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预示着濒临崩溃，但又蕴藏坚韧、力量与率真 | 一周新书推荐

界面新闻记者 | 丁欣雨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人在世间爱的第一个人，是母亲，母亲的笑影落在婴儿眼中，婴儿也笑，第一个爱与喜悦的回环就完成了。在跟母亲的关系里，我们学习、演练此后一生爱的方式。”

鱼和水的关系有很多种：水中游鱼制造出影影绰绰的线条时，像极了亲密关系中流动的欲望；鱼在水里扑腾时，像极了婚姻走到某个令人窒息的路口；而鱼与海水也能让人联想到母女之间的关系，既相依相生，又渴望突破束缚感受自由。母亲王大鲤去世后，女儿郭泉在收拾遗物中，发现了母亲之前的秘密，从这里开始，她才了解这个人完整的一生。

这是张天翼第二次写母女关系题材的小说，她多用隐喻，给《鱼水》里的人物起名时会刻意分水火，丈夫姓郭，寓意女性走进婚姻这口锅就如鱼进锅，失去鲜活，变成一道菜；儿子的名字“炎”，是让母亲身心难愈的炎症，女儿的名字“泉”，滋润着母亲却无法成为她的畅游之地。

《三十岁》
[奥] 英格博格·巴赫曼 著 王凡柯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字句lette 2026-6

界面文化编辑部聊天室栏目曾聊过“年龄”这回事。有记者发现，电视剧里人物的年龄堪称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很多设置在29岁，仿佛说明30岁这个坎真的很难跨过去，也是收视率的保证。而在短篇小说集《三十岁》的同名篇目中，奥地利作家英格博格·巴赫曼也描摹了一个年轻人来到30岁的这一天：他还会被旁人说年轻，但他却感到犹疑，觉得自己不再有资格假装年轻；在此之前，他只是过着一天接一天的生活，轮流尝试不同的东西，但他开始担心起来，他将不得不展示他真正能够想什么、做什么，不得不承认什么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而这些很有可能已经被他浪费和错过了......

在一个平凡的日子，关于“存在”的追问突然浮出水面，时时扰动心灵。这个在巴赫曼小说集中的基础设定，也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境况。巴赫曼在日常瞬间寻找意义，不仅关注而立之年的人如何被回忆淹没，也探讨了爱、孤独、语言、权力与救赎等其他议题，例如战后废墟之中，年轻人试图重建自我的过程，或爱情中的双方，是否永远无法真正抵达彼此。1972年诺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评价她的写作有一种“习以为常的紧张”，隐匿于背后的是挥之不去的破碎感。“这种脆弱总预示着她‘濒临崩溃’的状态，但又蕴藏着坚韧、力量与率真。”

《三十岁》是巴赫曼由诗歌转向小说写作的初次尝试。她的诗集作品包括《被暂缓执行的时间》《大熊座的呼唤》。《三十岁》也在1961年获“德国批评家协会文学奖”，此外她还创作长篇小说。2026年是巴赫曼（1926-1973）诞辰100周年。

《诗的开端：如何理解〈诗经〉》
张定浩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艺文志eons 2026-6

在一个危机四伏甚至思想和行动都陷入瘫痪的时代，阅读几千年前的《诗经》有什么意义？尽管很多人将它视作一种逃遁，或是玩弄风雅之事，但张定浩读《诗经》的理由是积极的。他借用了汉娜·阿伦特“深海采珠人”的比喻：“虽然生命必定受时间之衰败的支配，但是衰败的过程同样也是结晶的过程......仿佛它们只是等待着有一天采珠人来到这里，把它们带回到这个活生生的世界——作为‘思想的碎片’，作为某种‘丰富而陌生’的东西。”把诗当作一种尚未获得、始终在前方的存在，就能从阅读过去的诗的过程中转化出即将到来的诗。

张定浩历经10年完成了28篇《诗经》的评论小文，采用逐字逐句的方式接近名篇，追求整体理解。这种具体化的阅读体现在关注基本的字词层面，比如不少学者容易忽视的虚字，也包括回归思想的具体。张定浩认为，现在的《诗经》解读有两个常见倾向：一是将《诗经》尤其是《国风》简单地视作民间歌谣，二是用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式进行解释。这其中有些启发，但多多少少轻视了《诗经》中本来蕴含的政教维度，即通过委婉的讽谏来褒贬善恶是非，以达到教化和修身的目的。

