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章太炎传》、《先哲：章太炎传》、人民日报《章太炎太阿倒持孤怀宏识》、中新网《章太炎与杜月笙交情非浅》、《杜月笙传》、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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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浦东高桥，杜月笙祠堂落成大典。
那一天，来的人塞满了整条街。
蒋介石送来了亲题的"孝思不匮"匾额，张学良送了"好义家风"，何应钦、孔祥熙、吴佩孚各路军政大员的贺礼堆满了整个祠堂院子。
有人事后粗粗算了一下，那一天登门的各界名流足有五六千人之众，场面之盛，在民国史上都是罕见的。
但杜月笙在意的，不是那些军政大员。
他在意的是一个浙江余杭老头有没有来。
这个老头不当官，不领饷，既没带亲兵护卫，也没有高头大马，只是穿着一身旧长袍，拄着一根手杖，安安静静地坐在席间。
他的名字叫章太炎，一生七被追捕、三入牢狱，当年敢把大勋章挂在扇子下面当扇坠，公然去总统府门口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
鲁迅后来在临终前写下的文字里说：做过此事者，"并世无第二人"。
就是这个人，章太炎亲自为杜月笙写了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还为他考证家谱，改了名字，把他从帮派出身的草莽之人，包装成了帝尧之后、书香传人。
有人不理解——章太炎是什么人，一代国学宗师，鲁迅、黄侃、钱玄同全是他的门生，骂起袁世凯、孙中山来从不手软，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地给一个青帮老大做这些事？
也有人不理解——杜月笙在上海呼风唤雨，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他凑上去巴结一个清贫的读书人，图的又是什么？
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往来，说起来不长，却足以说清楚民国上海一段最耐人寻味的人情世故。
而当蒋介石多次派人持聘书登门，请这位老先生出任国府要职，章太炎当场说出那四个字，让来人愣在原地，不知如何回复，带着这四个字原原本本回南京复命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章太炎从此就会彻底淡出那个年代的权力舞台——
然而没有人知道，在这四个字落地之后，一场更深层的博弈，才刚刚悄然展开……
【一】余杭书香门第出来的"章疯子"
1869年1月12日，浙江余杭县东乡仓前镇，一户姓章的书香人家，迎来了一个日后让整个民国学界都震荡不已的孩子。
这个孩子，本名章炳麟，字枚叔，后来改名为绛，号太炎。
他仰慕的是明朝的顾炎武——那个一辈子拒绝仕清、坚持"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倔骨头。
章太炎这个号，便是从顾炎武的字"亭林"与"炎武"里各取一字化来，以示追慕之意。
章家的家世，往上数几辈子，是有过实打实的富贵的。
曾祖父一辈家资巨丰，藏书楼里几千卷书都是真家底。
到了章太炎的父辈，太平军兵燹之后，家道中落，但书还在，读书的规矩还在。
章太炎十三岁起跟外祖父朱有虔启蒙，读的是《东华录》、《扬州十日记》这类书，从小就把民族大义刻进了脑子里。
他的外祖父和祖父，对他灌输最多的，是顾炎武和黄宗羲那一套——对一切强权和不义心存警惕，对民族的事不能含糊，文章要写得让人看得见骨气。
这套东西，章太炎吸进去之后再也没吐出来过，成了他一生行事的底色。
1883年，十六岁的章太炎照例参加县试，却在考场上突发癫痫，没有考成，从此彻底放弃了科举的路。
但他没有放弃读书，反而读得更广、更深，把精力全部扑进了经学、史学、哲学、文字训诂这些路子里，越钻越深，越走越专。
1891年，他进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谭献，在那里埋头做学问，同时也开始接触当时的时事，对满清的腐败和列强的侵掠，越看越是憋屈。
1897年，章太炎出山了。
他出去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时务报》当撰述。
那几年，他的笔像一把刀，直接点名清帝为"小丑"，说皇帝"不辨菽麦"，在当时几乎等同于找死。
但他就是这么写了，一字不改，连头都没低一下。
1903年，上海苏报案爆发。
章太炎为邹容的《革命军》写了序文，又在文章里直呼光绪皇帝大名，以"载湉"二字点名斥骂，这在当时是按律当斩的大罪。
他不但没跑，还坐在那里等着清廷来拿，入狱三年，出来之后精神头比进去之前还足。
1906年出狱，同盟会从东京派专人来上海接他，到了东京，他接手了《民报》主笔一职，在报纸上和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打笔仗，连战连捷，打得梁启超的队伍节节后退。
