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很多规则必须尽早建立

“这是首份从金砖国家与全球南方视角就这一议题出发的报告。”

“这份白皮书的价值，不在于它给出了多少结论，而在于它把来自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能源禀赋、不同治理传统的各种判断，第一次带到了同一谈判桌上让大家探讨。”

7月初，由金砖国家三个大国的重要智库——国家高端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俄罗斯自然与人民基金会、印度帕勒基金会联合撰写，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环境动态联盟支持的《人工智能与环境白皮书》，在联合国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发布。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和俄罗斯自然与人民基金会总干事谢尔盖·雷巴科夫在序言中，共同提出了对这份报告的期许，也将全球南方带入了人工智能治理这个以往由欧美主导的话语体系，开辟了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讨论空间。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观察者网对话张维为和谢尔盖·雷巴科夫，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环境影响的关联，以及全球南方在这场全球治理变革中应当拥有的话语权与发展方向。

【对话/观察者网 郑乐欢，整理/吴菲 赖海军，编辑/小婷】

全球南方要参与全球AI治理

观察者网：《人工智能与环境》这份白皮书，首次从全球南方的视角系统论述了人工智能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打破了过去主要由美欧主导AI治理话语的局面。您怎么看待全球南方声音在AI治理中的重要性？另外，从全球南方的视角来看，当前AI治理中最突出、最值得关注的不公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维为：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7月6日，联合国在日内瓦首次召开了人工智能全球对话；这次在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举办了高级别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会议。这两个重要会议都集中在7月份举行，说明了什么？说明大家都意识到，人工智能治理已经到了一个不得不谈、必须认真面对的时候了。

2026年7月6日，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现场致辞。 新华社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为什么过去人工智能治理的很多规则、标准和话语权，都是由西方少数国家主导，而现在全球南方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这次我们到日内瓦参会，对这个问题就讨论得很充分。美国实际上并不愿意谈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因为我们讲治理，强调的是把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惠及全人类的全球公共产品来看待，但美国并不愿意提这一点。

美国整个人工智能战略，就是要保持它的绝对优势，包括芯片优势、大模型优势、软件优势，方方面面都要由它主导。同时，它希望借此获取巨大的利益，把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战略武器来看待。

欧洲到现在仍然强调，人工智能治理需要体现European Values（欧洲价值观）。但这个“价值观”就有问题了。过去，欧洲打着价值观的旗号，推动了很多事情，导致一场接一场的“颜色革命”。

所以，我们认为人工智能治理应该摒弃西方把一切问题都政治化的做法，强调人工智能向善、以人为本。这既是中国的理念，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共同认可的理念。

环境问题也是一样。我们这次发布的这份报告，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是全球第一份来自全球南方国家、聚焦人工智能与环境这一主题的报告。我们的讨论范围，比西方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要广得多。西方更多聚焦于低碳、制定各种标准，而我们的视角更加全面。

我们关注的是人工智能的全过程、全生命周期。从关键矿产资源的开采，到芯片制造，再到大模型训练、算力中心和数据中心建设，一直到最后电子产品和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我们认为每一个环节都与环境密切相关。

因此，我们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人工智能与环境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我们的答案是，要努力让人工智能成为环境的朋友，实现可持续的人工智能发展。报告中也介绍了中国、俄罗斯等金砖国家在这方面的实践和探索，目前来看，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观察者网：这是首份从全球视角探讨人工智能与环境关系的报告，打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人工智能治理上的垄断地位，您对此怎么看？

谢尔盖·雷巴科夫：为何将全球南方的声音纳入人工智能领域的环境治理如此重要？首先，全球南方在所有与环境实践和治理相关的事务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在各项议题上拥有重要的发言权。

在环境领域，联合国共有三项主要公约：第一项是关于气候变化的公约，我们都知道气候变化问题极为严峻；第二项是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约，而全球南方国家凭借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在这一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三项则常被人们忽视，实为重中之重，因为它涉及土地荒漠化与土地退化问题。这三项公约不仅对全球南方地区至关重要，对整个世界都具有深远意义。