《我的二十世纪：李欧梵回忆录》
李欧梵 著
译林出版社 2026-6

成长小说，一个源自德语的次文类，内中的主人翁在成长过程中到各地“游学”，体会人生。现年87岁的李欧梵也将自己的人生视作一本讲述“还在成长，还没有长大”的人之经验的小说，这样说的原因，是他觉得自己的一生充满了不由他作主的偶然性。他于1939年在河南省的日军轰炸声中出生，童年随父母躲避战乱奔波至中国台湾地区，从台大外文系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却一住就是三十多年。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他回到香港地区定居、结婚，担任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至80岁。由于认识到了人生的偶然性，李欧梵的自述相比历数成就，反而饱含许多挣扎和烦恼，诸如被台大外文系的西式作派吓坏，在普林斯顿拿不到终身教职，常做噩梦梦到没人选他的课、讲课讲得一塌糊涂......

尽管新世纪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但李欧梵自认，属于他的二十世纪尚未完结，因为二十世纪赋予他的人生经验和价值观依然影响深刻。这本回忆录同时也是他为自己的二十世纪写的备忘录。前12章为李欧梵个人独白，他讲述了自己的人生、学问、爱情，与白先勇、夏志清、北岛、李安等人的际会，既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在动荡世纪中的情绪与选择，也把华语文化圈的交往史呈现在读者眼前。后三分之一是李欧梵和港中文教授张历君共同完成的对话体题目，从跨文化研究的线索入手，引经据典，进行学思历程和阅读经验的反思。

《羞辱政治：一部近现代史》
[德] 乌特·弗雷弗特 著 潘璐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人 2026-7

在中国连接互联网32年之际，“开盒”示众和“一言不合”就网暴的情况正愈演愈烈，它使许多人经历“社死”，在线生存权被取消。在德国情感史学者乌特·弗雷弗特看来，这是羞辱实践在当代的变体。当个体想要贯彻或强调一种通行的道德规范，并彰显权力高位时，羞辱就会发生，它激发人的羞耻，而这是一种具有巨大力量的情感，有时令人“恨不得钻进地缝里”，有时则造成致命性的毁灭。羞辱之所以效果显著，在于它往往发生在有第三方的跨人际场合。互联网的数字化进一步扩大了范围，也使羞辱脱离传统的社会框架和“矫正”功能，只屈从个人的欲望满足。

从学校体罚到外交跪拜，弗雷弗特梳理了18世纪以来主要发生在欧洲的羞辱历史，意在指出，谁在什么时候、针对谁、为何使用这些羞辱的方法，遵循的是一种政治的适宜性，其中表现着特定条件的变迁。她还发现，由于现代社会突出自我意识和“尊严”话语，人们在无力的状态下对“社会等级下降”的恐惧和对“他人优越姿态”作出的反应会比以前更强烈，文明进程中羞耻和尴尬的边界也在扩大，这些都让人们感受羞耻的能力在提升而非减弱。

随着羞辱的形式越发多样，弗雷弗特强调，一个自由的社会或许无法阻止任何人让自己成为羞辱对象，也无法阻止任何人看着别人这样做，但应确保其机构不参与其中，而“当羞辱以野蛮的形式出现，当羞辱被暴力榨取时，它必须进行干预”。

《世界历史的长弧之末》
巫怀宇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铸刻文化 2026-6

当人工智能企业在世界各地拔地而起，开发各式新颖产品，把人类未来那个指向便捷、美好、先进的推想又再次顶到极致时，巫怀宇却想向读者揭示一串疑问：为什么科技越发达，工作却越疲惫？为什么学历越高，上升通道却越窄？为什么物质日益丰裕，精神却日渐虚无？为什么补助丰厚，生育意愿却跌至谷底？为什么交通、社交工具日益便利，世界却日益封闭、民粹抬头？他得出的观点性结论是：近几百年的技术爆炸和高速增长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段特例而非常态；历史正在降速，世界正在凝固，未来正在收束。

