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人事部送来这周的面试名单，我随手翻开。
翻到第三页时，手一抖，整杯咖啡洒在桌上。
“刘菊芳”，三个字，像三根刺扎进眼睛里。应聘岗位：前台。
我把那张纸单独抽出来，盯着看了很久。窗外的雨淅淅沥沥，敲在玻璃上，一下一下，像从1988年敲到今天。
我拿起内线电话，按了人事部的号码：“周经理，今天下午面试的那个五号，我亲自面。”
“蒋总，她应聘的是前台……”
“我说得不够清楚吗？”
挂了电话，我窝进椅子里，手心全是汗。
三十年了。
01
那天下午两点半，我站在监控室的屏幕前。
画面里，走廊的长椅上坐着一排面试者。
靠墙的那个位置，她低着头，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衬衫，领口有点皱，但扣得整整齐齐。
头发用最普通的黑色发夹盘在脑后，耳边几缕白发露出来。
她的指甲剪得很短，没有涂任何颜色，手背上的皮肤有些粗糙，指节处有明显的裂口。
旁边的年轻女孩们叽叽喳喳地聊着天，讨论刚买的包包、周末去哪吃饭。
她们都化了妆，穿着时兴的裙子，踩着高跟鞋。
只有她，一双黑色平底布鞋，裤脚有点短，露出洗得泛黄的袜子边。
她像一个走错片场的人。
我盯着那个侧脸，喉咙发紧。
三十年了，她瘦了很多，颧骨比记忆中高了不少，下巴也尖了。
但是那个坐姿——微微侧着身子，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偶尔抬起手理一理头发——和当年一模一样。
1988年秋天，我第一天上初中，走进教室就看见她坐在我旁边。
她冲我笑了笑：“你好，我叫刘菊芳，以后咱俩是同桌了。”那天她也是这个动作，理了理耳边的碎发。
“蒋总，面试开始了。”助理韩程磊推门进来，打断了我的回忆。
我回过神：“五号面了没？”
“刚叫进去。”他说，“周经理亲自面的。”
我没说话，转身出了监控室，往面试间的方向走。
走到门口，我没推门，就站在外面。隔着门板，能听见里面的声音，不大清楚。我把耳朵贴上去，听见周经理问：“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
然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比我记忆里的要哑一些、低沉一些：“我……我在网上看到招聘信息，觉得待遇挺好的，而且离我家也近。”
“你之前做过什么工作？”
“在电子厂做了八年，后来厂子搬迁就辞了。之后在超市理货，做了三年。还做过家政……”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乎听不见。
“你今年多大？”
“四十五……不，四十六了。”
“这个年纪应聘前台，自己觉得合适吗？”周经理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犹豫。
沉默。
我听见她深吸一口气：“经理，我知道我这个年纪不好找工作。但我识字，会用电脑，打字不慢。人也麻利，不偷懒。你给我一个月试用期，干得不好，我自己走。”
我的心像被揪了一下。
推开门。
面试间里，三个人都愣住了。周经理站起来：“蒋总，您怎么……”
我没理他，目光落在椅子上那个人身上。
她抬起头，看见我，整个人僵在那里。
四目相对。
我从那双眼睛里看到了熟悉的光，但更多的是岁月的磨痕。眼角全是细细密密的皱纹，眼底有些发红，嘴唇干裂起皮。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我也没说话。
好一会儿，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这人我亲自安排。”
周经理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没说，收拾东西出去了。
房间里只剩我和她。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她的两只手紧紧攥在一起，指节泛白。
“你……”我开口，声音有点哑，“你还好吗？”
她点点头，没抬头。
“抬起头来让我看看。”
她慢慢抬起头，眼眶里全是泪水，但她忍着没让它们掉下来。
“蒋董事长……”她叫出这个称呼时，嘴唇在发抖。
“别这么叫。”我走过去，在她对面坐下来，“你还是叫我蒋斌吧。”
她没接话，低下头去。
我看见她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02
那天后来我让她先回去了。
