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张学良口述历史》（唐德刚著，哥伦比亚大学录音，1990年1月至5月）、《杨常事件》、《东北易帜》、《中东路事件》、《中原大战》、《张学良传》（陕西省图书馆数字资源）、《郭松龄反奉始末》、《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在干什么》等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90年1月25日，台北北投区，山间一栋掩在竹林后头的寓所。
院子里摆着棋盘，棋子散落，像是一局下到一半就再没人收的残局。
哥伦比亚大学华裔史学家唐德刚带着录音机上门来访，此后的几个月里，他先后五次登门，在这里和台北的亚都饭店共录下了十一盘录音带。
这批录音后来整理成书，书名叫《张学良口述历史》。
那年，张学良整整九十岁。
打开任何一盘录音，都能听到那个声音——低沉，从容，偶尔停顿，有一种说不清是平静还是疲惫的底色。
谈到东北，谈到西安，谈到那整整五十四年的软禁岁月，张学良大多语气平稳，不激动，也不抱怨，像是一个已经把什么都想透了的人在回顾自己的生平。
但有一个名字，让他的语调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变化。
唐德刚后来在书的序言里写道，张学良谈起这个人时，神情里有一种他在别处从未见过的东西——不完全是悔恨，也不是惋惜，更像是一个人把同一件事翻来覆去在心里过了几十年之后，那种沉淀下来的复杂。
张学良最终说出口的那句话，简短而直接：这一生我最不该做的，便是杀了那个人。
【一】少帅不是天生就叫少帅
1901年6月3日，张学良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桑林乡张家窝堡。
乳名"小六子"，字汉卿。
父亲是张作霖。
张作霖出身绿林，早年靠着一股子悍劲和手腕，从奉天地方武装一路打出了"东北王"的位置。
他深知自己没文化吃了多少苦头，所以对长子张学良的教育格外用心——六岁就请了当地举人名儒做家庭教师，学《三字经》《四书》《五经》；稍大一些，又送进新式学堂，与时代接轨。
但张作霖那些年奔走沙场，陪儿子的时间屈指可数。
张学良幼年丧母，母亲赵春桂在张学良六岁时便已去世，此后被继母养大。
父亲对他有光环，也有距离——他对张作霖的感情里，亲近与隔阂并存，这种矛盾在他少年时期一直没有彻底化解。
1919年，张学良考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
就是在讲武堂，他遇见了后来对他影响至深的一个人——战术教官郭松龄。
郭松龄，号茂宸，奉天府承德县人，有"关东第一猛将"之称。
他治军严谨，理念先进，对张学良倾囊相授，两人亦师亦友，郭松龄后来甚至称张学良是自己的"第一门徒"。
张学良对这位老师的景仰，远超对很多同辈武将的态度。
1920年，张学良从讲武堂以炮兵科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同年任少将旅长，二十岁。
此后几年，张学良的履历以令人咋舌的速度向前推进：22岁任梯队司令，24岁任军长，26岁任军团长。
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1924年9月，张学良率领奉军第三军为东北军入关主力，部队突破山海关，直捣北平，直系全面溃败，奉系由此夺取中央政权，达到势力顶点。
战后，张学良升任京榆地区卫戍总司令。
这个时期的张学良，已经是奉系军中公认的核心人物之一。
但他仍然处在父亲的光环之下——张作霖的牌子在，东北军的核心权威在老帅手里，张学良更多是在战场上历练，在政治上尚未独当一面。
真正让张学良完成了某种"提前的历练"的，是1925年的郭松龄兵变。
1925年11月，郭松龄打出"清君侧、扶少帅"的旗号，将所辖7万精锐奉军改编为"国民四军"，攻下山海关后北上，兵锋直指奉天。
张作霖猝不及防，甚至一度准备携家逃往大连。
此时，张学良奉命收拾残局，率军在巨流河与郭松龄对峙。
老师与学生，站在了河的两岸。
张学良没有临阵动摇，而是针对郭松龄部队对他本人的感情，展开攻心战术，加之日本关东军从侧面介入施压，郭军军心动摇，最终兵败。
1925年12月24日，郭松龄夫妇携200余名卫队出走，随后在一处农民菜窖中被捕，押至辽中县老达房，按张作霖命令枪决，曝尸三日。
郭松龄夫妇死后，张学良痛哭失声，几至昏厥。
这件事对张学良来说，远不只是一次战役的胜利。
它留下的，是一道长久不愈的心结——他亲眼看着那个教导他军事、与他情同兄长的人，被父亲的命令处死。
【二】一个年轻人，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被逼着长大
郭松龄兵变之后，东北局势看上去平静下来，但张作霖心里清楚，那场风波暴露的不只是郭松龄的野心，更是奉系内部的结构性脆弱。
奉军内部，历来分为两派。
一派叫"陆大派"，以郭松龄为代表，多出身国内顶级军校，踏实练兵，注重实战，是奉军里的战力担当。
另一派叫"士官派"，多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长于政治谋略和外交周旋，代表人物便是张作霖最倚重的核心谋士。
郭松龄死后，士官派的势力进一步巩固，张学良夹在中间，与老帅的那批旧臣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
1927年，张学良任安国军第三方面军军团军团长，南下抵御国民革命军北伐。
