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祥松｜灯影下的人

我总疑心，我们所住的地方，并不缺太阳，只是有人欢喜把窗纸糊得很厚。

太阳自然还是太阳，然而落到屋里，便只剩下一层灰黄的颜色。

人在这样的光里住得久了，也渐渐忘记外头原来还有四季。

于是，总有人问：如今是不是一个最平庸的时代？

我却不敢忙着点头。

因为翻开旧纸堆，便知道，世上真正值得称道的年月，本来就并不很多。

历史仿佛是一条极长的夜路，中间偶然有人点起一两盏灯，于是后来的人便误以为整条路都是亮的。

其实灯与灯之间，相隔着极长极长的黑暗。黑暗并不新鲜，灯火反倒罕见。

古人喜欢把过去说成黄金时代。

后来的人又喜欢把更早的过去说成黄金时代。

于是，黄金时代便永远在昨天，今天总是不如昨天，明天又一定会怀念今天。

这倒像村里的老人，总说年轻时米香，水甜，月亮也比今日圆；可是若真把他送回去，他大约也未必愿意。

这并不是因为今天格外坏，而是因为人的记忆，向来肯替时间梳妆。

然而，若只说这是记忆的把戏，也未免太轻巧了。

真正叫人害怕的，并不是贫穷，也不是落后，而是一种极缓慢的沉睡。

一个社会若贫穷，它还会想着富；若战乱，它还会想着安；若饥饿，它还会想着粮食。

唯独一种沉睡，是最安静的。

人人照常吃饭，照常说笑，照常称赞，照常鼓掌，甚至照常庆贺。

只是脑子里的东西，一天天薄了，眼里的疑问，一天天少了，嘴上的答案，一天天多了。

这样的时候，人是不觉得自己睡着的。

睡着的人，还会梦见自己很清醒。

于是，书越来越厚，思想越来越薄；话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少；仪式越来越盛大，创造却越来越稀少。

有人把这样的景象叫作安定。

我却觉得，更像是一池没有风的死水。

死水最大的本事，不是发臭，而是让人忘记河流本来的样子。

人若一辈子没有见过海，便会以为池塘已经足够辽阔；鸟若一辈子住在笼里，也会相信天空不过如此。

可天空终究不是笼子的形状。

因此，我每逢见到有人争论：“如今是不是最坏的时候？”便忍不住发笑。

最坏，哪里这样容易？

历史上的坏，并不是一天两天；它往往长得足够让几代人都误以为那便是天经地义。

孩子生下来，看见父亲低着头，于是长大以后，也低着头；孙子又看见祖父低着头，于是便以为，人原来就是这样走路的。

他们不是不想抬头。

只是没有见过别人抬头。

于是，最可悲的并非锁链，而是忘了自己原来可以没有锁链。

我曾见过乡间拉磨的驴。蒙着眼，绕着石磨，一圈又一圈。

它以为自己走了很远，其实不过仍在原地。偶然有人把蒙眼布揭去，它反倒惊慌，不知该往哪里走。

许多时代，也像这头驴。

它们并不是没有力气，只是不知道力气应当用来走向何处。

因此，真正的平庸，并不是没有英雄。

真正的平庸，是人人都觉得，不需要英雄，也不需要思想，只需要一个标准答案。

标准答案，是一种极省力的东西。

它替人思考，替人判断，替人愤怒，替人欢喜。

于是，人只剩下一件事情：重复。

重复的话，说久了，便像真理；重复的动作，做久了，便像传统；重复的人生，活久了，便像命运。

然而，真理不是回声。

传统也不是复印。

命运更不是抄写。

我想起古时候有人刻木为鱼，挂在梁上，说是年年有余。后来的人竟真的忘了鱼原来是在河里游的。

文化若只剩摆设，也便成了梁上的木鱼。

它不会游泳，只会积灰。

所以，一个民族真正衰老的时候，并不是诗人死了，不是学者少了，也不是书店关门了；而是人人都相信，世界已经没有新的问题。

没有问题，自然也无需答案。

没有怀疑，自然也无需思想。

没有思想，自然也无需文化。

于是，文化便像一株被移进暖房的老树，枝叶依旧，花纹尚在，只是不再开花，也不结果。

看的人还夸它苍劲，其实根已经很久没有碰过真正的泥土。

然而，我终究不肯绝望。

因为历史还有一个脾气，是所有写史的人都不大愿意承认的。

越漫长的黑夜，越容易让人误以为天永远不会亮；可天亮的时候，却常常没有人能够预告。

第一缕晨光，并不需要征得黑夜同意。

它只是照常升起。

于是，我总觉得，希望从来不是一种时代的恩赐，而是一种人的能力。

有人愿意怀疑，有人愿意发问，有人愿意把已经说烂的话重新掂量一遍，有人宁肯忍受孤独，也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判断——这样的火星，纵然微弱，也终究比整片黑暗更值得珍惜。

因为黑暗再大，也不过是没有光。

光却能够生出更多的光。

所以，我不敢轻易说这是最平庸的时代。

平庸，并非某一个时代独有的病；它更像一种会反复发作的人性。

它可以披着古人的衣裳，也可以穿着今人的西装；可以写在竹简上，也可以藏在屏幕里。

它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刀剑。

而是一个仍愿意思考的人。

倘若还有人肯发问，肯怀疑，肯在众声喧哗之中，独自守住一点微弱而诚实的判断，那么无论身处怎样的年月，都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死寂。

死寂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人们竟把死寂，当作了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