我说：“明天来上班，不用面试了。月薪按私人助理的标准发，一万五。”
她抬起头，眼睛里全是惊讶：“蒋董事长，我是来应聘前台的……”
“我说了，别叫我董事长。”我把那份简历塞回她手里，“你就当我还债。”
她愣在那里，好一会儿才说：“那个钱你早还了。”
“什么钱？”我反问。
她没说话。
我坐在办公室里，点了一根烟。窗外的雨还在下，天色暗沉沉的。
三十年前的画面，在脑海里一帧一帧地回放。
那年我十四岁，家住在镇子边上最穷的那个角落。
父亲在我七岁那年病死了，母亲靠给镇上的人洗衣服供我读书。
每天一大早，我起来把衣服装进两个大塑料袋，骑车送到镇上各家各户，放学回来再挨家挨户收。
洗一件衣服五分钱，一个月挣不到二十块。
但那时的学费，一学期六十块。
初二那年冬天，我妈病了一场，在床上躺了半个月。
那段时间没人洗衣服，家里没有一分钱进账。
开春交学费的时候，我妈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只找出二十几块钱。
我说：“妈，我不读了。”
我妈没说话，转过身去抹眼泪。
第二天我去学校，坐在位子上一言不发。刘菊芳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她看了我好几眼，没再问。
那段时间她每天都带两个包子来学校，总说：“我妈买多了，我吃不完，你帮帮忙。”我知道她是故意多带的，因为有一次我看见她妈在学校门口给她送午饭，只给了一个馒头。
她把她妈拉到一边，小声说：“妈，你以后多带一个，我给蒋斌带一个。他天天中午啃干馒头。”
她妈叹了口气：“咱家也不宽裕。”
“我知道，”她说，“但他成绩好，不能饿着肚子读书。”
后来我妈身体好了，又能洗衣服了，日子勉强过得去。我每天拼命读书，心里想着，只要考上县重点高中，就能有奖学金，就能继续读下去。
初三下学期，中考前一个月，县重点的预考成绩出来了。
我考了全镇第三，超过录取线六十多分。
老师高兴得合不拢嘴，让我回家跟我妈说，一定要好好准备中考。
可是回到家，我妈坐在灶台边，手里攥着一张纸，手都在抖。
那是学校发下来的缴费通知。县重点的学杂费加上住宿费，一学期要三百多块。预缴定金就得一百二。
一百二十块。
我妈把家里所有的钱凑在一起，才三十九块。
那个晚上，我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想了很久。第二天一早，我对妈说：“我不考了。”
我妈哭了，一句话没说，就那么坐在灶台边哭。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心里难受得要命，但我没哭。
那天上午的课我没去上。我在镇上的砖厂门口站了半天，想进去问问还要不要人。砖厂的人看了看我：“太小了，不要。”
我又去菜市场，想找个活干。人家一看我这个头，摇摇头走了。
回到学校已经是下午第二节课了。我低着头走进教室，刘菊芳看了我一眼，小声问：“你怎么了？”
“没事。”我坐下，翻开书。
但她不是那种会被糊弄过去的人。那一整天，她一直看我，但没再问。
放学的时候，她突然拉住我的书包带子：“蒋斌，你等等。”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看着她。
她从课桌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塞进我书包里，然后转身就跑了。
我打开一看，愣住了。
一沓钱，全是零零碎碎的票子。
一块的、两块的、五毛的，还有一毛两毛的硬币。
卷成一卷，用一根橡皮筋箍着。
最上面叠着一张纸条，用铅笔写的，字有点歪：“考上重点高中，请我吃冰棍。”
我数了数，刚好一百二十块。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把那沓钱放在我妈面前。我妈问我哪来的，我说同桌借的。我妈愣了愣，伸手擦了擦眼角，没再问。
后来我考上了县重点，又读了大学。工作后第一年，我回老家找过她。
她家已经搬走了。
邻居说，她初中毕业就嫁了人，嫁到隔壁镇去了。具体哪儿，没人说得清。
那是我心里一直搁着的一块石头。
三十年了，我一直在找她。
03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站在公司大厅里等她。
前台的小姑娘看见我，吓了一跳：“蒋总早！”
“早。”我点点头，没多解释。
八点十五分，我看见她走进来。
她换了一身衣服，深灰色的长裤，白底碎花的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脚上穿的还是那双黑色布鞋，但看得出来是刷过的，磨白的边角都是干净的。