这一年，局势变化剧烈，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横扫南方，北洋政府的基础日益动摇。
1928年4月，蒋介石发起第二次北伐，国民革命军迅速占领山东和平津一带。
奉系的命运，进入了倒计时。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天塌了。
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30分，张作霖所乘专列在北京返回奉天途中，经过皇姑屯附近南满铁路立交桥时，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被引爆。
"东北王"张作霖，就此走到了终点。
消息封锁了整整半个月，才在6月18日正式对外公布。
张学良那年二十七岁。
接手父亲留下的东北，不是一种顺理成章的继承，更像是在最没有准备好的时刻，被强行推上了舞台。
数十万奉军，东北三省加热河的广袤疆土，张作霖与各路势力之间错综盘结的政治债务，以及日本人那双始终盯着东北的眼睛——全都压了过来。
张作霖的旧部元老张作相，主动将位子让出，推举张学良担任东北保安总司令。
这个举动让张学良在名义上接过了指挥棒，但位子和威信不是一回事，东北军内部有多少旧臣真正服这个不到三十岁的少帅，谁心里都没有底。
接下来张学良面临的第一道真正的考验，不是来自日本，也不是来自南京，而是来自东北军内部那个资历最深、手腕最硬、地位最难撼动的人。
【三】那场寿宴，和从寿宴到老虎厅的距离
张学良正式接手东北之后，与内部旧臣之间的矛盾，从一开始就没有被真正化解过，只是被暂时压住了。
其中最关键的一条线索，出现在1929年1月7日。
那天，奉天城里，一场盛大的寿宴在一位奉系元老的公馆里举行。
来宾名单上，有从南京专程派来的代表，有白崇禧和阎锡山的使者，有日本方面的要人，还有东北各地方官员——几乎倾巢而出。
张学良携原配夫人于凤至亲赴现场。
进门时，随行人员高喊"总司令到"，在座宾客稀稀落落地欠了欠身。
片刻后，这位元老步入客厅，一声通报落下，满座宾客随即肃然起立。
那一刻的沉默，比任何言语都更清晰。
这批宾客，大多是这位元老当年提拔或共事的旧部，他们对那个声音的尊重，是从骨子里发出来的。
对张学良这个"总司令"，表面礼数有，但那道最真实的敬意，并没有跟着位子一起转移过来。
张学良站在那个场合，什么都没说，继续寒暄，一直到散席。
三天后，1929年1月10日，一切走到了最后的临界点。
那天下午，这位奉系元老与另一位东北军要员一同来到帅府老虎厅，要求张学良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理由是中东铁路系中苏合办，不接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的指挥，若成立此署，便可将中东铁路纳入管辖之内，并同时极力推荐其同僚出任督办一职。
这件事，事前没有经过张学良的同意，也没有征询过他的意见。
两人来到帅府，带着一份已经拟好的文件，直接摆在张学良面前，要他签字，要他立刻公布于众。
张学良表示，此事涉及对苏外交，须慎重考虑，从长计议，理应上报南京政府再作定夺。
两人根本不接受这个答复，坚持当场决定，更直接说出了那句话：此事我们俩已经商量好了，就这么办了，你签个字，我们马上公布于众。
张学良强压着怒火，借口天色已晚，留两人吃饭，饭后再商量。
两人说回去吃，起身告辞。
人走之后，老虎厅里只剩张学良一个人，对着那份还没签字的文件。
他站在那里，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召来了亲信副官谭海，从抽屉里取出一枚银元。
张学良将那枚银元抛了几次，看着正反面交替出现，内心的天平在来回倾斜。
他后来在晚年的访谈里承认，在那一刻，他并没有把结局完全想定——那枚银元，与其说是一个决断的工具，不如说是他在确认自己已经决断之后，给自己一个仪式感。
银元放下，命令传出。
张学良随即调度警备处长高纪毅率领六名卫士做好准备，另由刘多荃担任帅府外围警卫，只许人进，不许人出。
当晚，两人如约返回帅府，等待张学良给那份文件一个结果。
张学良接见两人之后，找了个借口离席，走出老虎厅。
约一分钟后，六名卫士持枪步入，高声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二人阻挠新政，破坏统一，将你二位处死，立刻执行。
1929年1月10日晚七时，奉天大帅府老虎厅，两声枪响。
事后，张学良对外公布了两人阻挠统一的罪名，向南京政府发报报告处置情况，并专程派外交处长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通告，此事不影响对日外交。
而在私下里，他给两人的家属送去了数万元银元，并亲笔写信给在德国留学的长子，对家属进行安抚。
此后每年家庭聚会，张学良都会邀请那家人参加。
那枚银元，被他锁进了铁柜深处，此后再没有拿出来过。
【四】从东北到天下，从得意到失意
"杨常事件"发生之后，东北政坛的反应出人意料地平静。
没有人公开质疑，没有人出来喊冤。
东北军旧部里，有人唏嘘，有人暗自松了口气，更多的人选择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表面上，张学良彻底整肃了内部，开始真正意义上独立主政东北。
但往后数年间，张学良的每一步，都和那个被他亲手清除的人留下的真空，有着微妙而难以切断的关联。
