来。
而美国没收的那八箱资料，终究没有还回来。
那些东西，从此只存在于钱学森的脑子里。
回国之后，那个举世仰望的钱学森，开始了此生最漫长的一段燃烧。
而从那一天起，蒋英看着他，看了整整五十年，也在心里替他承受了整整五十年，直到钱学森去世那天，外界才第一次知道，这五十年里，一些从来没有公开说过的事情，在这对夫妻之间到底意味着什么——
而那些事，也是蒋英晚年那五个字真正说不尽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