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古代“有去无回”之地：为何出去的人再也没回来？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很多人会背王之涣这首《凉州词》，但真要问一句：当年那些从长安向西，出了玉门关的人，最后有多少活着回来了？恐怕连他们自己，在踏出那一步的时候都没底。更吊诡的是，千百年来我们几乎人人知道玉门关，却到今天还说不清，它到底在哪儿。

更怪的一点是：同样是汉武帝设立的两道关，一南一北，南边叫阳关，北边却不叫阴关，反而取了个看起来挺温润的名字——玉门关。可越往下读史书，越往深里想，就会发现：这个“玉”字，恐怕一点也不温柔，甚至暗暗透着一股凉意。有人说，它其实就是一个经过包装、修辞过的“鬼门关”。

要把这个绕了两千多年的“谜”说清楚，得从几个方面慢慢捋：它最早是怎么来的、在历史上到底在哪儿、后来又怎么悄悄挪了位置、为什么会被人理解成“鬼门关”，最后再看看，这个关口究竟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什么。

先得把阳关和玉门关的位置说清。汉武帝元鼎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11年，汉军把匈奴驱赶出河西走廊之后，在西北正式布下了“河西四郡、两道关”。四郡是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这是教科书上大家都熟的；而那“两关”，说白了，就是后来被无数诗人写进诗里的阳关和玉门关。

阳关在南，玉门关在北，两道关一南一北，把敦煌以西的大漠戈壁分成了两条通往西域的主通道。往西走，只要你想离开中原，要么从阳关出去，要么从玉门关绕道而行，之后就是荒无人烟的大漠和一连串驿站，最后通向西域诸国甚至更远的中亚、西亚。

今天我们说阳关在哪，一般都会提到两个地名：古董滩和红山口。清代的《甘肃新通志》《敦煌县志》都认为红山口就是阳关，而后来做田野考察的学者，比如1943年去现场看过的向达，则把目光落在了古董滩。他当年写下的那段记录，现在看起来简直就像一张截图：“古董滩上流沙阻塞，却到处都是版筑城墙痕迹和陶片，地上捡得到玉器、古钱，年代从汉到唐宋都有，这些遗迹一路往北延伸，到南湖北面的龙首山（俗称红山口）下。”

说白了，在阳关这件事上，学界现在大致看法是：位置就在古董滩—红山口这一带，只是具体一堵墙、一座门在哪儿，已经说不出个精确坐标了。阳关曾经是“凭水为隘，据川当险”的重要关口，到了宋以后，因为陆上对西方的交通整体衰落，这座关城慢慢荒废，最后成了黄沙中的残垣断壁。

相比之下，玉门关的情况复杂得多。现在教科书上一般写：“玉门关，因西域输入玉石取道此关而得名，汉时通往西域各地的门户，故址在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这个说法你在博物馆解说词上也能看到。小方盘城的位置比较清楚：在敦煌城西北大约90公里的一个沙石岗上，城是方形的，墙是黄土夯筑，四面都有痕迹，西北开了门，城墙厚实、保存得还不错。

站在小方盘城上远眺，四周沼泽、沟壑、胡杨、长城、烽燧交织在一起，你会很容易被这种苍凉感击中。但问题来了：我们凭什么说这里就是玉门关？这个说法最早是怎么被立起来的？

1907年，一个大家现在都耳熟能详的名字出现了——斯坦因。这位带着“探险家”“考古者”甚至“文物偷运者”多重标签的英国人，在小方盘城北面的废墟里挖出了一批汉简。他在整理这些简牍内容时，发现了关于关塞、戍边、邮驿的记录，再结合史书里对玉门关大致方位的记载，便提出了“小方盘城即玉门关”的判断。

从那以后，“小方盘城=玉门关”这一结论，就慢慢被写进了各种资料和导游词里。可在一些严谨的学者看来，这中间有一个始终绕不过去的疑问：作为汉王朝在西北方向最重要、最靠外的一道关，这个小方盘城实在太小了，面积600多平方米，顶多一个小型关堡，真要承载海关、军防、检验、商旅集散等功能，好像怎么想都匠气不足。

所以，很多学者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加一句提示：“现暂定小方盘城为玉门关遗址。”注意这两个字——“暂定”。其实就是给这事留了一后门：现在先这么说，将来要是有更有力的证据，我们还可以改口。

那问题就来了：如果小方盘城不是，真正的玉门关在哪儿？这个关，真像有人说的那样，因为“太小”所以不大可能吗？

这里就要牵扯到当时的观念和一个看似浪漫、其实挺残酷的事情——玉门关在汉人的观念中，很可能是一道象征阴界的“鬼门关”。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山南为阳、山北为阴”，这是一套从古就有的地理观念。汉武帝在西北设两关，一南一北，南边的关口取名“阳关”一点也不奇怪；那么按这个逻辑，北边这道关最顺理成章的名字，其实应该叫“阴关”。

