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在印度修铁路的第五年，我娶了二十五岁的高种姓姑娘狄薇佳。
结婚三年，她生了三个娃，却从来不跟人提她娘家一个字，连张照片都没有。
直到这次，那封烫金的信送来，说她父亲病重。我陪着她，带着三个孩子一路往拉贾斯坦邦的古城赶。
可当我迈进那座黑压压的石头庄园，走进药味刺鼻的深宅卧房时，看到的场景，让我全身的血瞬间凉到了脚指头……
两千零三年的德里，热得像个大蒸笼。漫天的黄土在大街上直打转，那些老旧的“大使牌”轿车喷着黑烟，横冲直撞。
我叫林建国，那时候三十刚出头，是中铁某局派到印度北方邦修铁路的现场技术主管。每天在工地上，耳朵里全是机器的轰鸣声，衣服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盐巴。
那个周末，我好不容易调休，去德里的康诺特广场逛逛，想买点当地的茶叶寄回国内。街上人挤人，满眼都是花花绿绿的沙丽和顶着东西的苦力。
就在一个卖铜器的小摊子前，我听见有人用英语在争执。
一个年轻姑娘被几个小偷模样的人围在中间。她身上穿的衣服虽然有些旧，但洗得干干净净，领口绣着很繁复的暗纹。她的皮肤在印度人里算得上非常白皙，高鼻梁，一双眼睛又大又亮，只是眼神里全是惊恐。
她的包被划开了一个大口子，钱包显然是没了。几个当地的小无赖正围着她，嘴里不干不净地嘟囔着什么，伸手要去扯她的胳膊。
我这人身上带点中国北方人的直脾气，看不得几个大老爷们欺负一个姑娘。我几步跨过去，用粗砺的英语大喊了一声，顺手把随身带的一把卷尺狠狠拍在铜器摊上。
那几个无赖看我长得人高马大，皮肤晒得黑红，身边还跟着两个工地的印籍保安，互相看了看，啐了一口唾沫，骂骂咧咧地散了。
姑娘转过头来看我，眼眶里亮晶晶的，全是泪水。她对我行了个礼，声音低沉而好听，说她叫狄薇佳。
我把身上带着的几百卢比塞到她手里，让她赶紧打个车回家。她死活不肯白要，硬是逼着我留下工地的地址和电话，说一定会还给我。
我以为这不过是异国他乡的一段插曲，转头就回了工地。那时候信息不发达，我手里只有一部笨重的诺基亚黑白手机，国际长途贵得吓人，平时连跟国内家里都舍不得多打。
没想到，一个星期后的下午，工地大门口还真停了一辆破旧的三轮突突车。
狄薇佳从车里走下来，手里拿着一个小布包。她是来还钱的，还给我带了一盒她自己做的印式点心。
我们在工地旁边的红茶摊坐了半天。她说话慢条斯理的，很有教养。她说她是在德里的一所大学毕业的，学的是历史。
后来，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候是她来工地找我，有时候是我进城去找她。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没有微信的年代，我们的感情进展得慢，却很扎实。
两千零四年的年底，项目部准备给我在德里租一套独立的小公寓。狄薇佳在一天傍晚，坐在公寓的窗台前，突然看着我说，我们结婚吧。
我当时整个人都愣住了。我知道印度的种姓制度严格得像铁板一块，她虽然从不张扬，但看肤色和言谈举止，绝对是高种姓的雅利安人。而我只是一个外国来的修铁路的工人。
我问她，你家里人能同意吗？
狄薇佳低下头，手指死死绞着沙丽的衣角。她说，她父母以前是学校的退休职工，思想古板。因为她执意要留在德里找工作，家里已经跟她断绝了关系。
她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种近乎决绝的哀求，说，结婚可以，但不能办婚礼，不去见她父母，就在德里的登记处把手续办了。只要我以后对她好，这就够了。
我那时候年轻气盛，觉得只要两个人感情好，有没有老丈人家的祝福都一样。两千零五年的春天，我们简单地办了登记，就算是成家了。
婚后的生活平静得像德里郊外的护城河。
狄薇佳是个挑不出任何毛病的好妻子。她把那间小公寓收拾得一尘不染，每天在门口用彩色的粉末画上吉祥的图案。
她学会了做中国菜，虽然炒出来的西红柿鸡蛋总带着一点咖喱味，但我吃得很舒心。