当我们开始研究人工智能及其相关领域时，我们就认为必须制定一份规范性文件来推动工作进展。而这份文件旨在全面涵盖所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议题及现行行业惯例。尽管去年已经发布了首份关于人工智能与气候变化的报告，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物种鉴定等议题仍未纳入讨论范围，而且尚未获得充分重视。为此我们需要科学界、专家团队、社区组织以及产业界的共同参与。

因此，基于我们关于人工智能与环境的论文，我们试图将其作为未来发展的第一步。几周前，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宣布了一项名为“AI环境透明度倡议”的计划，旨在推动科技企业在环境保护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并公开其在全球环保领域的贡献与成果。

我们的报告不仅关注全球南方国家，还邀请了四家机构作为本白皮书的主要合作伙伴：来自中国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俄罗斯自然与人民基金会、印度帕勒基金会，以及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环境动态联盟支持。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杰弗里·萨克斯教授为白皮书写了序言。因此，参与该文件制定的机构包括俄罗斯、中国、印度、美国乃至联合国，其目标涵盖全球范围而不仅限于全球南方国家。

关注AI全生命周期中的环境问题

观察者网：白皮书中也提到，人工智能对环境具有明显的“双刃剑”效应，既可能带来新的环境压力，也能够成为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工具。中国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在加快绿色能源转型。您认为，在实际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如何平衡AI产业扩张与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关系，实现两者协同发展？

张维为：实际上，现在全世界普遍认为，人工智能领域真正的两个超级大国，就是中国和美国。当然，我们自己不这么说，但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看的。无论是应用规模还是技术水平，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位置。

和美国相比，有的领域他们更强，有的领域我们更有优势。很多人把中美人工智能竞争比作一场马拉松，而中国人工智能界总体上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不担心，也不害怕这样的竞争。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积累了更多关于人工智能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实践经验。

比如，我们是世界上较早通过正式文件提出“人工智能向善”理念的国家，强调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这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也明确支持可持续的人工智能发展，这本身就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大量实践。比如，我们布局建设了全国八个算力中心，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把更多算力部署到西部地区。为什么？因为西部新能源资源非常丰富，而算力中心又是高耗能设施，所以我们把计算任务更多放到西部，直接利用当地的绿色能源。

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甘肃）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展示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东数西算”工程规划及建设推进情况。 新华社

此外，西部地区气候条件也具有优势，气温较低，很多地方可以利用自然冷却，大幅降低数据中心的散热成本。相比在上海这样的城市运行算力中心，能耗和成本都更低。

把我们新能源富裕的地方变成算力中心，来服务于整个国家，服务于东部。这些安排都充分考虑到环境因素，并且创造了很好的效益，这种经验的总结对全世界都是有意义的。

观察者网：白皮书中对比了中国、美国、欧盟、印度和俄罗斯这五个国家的监管体系。您认为，在人工智能与环境治理领域，各国共同存在的最大盲点是什么？

谢尔盖·雷巴科夫：我们从去年年底着手研究这一议题，注意到目前鲜有人讨论人工智能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虽然关于人工智能与医疗健康、金融服务及教育等领域存在诸多议题值得探讨，但环境问题似乎并未成为讨论的核心议题。

因此我们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坐在桌边，要么就在桌上成为一道菜。当时，环境就是那道“菜”。正因如此，所有人都必须意识到，若忽视环境因素，忽视从原材料开采开始，经过土地利用、电力使用、水资源使用、生物多样性问题、气候问题，再到废弃物、电子废弃物和实体废弃物的全过程，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人工智能虽然是造福全球的卓越工具，但其应用必须由全球南方国家及世界各国政府审慎决策。毋庸置疑，人工智能正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具物理属性的技术，因为数据中心本身具有实体结构，需要消耗实体电力、水资源并占用实体土地。我们必须从源头上就采取正确措施，确保其得到恰当且精准的管理。

观察者网：张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比较关注AI带来的能耗问题，但对水资源消耗、电子废弃物等议题关注相对不足？

张维为：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AI的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了。7月初我们在日内瓦开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提到，互联网从起步到拥有十亿级用户，大概用了十几年时间；而人工智能达到同样规模，仅仅用了两年左右。也就是说，它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监管规则制定的速度。