可这两个字谁敢随便用？把一条当官走、当兵走、做生意走的道路，直接命名为“阴关”，这在高度强调祥瑞、避讳、吉语的汉代，简直是文化层面的雷区。但阴阳观念在当时又很强烈，必须要体现出来，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折中的做法——不用“阴”字，改用“玉”字。

为什么是玉？因为在汉人的心里，玉和阴、死亡，其实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汉代贵族的葬制中，玉几乎无处不在。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金缕玉衣，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人死以后，用玉片一片一片把身体包裹起来，用金丝缝合，逻辑是：玉能辟邪，能护住亡者在阴间不受侵扰。即便不是大贵族，普通有身份的家庭，也会在亡者身边放几块玉佩、玉环，希望借玉之灵性，挡一挡路上的阴邪。

宣炳善在研究中提出：“玉门关就是阴关的修辞美化之称。”他把玉门关和阳关放在阴阳观念的大图景下去看：西汉时，阴阳五行思想进入高潮，西王母与东王公、伏羲与女娲，这些搭配无一不是在强调阴阳相配、南北相成。阳关在南、表示阳；玉门关在北、寓意阴，只不过把“阴”巧妙地藏在了“玉”的背后。

这个阴意，并不是后人胡乱猜的，汉以后很多文献中，玉门关被直接拿来做“死门关”“鬼门关”的代称。最著名的就是《后汉书·班超传》里那句话：班超晚年在西域已经呆了三十多年，风烛残年，想回中原，于是给汉和帝上书，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

你看，他不是说“回到长安”，也不是说“回到中原”，而是强调“生入玉门关”——能活着跨过玉门关这条线，对他来说就已经是一种奢望。这种说法，极有可能是那个时代理解中对这道关的潜台词：出此关者，未必能有生还之日；能从此关重新踏入中土者，是“鬼门关前走一遭，还捡回一条命”的意思。

如果玉门关在观念上被这么理解，那它作为一个“象征死亡、险绝之地”的关口，就不一定需要承担大量日常交通和军需往来。换句话说，它不必成为“人来人往的大门”，反而更像一条危险的、不得已才走的路。

那么，那些大军是怎么走的呢？难道北疆打仗的时候，汉军就不从玉门关出兵了？

的确，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原通往北疆，并不是一定要绕河西走廊、必经玉门关。汉武帝之前，中原人往西，更常用的是河套一线的道路——从今天内蒙古河套地区（比如巴彦淖尔）出发，越过阴山，一路可以抵达今天新疆东部的哈密、吐鲁番一带。

卫青、霍去病那几次著名的出击匈奴之战，很多就是从河套出兵的。等到他们打得差不多了，汉王朝才更有底气去经营河西四郡，把这条路完全纳入掌控。所以，在那个阶段，河套的阴山关隘功能非常重要，甚至那里也就干脆被称为“阴关”。

唐代诗人张蠙有一首《登单于台》：“边兵春尽回，独上单于台。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来。沙翻痕似浪，风急响疑雷。欲向阴关度，阴关晓不开。”这首诗写的地方，多半就在今天内蒙古巴彦淖尔一带的乌拉特后旗，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河套区域。他要去的那个“阴关”，指的就是阴山上的一个关口。

这样一来，我们能看出一份当时的路线选择：遇到北疆战事，中原朝廷完全可以选择河套—阴山这条线出兵，而不一定非要穿过河西走廊、经过玉门关。从实用角度看，玉门关有更多时候是一种象征意义的“外门”，真正人来人往的北路通道，在很长时间里，实际上是以河套为主。

伴随着这条路的开发，汉武帝在河套地区修筑了一条重要道路，被称为“固阳道”。“固阳”的“阳”字，同样隐隐带着地理与阴阳的意味。今天学界对固阳道的具体路线研究并不多，但大体认识是：它把河套同阴山以北的大草原连接起来，从而固定并强化了这一带的商贸和军事往来。

如果这样来看，再回头看玉门关“小”的问题，就不再是个致命疑点了。因为真正大规模的军队、货物，很多时候走的是河套—固阳道—阴关这一线，玉门关相当于更靠外、更凶险的一道边门，自然而然不需要修得多恢弘，只要能承担必要的边防和象征功能就够了。

就像今天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一样，某一条高速被另一条新高速替代后，那些原本重要的收费站，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冷清的小站，甚至干脆被拆。关隘也是一样，它本质是“道路上的节点”。道路路线变了，节点也会跟着调整，关就不可能永远固定在一个地方。

到了唐代，情况又发生了一轮大的变化。唐朝前期，中央王朝的力量强盛，往西的交通、军务都继续延伸，但具体走法与汉代相比，已经有了明显调整。有一条记载非常关键：敦煌文书里说，吐蕃占领沙州不久，曾有一段描述“玉门关”位置的记录，大致意思是：

吐蕃刚攻下沙州（敦煌），有个叫张清的驿户，从东边率众起事，抢了马匹和甲胄，连续奔袭三天赶到了沙州，“东道上的烽火台全然不知道他们行动”。这说明，当时他们从所谓“玉关”出发，一路往西，三宿（三夜）就赶到了敦煌。