她看见我站在大厅里，脚步顿了一下。
“来了。”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嗯。”她点点头，眼神有点躲闪，“董事长早。”
我张了张嘴，想让她别叫董事长，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算了，随她吧，以后再说。
我带她穿过大厅，走到人事部。周经理已经在等了，看见我亲自带人来，脸上闪过一丝惊讶，但很快恢复了正常。
“周经理，你给她办入职吧。”我说，“岗位我之前说过了。”
“好的，蒋总。”周经理点点头，“刘女士，请这边来。”
她在原地站了几秒，看了看我，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最后跟着周经理进了办公室。
我站在走廊里，点了根烟。
一根烟抽完，周经理出来了，手里拿着她的入职表。他走到我面前，犹豫了一下：“蒋总，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说。”
“这个刘菊芳，她……”周经理斟酌着用词，“她以前没做过助理的工作，我担心她适应不了。““她学得会。”我说。
“而且她的学历……”
“周经理，”我看着他，“你知道我辍过学吗？”
他愣了一下。
“我以前差一点就没书读了。”我说，“因为有人借了我一百二十块钱。”
他没再说话。
上午九点半，她的工位安排在五楼，紧挨着我的办公室。
我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看过去，她坐在那里，双手放在膝盖上，不知道该干什么。
桌上的电脑她不敢碰，文件不敢翻，就那么干坐着。
我心里一阵发酸。
下午开完会，已经是六点多。
我走出办公室时，看见她还在工位上，面前摊着一本员工手册，她正一页一页仔细地看，眉头微微皱着。
灯光打在她侧脸上，那些皱纹比白天更明显。
“怎么还不走？”我问。
她抬起头，有点慌：“我想把手册看完，怕明天来了跟不上。”
“下班了就下班了，明天再看。”
她犹豫了一下，合上手册：“那我先走了。”
“用不用我送你？”
“不用不用，”她连连摆手，“我自己坐公交就行。”
她收拾好东西，背起那个洗得发白的布包，朝我鞠了一躬：“董事长，那我先走了。”
我说：“明天别迟到。八点半上班。”
她点点头，快步走了出去，背影消失在电梯口。
我站在窗边，看着她走出大楼，往公交站的方向走。她走得不快，身体微微前倾，好像肩上永远扛着什么重东西。
窗外的路灯亮起来了，昏黄的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拨通了助理的电话：“韩程磊，帮我查一下她家的情况。尽快。”
电话那头应了一声。
我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眉心，感觉有点累。但更多的是另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堵在胸口。
04
第三天下午，韩程磊把一个文件袋放在我桌上。
“蒋总，查到了。”他说，
“刘菊芳现在住在城西那片老小区，丈夫叫吴刚毅，五十三岁。三年前在工地上摔下来，腰椎二度骨折，后来感染留下后遗症，一直卧病在床。家里花了十几万，现在是欠着的。”
我翻开文件袋，里面有一张医院的费用清单。密密麻麻的项目下面，总欠费一栏写着：178,632.00。
她把那个数字盯了很多秒，才出声：“还有呢？”
“她女儿叫韩程磊——”韩程磊说到这里，顿了一下，“跟我同名，是刘菊芳女儿的名字。今年大学刚毕业，学会计的。现在还没找到正式工作，在跑外卖，想帮忙还债。”
“女婿呢？”
“没结婚，没男朋友。”
我沉默了一会儿：“她丈夫现在在哪家医院？”
“市第二人民医院，六楼骨科。”
“明天上午帮我约一下，我想过去看看。”
韩程磊走后，我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窗外天已经黑了，城市的霓虹灯次第亮起来。
三十年前，她就是这样的。有什么事从不跟别人说，自己扛着。当年给我凑钱的时候，她也没告诉我是怎么攒的。
后来我才从其他同学嘴里知道，那一百二十块钱，她攒了整整两年。
她每天放学去帮菜市场的摊贩剥蒜，一斤两毛钱，剥得十个指头都是蒜味，皮肤一层层地掉。
周末去糊纸盒，糊一个一分钱，她从早上八点做到晚上六点，一天能糊两三百个。
两年，她攒了一百二十块钱。
她本来想拿这些钱买一辆自行车。她家离学校四公里，每天走路去上学，要走四十分钟。有了自行车，就能省出更多时间做作业。
但那些钱，最后全给了我。