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推进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很多规则必须尽早提出来、尽早建立。如果不这样做，一些必要的制度和标准迟迟不能形成，将来就可能带来很大的问题，包括对环境造成新的损害。

好在中国一直有编制五年规划的传统，对很多事情都提前进行了规划。过去，我们未必是从“人工智能与环境”这个角度来叙述，但实际上很多政策本身就已经体现了这样的理念。比如前面提到的“东数西算”工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考量，也是推动绿色算力发展的重要举措。

所以，我认为，中国已经做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探索，可以说是在为全球形成新的治理标准积累经验。某种意义上讲，这次在上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也是为了推动相关规则和标准的制定。这些标准不仅中国需要，全世界都需要。未来，如果有些国家始终不愿参与这样的国际规则建设，最终被边缘化的，很可能就是它们自己。

观察者网：俄罗斯计划在未来20年内将核电装机容量增加至38个核电机组。请问，这一能源战略将如何影响俄罗斯在人工智能与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方向？在您看来，其他国家尤其是全球其他能源供应国，能否借鉴俄罗斯或中国在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供电方面的经验？

谢尔盖·雷巴科夫：对于数据中心而言，核能绝对是不可或缺的能源选择。单是能源消耗这一项，我们就必须精明地选择其来源，而核能无疑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

我们认为核能属于新型可再生能源。俄罗斯在这方面正与中国一样投入大量精力研发，中国同样将核能作为绿色能源加以广泛应用，并在技术决策与解决方案方面持续创新。因此我们提出，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应聚焦于小型核反应堆。这类设备可在全球范围内为数据中心提供专用能源支持，并非仅用于上海、莫斯科等全球性大城市的大型设施，而是部署在需要技术支持、人工智能应用或特定技术解决方案的关键场景中。

徐大堡核电站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其3号、4号机组在中俄两国领导人见证下开工。图为徐大堡核电站3号机组关键设备从俄罗斯起运。 新华社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相互学习，因为世界上许多事情唯有通过实践才能掌握。我们需要明确哪些做法是有效的、哪些方式最为理想，并将这些全球最佳实践应用于本国发展，既造福本国也惠及全球。尤其是从非洲到拉丁美洲的全球南方国家，更能够为这一进程贡献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知识财富。

正因如此，我们强调必须团结各方力量，邀请并凝聚产业界、专家、社区代表、学术界与科研人员共同协作，形成合力推进相关工作。同时，我们也呼吁环保人士齐聚一堂，就这一议题展开深入讨论。这至关重要，因为唯有携手合作，我们才能找到那些单凭个人之力难以实现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共同应对挑战。

人工智能，“以人为本”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以人为本”这一理念。我想进一步请教的是，中国所倡导的这种人工智能治理路径，与西方的治理理念之间似乎存在一定差异。您认为，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维为：就是以人为本。比如，为什么我们的DeepSeek从一开始就决定开源？它背后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认为人工智能应该是一种公共产品，应该让每一个村庄、每一个人都能够用得起这样的人工智能。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以人为本、天下为公。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工具，本身就是一种公器，应该服务于全社会，而不是只服务于少数国家、少数企业或者少数人。

我刚才提到，我们正式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是全球首个国际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落户上海，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这个组织秉持的也是“一带一路”倡导的原则——共商、共建、共享。也就是说，有事情大家一起商量，一起建设，发展带来的成果也由大家共同分享。

我认为，这样的机制才是可持续、可运行的。我们提出以人为本，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一种价值追求，同时也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正因为如此，它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观察者网：这份白皮书由来自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专家共同撰写，体现了金砖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与环境保护领域的深度协作。金砖国家与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国家在这些问题上能产生怎样的共鸣？他们又能共同达成何种制度创新共识？

谢尔盖·雷巴科夫：首先必须明确一点：环境和人工智能都是没有国界的。这意味着，当我们谈论环境，或者谈论像人工智能这样令人惊叹的新技术发展时，我们可以忽略具体国家的边界。它是全球性的，是面向所有人的，是为了全球公益。所以，当我们想把环境和人工智能联系起来时，我们必须着眼整个世界，并努力连接所有人，以实现全球福祉。