几年过去，项目一个接一个，我在印度的任期一再延长。
这期间，狄薇佳在德里的公立医院里，先后给我生了三个孩子。老大是男孩，老二老三是双胞胎闺女。
家里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到处都是小孩子的哭闹声和笑声。我每天下班回家，看着三个孩子满地爬，狄薇佳在厨房里忙碌，就觉得这日子过得很有奔头。
可是，这个家里有个奇怪的禁区，那就是狄薇佳的娘家。
结婚三年多，三个孩子都下地走路了，狄薇佳从来没有提过她父母一个字。逢年过节，她从不往外打电话。
有一年中国春节，我看着窗外的月亮，心里想家。我劝她说，要不给你爸妈打个电话吧，都生了三个娃了，当姥爷的老两口哪能真记恨一辈子。
狄薇佳当时正在叠衣服，听了我的话，手里的动作猛地停住了。她背对着我，脊背挺得笔直，半天没说话。
等她转过身来的时候，眼里全是冷漠。她说，林建国，你要是想过安稳日子，就别再提那两个人，他们已经死了。
她的语气很生硬，和平时的温柔判若两人。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提这茬。
但我心里总归是纳闷的。有时候趁她出门买菜，我也会在屋里瞎翻。
狄薇佳的东西少得可怜，除了几身换洗的沙丽，就是一个上了锁的铁皮小盒子。
有一回她走得急，钥匙插在锁眼里没拔。我鬼使神差地把盒子打开了。
里面没有什么金银首饰，也没有照片。只有一沓厚厚的旧报纸，上面用印地文写着一些关于拉贾斯坦邦土地纠纷的新闻，字迹都模糊了。
在盒子的最底下，躺着一枚古旧的银戒指。那戒指很大，很重，样式很怪异，上面刻着一个类似狮子和盾牌组合在一起的徽章图案。
我把戒指拿在手里掂了掂，看不懂是什么来路，怕她回来发现，赶紧又原样锁了回去。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往前过。两千一十一年的夏天，德里的雨季来得特别邪乎，大雨连着下了好几天，路上的积水没过了脚脖子。
那天下午，我因为工地上积水停工，提早回了家。三个孩子在客厅的凉席上玩着积木，狄薇佳在厨房里煮着玛莎拉红茶。
下午四点多，门外突然响起了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那声音沉闷而有力，一听就不是平时街上跑的那些破烂货。
紧接着，沉重的敲门声响了起来。
狄薇佳去开的门。我坐在沙发上，顺着门缝往外看。
门口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印度男人。雨下得那么大，他身上却穿着一套笔挺的深色高级西装，脚上的皮鞋擦得锃亮，连一丝泥星子都没沾。
那个男人的眼神非常凌厉，像是一把开了刃的刀。他站在门口，身后还站着两个撑着大黑伞的随从。
他看到狄薇佳，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久别重逢的激动。他只是微微弯了弯腰，用一种非常生硬、近乎机械的语调说了几句印地文。
狄薇佳站在门口，整个人像是在冰水里浸过一样，脸色唰地一下变得惨白。
那个男人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那信封是用很厚重的羊皮纸做的，上面用红色的火漆封着口，火漆上盖着的图案，竟然和我在铁盒里看到的那枚银戒指一模一样。
男人把信递给狄薇佳，一句话没多说，转头就走。
外面的大雨里，停着两辆黑色的路虎越野车。那个时代，在印度能开得起这种车的人，一双手都能数得过来。车门拉开，男人坐了进去，车子很快消失在雨幕里。
狄薇佳拿着那封信，靠在门板上，身体顺着门板慢慢往下滑。
我赶紧跑过去扶她。她的手冰凉，抖得连信封都快拿不住了。
我把信拿过来，看到上面的字是用英文写的，落款是一个我从来没听过的名字。
狄薇佳靠在我的肩膀上，眼泪终于流了出来。她抓着我的胳膊，指甲深深地陷进我的肉里。
她说，建国，我父亲快不行了。他在拉贾斯坦，他要见我最后一面。你陪我回去一趟吧，带上孩子。