我吸了吸鼻子，仰起头，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明晃晃的灯。有钱以后，我买过很多好东西。房子，车子，一块十几万的手表，一瓶几千块的酒。
但那一百二十块钱，我从来没还上过。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市二院。走廊里的消毒水味让我皱了皱眉头。六楼骨科，32床。
推门进去，我看见了那个男人。
吴刚毅躺在床上，瘦得皮包骨头。脸蜡黄蜡黄的，眼窝深深陷下去。他的嘴唇干裂，时不时地舔一下，喉咙里发出粗重的呼吸声。
床头柜上放着半个馒头，还有一杯凉透的白开水。
“吴刚毅？”我走过去，在床边坐下。
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没有光，只有一种麻木的疲倦。
“你是谁？”他的声音很弱，气若游丝。
“我是她以前的同学。”我说。
他愣了一下，然后又转回去，看着天花板：“她的同学？这么多年了，没见她跟谁联系过。”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儿，我才问：“你的病，医生怎么说？”
“还能怎么说。”他闭上了眼睛，“过一天算一天。”他的语调里没有愤怒，没有抱怨，只有一种让人心头发堵的认命。
我在床边坐了十几分钟，一句话都说不出。走的时候，我把一张银行卡塞进他的枕头底下。后来想了想，还是抽了出来。
我不能这么给。
她会不高兴的。
我走出医院，站在门口，点了一根烟。烟雾在午后的阳光里升起来，盘旋了一小会儿就散了。
我得想个别的办法。一个她不会拒绝的办法。
05
我让公司成立了一个“员工家属医疗援助项目”。
名字听起来很大，其实就是一笔专项基金，专门用来帮员工的直系亲属垫付医疗费。
项目批文上写着：凡在职员工，工龄满一年者，其直系亲属因病住院，可按比例申请垫付。
这笔钱从公司福利费里出，不从工资里扣。
第一条，工龄满一年。
刘菊芳进公司才一个多礼拜，明显不达标。
这难不倒我。
我把周经理叫到办公室，把批文推到他面前：“先执行。第一条先当试点政策。”
周经理看了看批文，又看了看我：“蒋总，这个项目……”
“有什么问题？”
“没……没什么问题。”他拿起批文，犹豫了一下，“不过刘菊芳的条件不符合吧？她才入职一星期。”
“我说了，先当试点。”我看着他，“给她特批。”
周经理没再说什么。
那天下午，周经理通知刘菊芳来办公室，告诉她可以申请这个项目。
我看见她站在办公室里，双手撑着桌沿，身体微微前倾，听着周经理解释这个政策。
她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惊喜，也有不安。
“真的吗？”她问，“我才来没几天……”
“蒋总刚批的新政策，算是试运行阶段。”周经理说，“你在公司做个表率。”
她沉默了一会儿，最后点了点头。
这笔钱下来得很快。医院那边的欠款一下子清了，她丈夫也转了一个环境好一些的病房。
但我没想到，这件事会惹来麻烦。
那天，公司的副总萧政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萧政跟了我十五年，从一个小作坊做到现在这个规模，算是最老的兄弟之一。
他为人耿直，眼里揉不得沙子。
“蒋董，听说公司新搞了一个什么医疗基金？”他在我对面坐下来，翘起二郎腿。
“嗯。”
“第一批就给了那个新来的大姐？”
“她确实有需要。”
“有需要的人多了。”萧政拍了拍桌子，“公司上下五百多号人，哪个没需要？蒋董，你是老板，但公司不是一个人的。制度就是制度，你破了一次例，以后就没办法管了。”
我看着他，没说话。
他又说：“我知道你跟她有旧。那天你在监控室门口站了半天，我都看见了。但公是公，私是私。”
他这话说得在理。
但我没让步。
“这件事我有分寸。”我说，“以后的项目申请按制度来，但这一次，我说了算。”
萧政站起来，看了我一眼，甩下一句话：“行，你是老板。”
他摔门走了。
这事我以为就这么过了。但我错了。
半个月后的董事会上，萧政把一堆资料拍在桌上，直接翻开了牌。
“蒋董事长，”他指着那些资料，“我已经查得很清楚了。刘菊芳的老公，三年前工伤欠了十几万。你自己特批了项目基金，先把医院欠款结了，后面还给她调了岗位、涨了工资。这些事，你跟我说是公事公办？”
会议室里的几个董事面面相觑。
我盯着萧政：“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萧政站起来，声音不大不小，但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楚，
