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清史稿》《辛亥革命史》《清代地方政府》（瞿同祖著）《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白德瑞著）《剑桥中华民国史》《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邱捷著）《民国初年袁世凯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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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月12日，养心殿暖阁里，隆裕太后颤抖着手，在那份退位诏书上盖下了印章。
外头的天还是灰的，紫禁城的红墙黄瓦依旧立着，可267年的大清，就在那一刻，彻底结了账。
消息向四面八方散开去。
北京的旗人们面面相觑，有人收拾箱笼，有人愣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有人拿不准明天该不该继续去衙门报到。
各省的情形更复杂——有的省份早在几个月前就宣布独立，旧秩序早散了架；有的地方一直到诏书颁布，县衙里的差役还在照常催粮。
就在这一片纷乱当中，有一个问题，历来被后人忽视，却偏偏牵扯着全国数以万计普通人的命运——
那些知府知县，都去哪了？
很多人以为这是个简单的问题，觉得皇帝没了，那帮地方官肯定也跟着树倒猢狲散了。
实际上，这件事远比你想象的复杂，里头藏着的那个答案，才真叫扎心。
【一】先搞清楚这批人是谁
要弄明白这批人后来去了哪儿，得先搞清楚他们是什么人，有多少人，平时都干些什么。
清朝末年，全国设府约一百八十余个，设县（包括州、厅）一千三四百个。
每个府有知府，每个县有知县，这是最基本的框架。
但地方行政体系不只是这两层——府级以下还有同知、通判，县级以下还有县丞、主簿、典史，再往下是巡检、教谕。
这些人加在一起，才算把地方行政的架子撑起来。
这些人，按照清朝制度设计，都是从正规渠道出来的。
知县的来源历来以"正途"为主——光绪十一年（1885年）湖南的统计，1644年至1883年间湖南3879名知县当中，进士与举人出身的加在一起占到54.7%。
换句话说，一个标准的清朝知县，大多数是真刀真枪从科举里考出来的读书人，少数靠捐纳或军功保举入仕。
光是正式的知县、知府，加起来就是几千人。
再算上各级佐贰杂职、幕僚、书吏、衙役，清朝基层行政系统里吃这口饭的，保守估计超过十万人。
这十万人，在1912年2月12日之后，命运各不相同。
先说知县、知府这个群体的基本职责，因为这跟他们后来的去向直接相关。
清朝的知县，是理论上的"一人政府"。
收税、断案、维持治安、赈灾救济、修桥铺路、主持科考、教化百姓……这些事情，全都压在一个知县肩上。
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里指出，知县的职责履行高度依赖由书吏、衙役、幕友和长随组成的辅助集团，但在名义上，知县要对辖区里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
这就造成了一个客观现实：知县管的那些日常事务，和皇帝姓什么没有直接关系，却和老百姓的柴米油盐息息相关。
税得收，案得断，盗匪得管，这些事不会因为换了旗帜就自动消失。
由此带来的连锁效应，直接决定了这批人在1912年后的走向。
【二】皇榜换了，衙门还在
武昌起义是1911年10月10日打响的，清帝正式退位是1912年2月12日，中间整整四个月。
这四个月是中国近代史上行政秩序最混乱的一段时间，各地的知府知县们，在这段时间里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应。
根据研究者对率先宣布独立的十个省份的统计，能查到去向的57位知府，其中逃跑、被杀、自尽或去职的达49人，留任比例只有14%。
知府一级的去职率之高，与其级别关系很大——越是高级别的官员，越成为革命势力的针对目标，也越容易卷入政治漩涡。
县一级的情况，则截然不同。
各省在独立之初，普遍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革命党能拿下省城，却没有足够的人手去接管全省每一个县的行政。
革命力量里读书人有，打仗的有，搞宣传的有，但真正懂得怎么收税、怎么断案、怎么协调地方士绅、怎么处理民间纠纷的，凤毛麟角。
这个现实逼出了一个让后人回味的局面：新政府不得不请旧官员留下来继续守摊子。
湖北都督黎元洪在1911年10月下旬发出告示，要求各地知府知县"暂守原职，维持地方秩序，待改组后再行更替"。
浙江的情况更有意思——第一任都督汤寿潜属于立宪派，在政治上与革命党存在分歧，他更倾向于委派与自己立场接近的旧官员继续任职。
各省具体情况因革命发动方式的不同而差异很大。
根据学者的分析，当时各省独立的方式主要分三类：由哥老会等会党组织发动的、由革命党直接组织的、以及由旧官僚被动参与宣布独立的。