他将“低垂的果实”这一经济领域隐喻贯彻在论述中，在多数发达社会，政治、法律、技术变革的低垂果实已几近摘完。果实容易摘得时，世界不仅均等，也更统一和完整，但在只剩较高的果实悬挂的时代，人群的生活形式则会被撕裂，不再共享同一种文化语境、同一幅世界图景。这也改变了人们的诸多心态，例如人们依然与世界加速时期那样怀旧，但怀念的不再是《从前慢》里古老的永恒，而是自由与希望；例如人们依然与高速发展时期那样感受着日常生活的瞬间，但波德莱尔笔下松弛的“游荡者”是从旧桎梏崩解、初获解放的历史转型中出现的，现在人推崇的日常性和松弛感，却只是因为疲倦。

巫怀宇强调，人们习惯了站在此地瞭望未来，仿佛未来是未知的，能抓住的只有当下的确定性。但有时最遥远的终末反而能提供最稳定的视角，就像从死亡看待生命。相比近在眼前的趋势，他更关注未来，关注“大停滞”会以何种方式到来，人类又何以应对的问题。

《天桥艺人：一个民俗学的诠释》
岳永逸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 2026-7

北京老天桥地区有过这样一群人，他们“画锅撂地”、连说带唱，共同构成了中国早期的民间曲艺生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岳永逸长期关注天桥杂吧地的兴衰流变，通过走访侯宝林、关学曾、朱国良等艺人及其后人，结合外围观察与文献资料，梳理艺人从漂泊求生、拜师学艺、摆知出师到各地卖艺的职业轨迹，还原了具体的江湖行规习俗与不同行当的表演形式。

过往认知总会把市井曲艺人化归到“下九流”的身份位置，但在解放后，他们从由祖师爷支撑、师父支配的行当组织、班社中被分配到由政府相应职能部门管理的曲艺团、杂技团之中，拥有了名正言顺的归属，社会的刻板目光也随之发生改变。岳永逸的研究同时指出，艺人与士农工商一样，有共通的“人”的属性，他们既受四民社会与江湖的双重形塑，也要在生计与日常中完成“社会化”。而天桥艺人的“边缘性”“底边性”同样并非特定群体专属，而是与所有人的生存本质都会形成映射的局部“自我认同”。

除口述记录之外，书中还收录有多幅未公开纪实照片，如1999 年小腊竹巷未拆迁民居、2005 年天桥广场抖空竹、王学智收徒仪式、德云社天桥乐旧照、关学曾晚年留影等，并由姜昆作序。

《色彩列传：粉色》
[法] 米歇尔·帕斯图罗 著 张文敬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6

在所有色彩中，粉色的位置似乎有些模糊不清。它既非一种物质色彩，也不是一种光线色彩，人类在来到18世纪左右才有能力制造粉色的颜料和染料，但又很早就从自然界观察到它的痕迹。由于中世纪早期之前，人们更崇尚纯正鲜艳的色彩，相比之下粉色很长一段时间不可捉摸、稍纵即逝，甚至是“桀骜不驯”的，因此它并不受关注，也迟迟没有拥有姓名。直到粉色终于能被人工呈现出来，人们才用近似的花卉语言完成了命名——法语、德语与意大利语选择了玫瑰（rose），而英语选择了石竹（pink）。

法国历史学者米歇尔·帕斯图罗撰写的“色彩列传”系列先前已出版了聚集蓝、绿、红、黄、白的书籍，旨在从欧洲社会和文化角度出发，探讨色彩的由来、词汇、符号象征，并与日常生活、世俗文化、科学知识、宗教道德和艺术创作进行关联。帕斯图罗发现，粉色和其他色彩一样，其意义是相当丰富的，除了粉色会被专门与女性对应起来这一刻板印象之外，它有时是正面的，如法语“看到玫红色的人生”意味着“以乐观态度面对人生”，有时也有负面含义，如法语“玫瑰水小说/电影”意味着“公式化、结局圆满的爱情小说/电影”，这些不仅与文化习俗相连，也与色彩使人出现的情感反应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