这是结婚七年来，她第一次在我面前承认她父亲还活着。
看着她哭成那样，我心里虽然全是问号，但也只能点头答应。毕竟是亲爹快死了，做闺女的回去看一眼是天经地义的事。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收拾了行李。
我们带着三个孩子，先是坐上了前往拉贾斯坦邦的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到处都是咖喱和汗臭的味道。三个孩子有些闹腾，狄薇佳一路上都紧紧抱着最小的女儿，眼睛盯着窗外倒退的荒凉景色，一言不发。
火车坐了一天一夜，在一座叫不上名字的古老小城车站停了下来。
我本以为我们要出站去坐长途汽车或者租一辆突突车，可狄薇佳却带着我们直接走向了车站后面的贵宾出口。
刚一出出口，眼前的阵仗就把我惊着了。
车站外的空地上，并排停着四辆黑色的高级大吉普。每辆车旁都站着两个身穿灰色制服的年轻汉子。
那些汉子个个腰杆笔直，眼神凶狠，最让我后背冒凉气的是，他们的腰间竟然都鼓囊囊的，明眼人一瞧就知道里面别着家伙。
带头的正是前天去我家送信的那个西装男。
他大步走过来，先是对着狄薇佳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拉开车门，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三个孩子被这阵势吓得不敢说话，缩在我身后。我扯了扯狄薇佳的袖子，低声问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爸不是学校职工吗？
狄薇佳没有回答我，她只是拉着孩子上了车。
车队很快发动，在破烂的土路上横冲直撞。
一路上，我发现这事情越来越不对劲。拉贾斯坦的地方上有很多设卡的警察和民兵，平时的车辆过关都要被盘剥半天。
可我们的车队过去时，那些警察一看到车头挂着的一面带有狮子图案的小三角旗，全都立刻立正敬礼，连拦都不敢拦。
车窗外的景色越来越荒凉，渐渐出现了大片的戈壁和古老的城堡残垣。
大约开了三个多小时，车队拐进了一条依山而建的私人柏油路。路的尽头，是一座巨大得超乎想象的石头庄园。
高耸的围墙足有四五米高，上面拉着电网。大门口站着两排手持自动步枪的私人保镖。
车子缓缓驶进大门。院子里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大得像个足球场，成群的仆人穿着白色的衣服，低着头站在路两旁。
我坐在车里，手心里全是大汗。这哪里是什么普通退休职工的家，这分明是土皇帝的行宫。
车子在主建筑门前停下。那是一座由红砂岩砌成的三层巨型古堡，透着一股阴冷和古老的气息。
狄薇佳牵着孩子走下车，她的脸色沉得像要滴出水来。
几个年纪很大的老妇人迎上来，对着狄薇佳弯腰行礼，嘴里用当地的方言说着什么。狄薇佳微微点头，转过头对我说，建国，照顾好孩子，跟我进来。
我抱着最小的女儿，领着两个大一点的孩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她往里走。
古堡内部空旷而高大，踩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能听到我们自己的脚步声在回荡。
墙上挂着一幅幅巨大的油画，画里的人都穿着极其奢华的印度传统服饰，佩戴着各种宝石，眼神里带着傲慢。
穿过几道长长的走廊，我们来到了古堡最深处的一间大门前。
门口站着四个身材魁梧的保镖，搜了我的身，确定我没带任何东西后，才缓缓推开了那扇沉重的红木大门。
一股浓烈的藏红花香气混杂着刺鼻的药水味，扑面而来。
房间很大，窗帘拉得死死的，光线很暗。正中央摆着一张极大、雕刻着繁复花纹的檀木大床。
林建国带着极度震惊和疑惑，陪同妻子进入了庄园最核心的深宅卧房。在一张奢华却充满药味的檀木大床上，他终于见到了这位奄奄一息的岳父——纳拉扬。
但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