连鲁迅后来回忆那段时光，都说章太炎在《民报》上的文字"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但章太炎这个人，有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特质：他对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手软，包括自己的盟友。
他帮着孙中山革命，同时又批评孙中山；
他反袁世凯，但也说孙中山"与项城一丘之貉"；
他参与北洋政府，但又处处掣肘；
他敲边鼓支持国民革命，但到了1926年中山舰事变之后，他转身发了一封《讨蒋介石》全国通电，把南京国民政府骂了个遍。
就是这样一个人，民国的上海滩从来没人敢正面硬刚他——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权柄，而是因为他手里有一样东西，比权柄更难对付：名声和气节。
骂他，显得自己浅薄；打他，显得自己心虚。
袁世凯当年把他关了两年多，最后还是落得个天下人唾骂。
这个前车之鉴，后来的人都记着。
鲁迅临终前最后几篇文章里，有两篇是专门写老师章太炎的。
在其中一篇里他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这段话，是鲁迅自己拖着病体，在生命最后的时段写下来的，字字是真心。
【二】杜月笙为什么要主动接济这个老头
1927年之后，章太炎的日子，不太好过。
他自命"中华民国遗民"，不认南京国民政府，还曾经被国民党上海党部下过通缉令，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但处境之尴尬可想而知。
他在上海的生活，靠的是给人写碑文、寿序、题跋一类文字维持，以字换钱，按篇计费，文章千元一篇，另有润笔，仅此而已。
学问天下第一，日子却过得紧巴。
这对于那个年代的读书人，是常态，不是特例。
就在这个当口，杜月笙出现了。
但说清楚这件事，要先从一封信讲起。
章太炎在上海，有一个旧相识的家属，在当地和人发生了纠纷，官司缠身，走投无路，来找章太炎想办法。
章太炎在那个时代有学问有声望，但要说在上海滩的街面上解决这类实际的麻烦事，他确实鞭长莫及。
几番辗转，有人提议去找杜月笙。
章太炎给杜月笙写了一封信。
那时候，一个清贫的老学者，给一个青帮大佬写信求助，换任何人来，都是放下身段的事。
章太炎写了，措辞也得体，就是直白地说明了来意，请杜月笙帮个忙。
信送到杜家，杜月笙一看寄信人的名字，当即愣了一下。
他没有料到，章太炎这样的人物，会主动给自己来信。
杜月笙这个人，人称"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
"会做人"这三个字，在上海滩是极高的评价，意思是他知道什么东西真正值钱，知道钱买不到的东西在哪里。
他很清楚，章太炎的那封信，代表的份量，绝不是那点钱能折算清楚的。
他亲自把事情办了，还专门跑了一趟——不是派人去，是他本人亲自去苏州，登门拜访章太炎，禀报事情已经处理妥当，同时执晚辈礼，态度恭谨之至。
临走时，杜月笙把一张两千银元的庄票，悄悄压在了茶几上的茶杯底下，既送了礼，又保住了章太炎的体面，让这位清傲的老先生不至于因为收钱这件事显得难堪。
章太炎对此印象极深。
他后来评价杜月笙，用了一句话：讲义气，重礼节，能礼贤下士，有古豪侠之风。
这句评价，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给武人或者商人所能给出的最高规格认可。
章太炎是谁？
他骂过袁世凯，骂过孙中山，骂过蒋介石，一辈子什么人都敢骂，什么脸面都不给留。
他肯说杜月笙这句话，分量之重，不言而喻。
两人的关系，从此真正建立起来。
之后的事情，是双向的。
杜月笙主动承担起了每月接济章太炎的事，每月定时派人送去一笔银票，从不间断，也从不大张旗鼓地宣扬。
章太炎收下了，坦然受之，既没有特别道谢，也没有推辞。
用章太炎自己的标准衡量，这是君子之交：给了，受了，各自心知肚明，用不着客套。
章太炎这边，也有回报——不是客套式的还礼，是真心实意地帮杜月笙做了几件让他受益终身的事。
1929年前后，章太炎和杜月笙闲聊，聊到了名字的问题。
杜月笙本来叫"杜月生"，因生于农历七月十五而得名，这个名字通俗，却少了几分气韵。
章太炎听了，随口给他出主意，说不如改成"杜镛"，字"月笙"。
这两个字出自哪里？
出自《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
镛是功，笙是生。
两个字合在一起，既雅，又有典故，换到什么场合都撑得住。
杜月笙当然欣然接受，起身行礼，从此"月笙"二字伴了他一辈子，成为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名号之一。
1931年杜月笙祠堂落成，邀请章太炎来。
章太炎一向不肯与俗人为伍，这种场合一般是不去的，但他这一次去了，还亲自写了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
用的是古色古香的典雅文字，追溯杜姓渊源，考证出"杜之先出帝尧"，让出身寒微、父母双亡的杜月笙，一夜之间成了帝尧苗裔、名人之后。
章太炎写这篇文章，据说润笔拿了五千金，事后夏承焘的日记里有记载。
但钱是一回事，肯写是另一回事——章太炎一生脾气之大，不肯写的东西，给多少钱也写不出来。
他肯写，是因为他真的觉得杜月笙这个人，值得他下这个笔。
【三】骂遍半个民国，这口气从哪来的