我们决定将这份白皮书作为迈向目标的第一步。我们的核心理念是汇集全球范围内可借鉴的最佳实践，而这些经验无疑已在俄罗斯、中国、印度、美国及欧洲等国家得到广泛应用。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交流这些案例，我们可以总结其中的成功经验，并反思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

展望未来世代的发展需求，我们希望通过这份白皮书延续这一长期对话机制。因此，在探讨人工智能议题时，我们不应局限于一年、两年或五年的时间框架，而应着眼未来20年、30年乃至50年的发展趋势，深入思考这项技术将如何演进。

未来五年，人工智能环境治理领域的新发展

观察者网：白皮书指出，AI与环境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一个治理问题。展望未来五年，您认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最迫切需要推动哪些改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以及金砖国家又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张维为：金砖国家当前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我认为，我们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合作意愿，也开展了不少具体合作项目。工信部有关机构提到，目前金砖国家合作已经惠及上千家企业，这说明合作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效。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合作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我个人认为，是跨境数据使用规则和标准的协调问题。因为每个国家都强调数据主权，所以需要共同探索更多可行的方案，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合作。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主旨讲话中提到，要“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先从具体项目入手，推进务实合作，而不一定一开始就设想由整个金砖国家共同建设一个覆盖十几种语言的大模型。这样的目标当然很好，但在数据、认证、标准等方面，目前还存在不少需要协调的问题。

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完全可以开展很多具体合作，比如AI赋能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这些领域都有大量项目可以推进。这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听了很多案例，都觉得非常精彩，而且都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行性。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通用具身智能”成为展会热点。图为一台机器人从货架上取出一瓶饮料，模拟销售场景。 新华社

现在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就是借用了国际政治中的“联邦制”思路。这里所说的“联邦制”，并不是改变国家主权，而是各国继续保留各自的数据主权，同时在此基础上开展广泛合作。

比如，现在提出的就是一种“联邦式模型”。也就是说，各国的数据仍然保留在本国境内，数据主权不发生变化，但模型可以跨境协同，在不直接共享原始数据的前提下完成训练和应用。实际上，开源模式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各国可以基于开源大模型，结合自身数据，构建符合本国需求的大模型，更好地解决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

我觉得，美国现在对中国这种模式多少是有些担心的，尽管它仍然坚持所谓“小院高墙”的做法。我看到《经济学人》杂志有一篇评论，大意是说，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未来可能形成一种局面：美国拥有美国自己的AI市场，而世界其他大部分市场则更多采用中国的AI。换句话说，美国反而有可能把自己边缘化。因为从经济竞争力来看，如果和DeepSeek等中国大模型相比，美国很多产品的成本高出十倍、二十倍，但实际效果并没有那么大的差距。所以，从长期来看，我个人还是更看好中国的发展模式。

观察者网：您对未来的人工智能治理有何期待？假设展望未来五年，人工智能环境治理领域最亟须哪些变革？

谢尔盖·雷巴科夫：首先，我们必须开始就此展开讨论。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正式启动了一项重要倡议，为各方提供了新的平台，让大家能够坐下来共同探讨、明确重点方向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因此，我们需要在即将举行的各缔约方会议上提出这些问题。首次会议将于8月在蒙古举行，议题涉及荒漠化问题；第二次会议将于10月在亚美尼亚召开，议题包括生物多样性；第三次会议则将于11月在土耳其召开，围绕气候变化议题。今年我们还需要在定于12月于阿联酋举行的联合国水事会议上提出这一议题。我们必须持续关注并推动这些议题的讨论进程。

我们已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确认，将为明年5月在纽约举行的下届人工智能全球对话会准备专题报告，即《2027年白皮书》。其中整合历次缔约方会议及联合国水事会议的成果，系统梳理关键议题、专家共识及推进路径。该议题具有全球性意义，关乎全人类共同利益。我们呼吁各方团结协作，共同寻求解决方案、明确后续行动方向，并将建议提交政府以确保政策实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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