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1947年7月15日至16日，汪曾祺连续两次给沈从文写信，诉说自己“被一种难以超越的焦躁不安所包围”，“现在有的只是全无意义的声音，不祥的声音！”
这自然不单指信中所谓“我似乎真教隔壁这些神经错乱的汽车声音也弄得有点神经错乱”（十几天前完稿的小说《绿猫》开头也大肆渲染“三轮车”和“汽车们”的噪声对“我”的侵扰）。好在这封信的下文很快就暗示交通工具的噪声引起的不安只是一个引子，所谓“不祥的声音”乃是因为汪曾祺看到“上海的所谓文艺界，怎么那么乌烟瘴气！”这种才子气十足的抱怨都是概乎言之，并无确切所指，顶多属于彼时汪曾祺道听途说的“有人”的“声音”。
汪曾祺这两封信唯一明确提到对自己文学活动有所不利的人，只有时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西南联大老同学刘北汜。“刘北汜去年九月有两稿，迄无下落。他偶尔选载我一二节不到千字短文，照例又不寄给我。”刘北汜和汪曾祺关系冷淡，在当时一些钦佩汪曾祺的“小作家”圈中似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他们愤愤不平，“说我们是同学，他不应太用力压我稿子。极为我不平。我倒知道他不喜欢我文章——也不喜欢我这个人。”
但汪曾祺并未交代他和刘北汜究竟如何关系紧张，也未提供刘北汜从文学角度对他说三道四的具体内容。上海时期汪曾祺至少经刘北汜之手在《大公报》发过三篇小说（《磨灭》《庙与僧》《醒来》），三篇散文（《蔡德惠》《歌声》《背东西的兽物》），不多也不少。三篇小说均为头条。散文《背东西的兽物》也是作为头条发表于上海《大公报》“星期文艺”。汪曾祺说刘北汜压他的稿子，实在证据不足，所以在给沈从文的第二封信中，他又后悔不该对刘北汜“说了些很卑下市井气的话！”
但刘北汜、汪曾祺的私人交往确实相当稀疏。上世纪40年代后半期二人同在上海，并未留下频繁走动的记录。刘北汜与许多初识者倒是一见如故。比如“七月派”青年作家贾植芳携妻子任敏1946年夏辗转来到上海，不久便遭牢狱之灾，但贾植芳在沪上短暂逗留期间，很快就与一班青年文艺家如黄永玉、余所亚、韩尚义、尚丁以及西南联大出身的方成、刘北汜等交成莫逆。刘北汜还让贾植芳结识了出版人韦丘琛，并帮助贾植芳编出小说集《热力》（署名“杨力”），作为刘北汜主持的“工作文丛”之一，由韦丘琛的中兴出版公司后身“文化工作社”于1949年6月出版。1948年底贾植芳出狱，为逃避再次被捕而秘密离开上海转赴青岛，临行时刘北汜见贾植芳穿得单薄，还脱下自己的呢大衣给贾植芳。
相较于刘北汜与新朋友贾植芳如此热络的交往，他和老同学汪曾祺当时的关系真可谓过于冷淡了。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刘北汜很少混迹于汪曾祺在沪期间有限的交友圈，却经常现身在对汪曾祺并不以为然的青年作家群。作家丰村是韦丘琛前后多个小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1948年4月至6月为韦丘琛的“新丰出版公司”主持过三期《同代人文艺丛刊》，其中就有署名“上官雨”的文章激烈批评汪曾祺《鸡鸭名家》。刘北汜虽无文章见于《同代人文艺丛刊》，但他和丰村一样都是韦丘琛的特约编辑，且与当时围绕丰村、吴峤夫妇周围的一群左翼激进青年作者过从甚密。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忆及西南联大师生文艺社团之一“冬青社”的文章中，刘北汜和汪曾祺基本上都屏蔽对方。刘北汜八九十年代回忆他和汪曾祺共同的师长及文学前辈如朱自清、李广田、沈从文、巴金的文章，也刻意规避“复出”之后已然如日中天的旧时同窗汪曾祺。
若说汪曾祺、刘北汜在文学观念和文学趣味上“素不相能”，倒也无需提供什么特别的证据。上世纪40年代后期刘北汜、汪曾祺小说创作风貌迥乎不同，大可一望而知。
其实小说家汪曾祺不仅迥异于刘北汜，也迥异于“崇拜”他的“二三小作家”（如王湛贤、韦芜、单复等）。甚至可以说在40年代后期短篇小说家群体中，汪曾祺的创作量虽然并不大，却正如《华美晚报·新写作》所言，特别注重“文字的新的运用”。在这方面他几乎独步一时，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差可比肩的或许只有专写历史小说的李拓之，但汪曾祺、李拓之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小说领域。
因此在上世纪40年代后半期文坛，赞赏汪曾祺的固然不在少数，“不喜欢”他的也绝非只有刘北汜一人。
原标题：《郜元宝：“他不喜欢我文章——也不喜欢我这个人”——补记“汪曾祺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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