要理解章太炎为什么能做到这些，就得先弄明白他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建立起那套行事逻辑的。
章太炎不是天生的"疯子"，他是被逼出来的。
1903年苏报案，他坐了三年牢，出来继续写；
1913年入京找袁世凯说理，被关在龙泉寺，他不但不认输，还把案几上每天都写满"袁世凯"三字，拿木杖抽打发泄，美其名曰"鞭尸"。
袁世凯无可奈何，他的手下建议皇帝按"疯子"处理，就当没这个人。
袁世凯的保护准则里有一条，原话大意是：章太炎"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换句话说，袁世凯拿他完全没辙，只能这么糊弄着。
1914年1月7日，章太炎再次大闹总统府，把大勋章挂在团扇下面当扇坠，穿着破旧官靴，在院内大骂不休。
第二天《申报》报道了这件事，原话是："章手执团扇一柄，团扇之下系以勋章，足穿破官靴一，在院内疯言疯语，大闹不休。"
《时报》评论说，如果不放章太炎出北京，恐怕北京人都会被传染疯气。
这件事，鲁迅后来把它记在文章里，作为老师最值得骄傲的事迹之一，字里行间都是真心敬佩。
袁世凯怕背上"杀害民国祢衡"的恶名，不敢把他怎么样，只能继续关着，每月给五百大洋生活费，还配了厨子和听差。
章太炎要求每顿饭只做一块钱的——袁世凯给两块，他非要一块。
这个细节，读来让人忍不住发笑，但背后那股气，是真的。
袁世凯死了，章太炎出来了。
出来之后，他没有就此消停。
1926年，他发《讨蒋介石》全国通电；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他宣布自命"中华民国遗民"，拒绝承认；
1928年，他批评改换国旗一事，指出"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这话传出去，国民党上海党部给他下了通缉令，最后还是没有执行。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骂起来不分对象，不看来头，不管后果，总之是心里觉得不对，就得说出来，说出来就不含糊，不含糊就不打算收回。
从清廷到袁世凯，从袁世凯到孙中山，从孙中山到蒋介石，这一路骂下来，他的名声反而越骂越响亮。
大家都知道：这个老头，是真的不在乎，是真的不服。
鲁迅、黄侃、钱玄同、朱希祖、周作人、沈兼士……
这些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响当当的名字，全都出自章太炎门下。
他在东京主持《民报》期间开设的国学讲习班，培养出了第一批最重要的弟子；
后来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又招收了第二批、第三批传人，多时讲堂里坐了五百余人，从苏州、上海、南京、杭州各地赶来的学者把整个院子挤得满满当当。
当时有个说法，民国各大学中文系，几乎是"章氏天下"——因为教中文的，十个里面有七八个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或者是章太炎学生的学生。
就这样一个人，你要说杜月笙见了他，是出于"礼"而非"畏"，这话说的是对的。
杜月笙不是怕章太炎，他是真心敬重这个人。
上海滩的事，他一辈子见过太多，知道什么东西是真货，什么东西是包装出来的。
章太炎身上那股气，是真货，是数十年骨气养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更不是买来的。
这种人，你怎么可能不敬重。
【四】南京来了人，手里拿着聘书
1930年代，局势越来越紧，日本的动作一年比一年明显，国内的政治格局也在不断调整。
1934年秋，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住在锦帆路的宅子里。
来年，在马相伯、李根源等友人的支持下，他正式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招收学生，主编《制言》半月刊，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把晚年的精力全部扑在了讲学上面。
就在这一年，南京那边来人了。
1935年，蒋介石派丁维汾专程到苏州，登门慰问章太炎，同时带来了一笔万金作为"疗疾费"。
这是一个试探性的动作，也是一个铺垫——南京这边看重的，是章太炎在全国文坛和学界无可替代的声望。
彼时，国民政府在知识界的形象并不算好，能把章太炎这块金字招牌拉拢过来，至少在舆论上能大大加分。
章太炎收了这笔钱，但用法出人意料——他把这一万金，全部转作了章氏国学讲习会的经费，一分没留给自己。
这个动作，透露出来的信息已经很清楚：钱，我不拒绝，但这个钱的用处，由我来定。
南京那边看明白了这个信号，没有就此放弃，后来又多次派人持聘书登门，正式邀请章太炎出任国府委员，参与政府事务。
每次来的人，都是带着极大诚意的，聘书措辞恭敬，待遇开得很高，说的也都是请先生出山辅政的大道理。
章太炎每次都把人接进来，听完来意，然后说出了四个字。
不是含蓄的婉拒，不是留有余地的推辞，就是这四个字，直接，清楚，不带任何商量的口气。
来人每次都带着这四个字，原封不动地回南京复命。
但就在所有人以为，章太炎这四个字已经把一切都说死了的时候，一件没人料想到的事情悄然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