先说一件鲜少被重视的事——1929年7月，"杨常事件"发生半年后，张学良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强行武力接管中东铁路，由此引发中苏之间的大规模边境冲突，史称"中东路事件"。
南京方面的态度是明确支持的。
蒋介石在与张学良的北京会谈中拍胸脯保证：一旦中苏开战，中央可出兵十万，资助军费数百万银元。
然而仗真打起来之后，蒋介石只拨了区区200万元军费，其余承诺一兵一卒都没有兑现。
东北军以27万人迎战苏联的远东特别集团军，从1929年8月打到11月，屡战屡败，损兵近万，苏方伤亡仅千余人。
最终张学良被迫签署《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中东铁路的全部权益悉数恢复到苏联手中。
这场败仗，是张学良独立执政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军事行动，以耻辱性结局收场。
蒋介石事后不但没有追究，反而将中华民国首批青天白日勋章授予参与这场战争的东北军诸将，算是在政治上做了个姿态。
但张学良心里明白那枚勋章是什么意思——你打了败仗，我给你脸面，你欠了我的。
到了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反蒋军人联名推举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等人为副司令，与南京国民政府展开大规模决战。
蒋介石这次又把目光投向了东北。
他派人送来委任状，以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相许，专程劝张学良出兵入关助蒋。
张学良起初以"德薄才庸"为由推辞，但在张群、吴铁城等人的持续游说下，随着战场形势逐渐明朗，他最终在9月18日发出"巧电"，率10万东北军入关，进驻北平天津，宣告支持"中央"。
中原大战就此以冯、阎失败收场。
1930年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
就职典礼规模盛大，国民政府特派9架飞机飞赴沈阳上空散发传单，各国领事和各界代表800余人到场。
那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的最高点。
一年后，一切就开始垮塌。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柳条湖制造铁路爆炸事件，随即进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东北军奉不抵抗命令，撤出阵地。
三个月内，东北三省全境沦入日本之手。
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成为全国舆论最集中的靶子。
此后数年，张学良的处境每况愈下——1933年热河抗战失利，引咎辞职；此后多次与红军交战，败多胜少；部下心中的怨气越积越深，东北军官兵心念故土，抗日情绪日益高涨，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却让他们只能继续打内战。
到了1936年，这根弦终于绷断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随即发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十三天，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达成和平解决。
然后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事——张学良没有取得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众多将领的同意，独自决定亲自陪同蒋介石飞回南京。
消息传出，东北军将领一片哗然。
当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大为震惊，立即派人赶赴机场拦截，但飞机早已升空。
12月26日，飞机降落南京。张学良下机后，即遭软禁。
六天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李烈钧任审判长，仅用一个小时便完成了对张学良的审判，判处十年徒刑，随即以"特赦令"形式转为"交军委严加管束"，实为终身监禁。
从1936年到1988年蒋经国去世，张学良先后在大陆各处、台湾新竹五峰、高雄西子湾、台北北投等地被辗转关押长达五十四年。
直到1990年九十大寿前后，他才逐步恢复人身自由。
五十四年。
这是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当年那个在沈阳就职典礼上意气风发、胸前挂满勋章的少帅，就这样一步步走进了那栋台北山间的院子，然后是夏威夷，然后是2001年10月14日那个他再也没有醒来的早晨。
在这漫长的五十四年里，在那些旁人看不见的岁月深处，有一件事张学良始终没能放下——
那不是东北，不是西安，不是他拱手送出去的那些年华。
而是1929年1月10日那个夜晚，老虎厅里，那个他亲手杀掉的人。
而当唐德刚追问他，那个人究竟在哪件事上让你如此念念不忘时，张学良沉默了很久，才说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为之一静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