三宿是什么意思？换算一下，以急行军的强度来算，一天走四、五十公里不稀奇，那三天差不多就是一百五六十公里到两百公里之间。所以后来的很多学者，根据“玉门关在敦煌以东三四天行程”的史料，就把唐代玉门关具体位置推到今天甘肃瓜州（古称安西）一带。再往细处说，有人根据具体里程、地形，认为唐玉门关就在瓜州附近的双塔堡一带。

可偏偏到了1958年，这附近修双塔水库，大片区域被淹了。于是，有可能作为唐代玉门关遗迹的一些遗址，就这么沉到了水下，现场实物的确认难度大了许多。这也让“唐玉门关在哪儿”这个问题，始终悬着没有完全定论。

不过，另有一支颇有说服力的观点，把唐玉门关直接指向了一个如今名字很容易被忽略的地方——锁阳城。

锁阳城在今天瓜州县城东南七十公里左右的戈壁滩上。它原名叫“苦峪城”，始建于汉，到了唐代非常兴盛。后来因为这一带盛产一种叫“锁阳”的植物，慢慢就有了“锁阳城”的叫法。城旁那条连接它与瓜州县城的道路，自然也被称作“锁阳古道”。

别小看这个“锁阳”二字，它可能暗暗承接了前面所说的那条文化脉络：由汉代的“固阳道”到唐代的“锁阳道”，在具体字面上仿佛只是地方产物名称的变化，而在更深层的象征中，却一前一后接住了“阴阳—鬼门关”这一条线。“固阳”“锁阳”，一个“固”，一个“锁”，都带有遮挡、封闭之意；放在“阳”的后面，也透露出对“阳—生”被固定、被锁住的某种隐忧。

换句话说，在很多学者看来，无论是“固阳道”还是“锁阳道”，背后都隐隐指向了那道“阴关”的存在。这条道通向的不仅是西域，更是边地、战场，乃至生死未卜的前方。

回到那首广为传诵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写下这首诗的时候，未必真的站在玉门关墙头；但他笔下的玉门关，已经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一座关城，而是一种气氛、一种情绪：孤城、高山、羌笛、春风止步，这些意象叠加在一起，把玉门关牢牢系在了“悲壮”“生离死别”这些感情上。

有意思的是，正因为玉门关被这样写进了诗里，写进了集体记忆里，人们对它的感情反而被拉到了极端——人人知道这个名字，人人能背几句关于它的诗，可真要在地图上画一下，东西南北到底在哪儿，却常常指得含糊。汉代的关口大概率在敦煌西北的那片地带；到了唐代，又移到了敦煌以东数天行程的另一处，而后一路变迁、废弃，最后连确切位置都渐渐模糊。

这种模糊，其实某种意义上刚好符合了玉门关那种“鬼门关”的象征：你知道它存在，知道它危险，知道无数人从那里出去了，很少有人从那里回来。可你又说不清，它具体在哪儿，像是历史记忆有意把它藏入了风沙里。

从现实层面说，这座关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至少有三点。

第一，它曾经是汉唐对西域乃至更远地方的门户。张骞出使、班超经营，往来的商旅、使者，很多都要经过这一线。没有河西四郡，没有两关，所谓“丝绸之路”就不过是一条若有若无的羊肠小路，很难成为国与国之间稳定联系的通道。

第二，它也是数不清的生离死别的现场。无论是汉代的戍边士兵，还是唐代的安西军，出关就意味着一个人生的巨大转折——那条路上有战事、有疾病、有饥渴，有长年累月的孤独。玉门关之所以在诗歌里总带着一点悲凉，正是因为这条路的代价，总是由活生生的人来支付。

第三，它折射出的是中国人在理解世界时那种既现实又带点玄学的思维方式。表面上是一座关城、一条路，一个行政设置；背后却藏着阴阳观念、辟邪信仰、生死寄托这套完整的符号系统。汉人不愿直接用“阴关”，于是用“玉门关”来隐喻死亡，用“固阳道”“锁阳道”来暗暗点出那条通往未知之地的路。

今天站在敦煌往西或往东看，阳关早已成为一个大致位置而非精准坐标，玉门关在史学界也还有争论；但这些反倒给我们留下了另一种想象的空间——那些埋在风中的烽燧，那些夯得严实的城墙，那些被河水淹没的堡垒，都曾经真实存在过，只是随着道路改线、政权更迭，慢慢退出生活舞台。

大漠戈壁，如同干涸的眼泪，留在那儿，看谁愿意去触。阳关、玉门关，一南一北，一阳一阴，当年的阳光照过城墙，美玉挂在腰间，如今只在诗句里与风沙里相互印证。

也许，这就是玉门关真正的“秘密”：它本来就是一座给活人用的“鬼门关”。它的“阴”，不只写在旧书里，也写在一个个曾经走过那道门、却没能再回来的人身上。而当我们今天追问“玉门关到底在哪儿”的时候，追问的其实是：在那条渐渐模糊的路上，到底有多少生命，被悄无声息地留在了风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