第一类情况里，留任比例最低，因为会党倾向于用自己的人填满权力空缺；第二类次之；第三类——就是鲁迅笔下用竹竿捅掉几片瓦就算"响应革命"的那种——留任比例相当高，因为整个过程几乎没有真正的权力更替，旧官员换了块牌子接着干。
陕西的情况最极端。
哥老会在陕西横扫，各地州县官几乎被一扫而空。
但也有例外——大清末任扶风知县陈云霖，因为与当地革命派领袖王诚斋私交深厚，革命爆发后经王诚斋力荐，陈云霖得以继续留任，成了民国第一任扶风县知事。
河南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河南是未参与独立的省份之一，全省州县官在辛亥年间变动极小，留任率接近95%。
等到1913年、1914年，袁世凯当政后重新恢复了前清的异地任官惯例，将地方官员任命权收回北京，新任命的河南最高长官张镇芳、王祖同均为河南本地人，两人大力启用本省人员，"豫人治豫"，原有的留任格局才随之打破。
浙江的情形又是另一番走势。
革命期间，由于汤寿潜的立场，浙江旧官员留任比例在独立省份中相对偏低。
待到局势趋于稳定，情况反而倒了过来——旧官僚在汤寿潜的庇护下逐步反攻，革命派出身的官员被陆续排斥，旧官僚比例在民国二年、三年之后反而显著上升。
这种各省因人因势而异的乱象，在《剑桥中华民国史》里有一段精准的概括：袁世凯掌权后推行行政中央集权，恢复旧制，到1914年、1915年，"中国官方制度的中央集权的统一从未被超过，直到1949年"。
这句话换个角度理解，就是说民国初年那段各省自行其是的混乱状态，其实延续的时间很短，而在这段短暂的混乱期里，旧官员的去留，往往取决于当地革命是怎么发生的，而不取决于他们本人做了什么选择。
【三】衙门里真正干活的是谁
在讲旧官员们后来的走向之前，有一个被大多数人完全忽略的群体，必须先介绍清楚。
因为这个群体的命运，比知府知县本身更扎心，却更少有人提及。
这个群体，就是书吏和幕僚。
先说幕僚，也叫"幕友"。
清朝的知县，按制度设计是"一人政府"，但一个人无论多能干，也不可能同时精通刑名（司法）和钱谷（财政）这两块最专业的领域。
知县们的普遍做法，是自掏腰包聘请私人助手——幕友。
这些人多半是读过书但没考上功名、或者考上了功名却没能谋到实职的读书人，靠替知县处理刑名案件或钱粮账目为生。
一个县城里，知县是台面上的人，幕友是幕后的实际运作者。
判一个案子，知县坐在大堂上升堂，定夺的那份判词，很可能是幕友起草的。
知县老爷换了一任，幕友有时候跟着东家走，有时候留下来服务新主人——他们的职业生涯，完全依附于雇主，没有任何独立的制度保障。
再说书吏。
书吏与幕友有一个根本区别：书吏是有编制的，分户房、刑房、礼房、工房、兵房等各科，各司其职，管着所有的档案、文书和具体办事程序。
知县可以三年一换，书吏却是世袭的、本地的——清朝回避制度规定地方正印官不得在本省任职，但书吏必须来自当地，由此填补外省知县对本地情况一无所知的缺陷。
一个县的税该怎么收、哪个村的坐地户惹不起、当地有什么不成文的规矩、刑案归档要注意什么措辞——这些东西，只有世代在本地扎根的书吏才清楚。
美国历史学家白德瑞在研究四川巴县的清代档案后，得出了一个让人侧目的结论：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帝国最突出的代理人不是皇帝任命的官员，而是这些县衙里的书吏和差役。
不夸张地说，知县是县衙的"脸"，书吏才是县衙真正运转的"骨架"。
书吏们的收入来源，是一套长期形成、各方默认的"陋规"体系。
打官司的要给钱，办文书的要给钱，收税的过程中有各种名目的费用——这些不见于任何官方文件的灰色收入，维持着书吏一家几代人的生计。
巴县的档案显示，光绪五年（1879年）专门规定了书吏们在处理诉讼案件时可收取的"三费"额度，说明这套陋规体系已经精细到了有内部规程管理的程度。
这套体系，在1912年之后，遭遇了从制度层面的正面冲击。
【四】真正的问题，才刚浮出水面
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改朝换代，旧官员要么留下来接着干，要么回家养老，无非如此。
可这只是你目前看到的那半截。
1912年2月12日，诏书落定，局面表面上定了——新政权成立，旧官员有了"留用"的口子，县衙里的差役还在催粮，书吏们还在翻档案。
看上去，这场巨变最动荡的部分已经过去，接下来不过是各方慢慢磨合的过渡期。
但历史上有一类事件，最危险的时候，恰恰不是最乱的那几个月，而是乱过之后那段表面上的平静。
那些留在官场的旧知县，他们后来真的过上了平稳的日子吗？
那些选择回乡的旧知府，他们的乡居生活当真如外人想象的那般安逸？
那些以书吏为生的地方家族，在废除书吏制度的改革浪潮里，到底经历了什么？
更重要的是，这整批人，在度过1912年的那道坎之后，还有没有迎来更大的坎？
而当那个更大的坎真正降临，所有人在1912年做出的那些选择——留下来的、离开的、殉节的以一种没有人事先料到的方式，重新改写每个人的命运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